最近一次在日本度假时，我把—本书落在了大阪机场。那是米兰·昆德拉写的《小说的艺术》，这本书跟随我十多年，辗转五地，部分书页甚至翻出了毛边。在大阪机场等候火车的间隙，我又拿出来翻了几页。之后，当我在JR线上落座，想要接着读而遍寻不着时，才发现把它落在了长椅上。

我的第一反应是下车去把书找回来，接着花了几秒钟来打消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最后我陷在列车的座椅里，在想象中打开它，翻到了一读再读的一个片段，作者对《安娜·卡列尼娜》的一段复述——

在列文的庄园，一男一女相遇了，两个孤独、忧郁的人。他们相互间有好感，暗中希望能将两人的生活结合到一起。他们只等着能单独待在一起的机会，以互相表白。有一天他们终于在没有第三者的情况下同处一个小树林。他们在那里采蘑菇。两人内心都很激动，一言不发，知道时机来了，不要让它溜走。当时他们已经沉默了很久，女人突然开始说起蘑菇来了。这完全是“违背她的意愿的，意想不到的”。随后，又是一阵静默，男人掂量着字眼想表白，可是他没有谈爱情，“出于一种意想不到的冲动……”他也跟她谈起蘑菇来。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还在谈着蘑菇，一点办法也没有，心中充满了绝望，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永远都不会谈到爱情了。

这是全书中我最喜欢的段落之一，就像作者说的，“这段非常美的小片段仿佛是《安娜·卡列尼娜》最伟大的成就的一个缩影：表现人类行动无因果关系的、不可预知的、甚至神秘的一面。”

事实上，我有把那本书找回來的机会。离开大阪前，我去失物招领处找到了它的下落。那晚它被人拾到，在机场附近的派出所里。工作人员给我开了个条，并画了路线图。往返需要30分钟，而飞机起飞还有一个小时。我犹豫了一番要不要冒着错过航班的风险去把书领回来，我想象了我在机场里奔跑的样子，我有信心跑得足够快，以较大概率地赶上航班，只不过狼狈些，要出一身汗。我想了想这些年来我在书页上涂涂画画的笔迹。

最终我慢慢地踱向了安检口。也许我懒得麻烦，也许我觉得可以在以在下次的时候再去领它，或者是有了“时候到了”的觉悟，需要和它就此告别一段时间。但说到底，这些都只是自我安慰，我找出它们，是因为失去一样东西总得有个理由。

随后的旅途里，我见了一个辞掉工作，在日本读书的老朋友。这是她游学之旅的第二站了。当年她离国前，我给她送行，她提到了一些同事的动情时刻——认为她勇敢地选择了他们想要而不可得的生活。她有些生气，认为这种赞美刻奇而缺少意义，因为对方并不清楚她所背负的压力以及付出的代价。

在高円寺的咖啡涫里，在聊完她经过一步步选择与坚持而得来的生活近况后，她问起我的打算。这就让我有些不好意思了，实话实说，我的人生向来缺少安排，我能想到比较得体的表述是邓晓芒所说的：只要不为自作多情所哄骗，人会发现自己永远是偶然的、唯一的、一次性的、不可替代的。

我说，不管如何计划，人生都是偶然而荒诞的。她略略惊讶，问这会不会有点儿太残忍了。

事实上，我觉得不会，并且恰恰相反，这才是生活中温柔的一面，正因为这一切都是偶然的、未经计算与预料的，一切相遇的发生才显得弥足珍贵。我想到这些时，已经在回国的出租车上。那天雾霾厚重得好像水泥糊在了车窗上。这种感受最早出现在女儿出生以后，我努力想要记住她的模样，可是很快就发现无济于事，因为每隔几天她就变了一个样子。这让我第一次明确意识到了时间的速度，以及想要抓住点儿什么时的徒劳。

截稿前，正值霍金逝世一周年，我读完了他的遗作《十问：霍金沉思录》（我更喜欢原来的书名《Brief Answers to the Big Questions》）。

在书里，霍金提到了宇宙的偶然性，他反驳了爱因斯坦“上帝不掷骰子”的名言，“上帝是个地地道道的赌徒。宇宙就像—个巨大的赌场，随时部有骰子不停被投掷，赌轮盘不停旋转。”

霍金在书里提到，智慧生命的出现只是一个偶然中的偶然——生命自动发生的概率如此之低，而智慧生命并非进化不可避免的后果，智慧只是生命形式的诸多可能之一，甚至并不一定具有长期的生存价值。

承认宇宙与生命的偶然并不意味着消极，霍金多次申明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仍为人类的未来念兹在兹。他建议发展人工智能来改善我们的世界，并满怀希望地鼓励人们尝试探索太空，以寻找可居住的替代行星，他的设想是用光束将纳米级的飞船送上太空，以达到光速的五分之一，这样就可以在一小时内到达火星，20年多一点儿到达半人马座阿尔法星（与地球有一些相似之处的候选新世界）。有趣的是，这个计划来自于爱因斯坦16岁时的奇思妙想——骑在光束上飞起来。他说，“我希望是好的。我不得不如此。我们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