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敏　郝敏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认清历史方位，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发展的基础性问题。认清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内在地包含三方面因素：一是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历程，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的问题;二是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主要任务以及指导思想的新变化，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了哪里”的问题;三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远景是什么，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往哪里去”的问题。

【关键词】历史方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69（2019）05-0008-05

方位，即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方向与位置。古人说：“辨方向而正则，五精帅而来催。”正确判断自身方位，对于人们决定何去何从具有极端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现实定位及未来趋势的总和，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纵向坐标和现实社会各领域状况横向坐标的交汇点，其参照系必然包括世情、国情和党情基本要素。因此，准确把握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至少需要考虑三方面因素：其一，在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辩证统一中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历程，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的问题;其二，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处于怎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与过去相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什么转变，赋予党和国家什么新的历史使命，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了哪里”的问题;其三，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远景是什么，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往哪里去”的问题。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历了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进程。可以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改革开放前是党对社会主义探索阶段，改革开放后是党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新时代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有其内在承接性的基本逻辑关系。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认识和把握，必须基于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整体性审视。

（一）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道路的探索可上溯至20世纪50年代。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最先提出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大课题，试图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中共八大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指明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248。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248。基于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性特征和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我们党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为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制定并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关于社会主义的阶段划分，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建立”和“建成”的区别，“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2]。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上的谨慎态度。但总的来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仍处于不完全清醒状态，没有能够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共八大对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也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这之后，为了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毛泽东集中精力系统阅读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社会主义做了“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的划分，“社会主义这个阶段，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3]。对于何时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也由最初认为需要十至十五年，转变为“要使生产力很大的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4]。对于建成社会主义所需时间估计的重大变化，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艰巨性和复杂性的深刻认识，应该说这一认识是正确的。

（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中国国情出发，重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作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进而重新开始社会主义建设这篇大文章的设计和构思，着重思考如何搭建从中国现实通向社会主义理想的“桥梁”，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方针、政策的战略调整，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主题。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使用“初级的阶段”概念，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5]166-167。同时总结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5]168。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做出明确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6]11。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不动摇。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两层含义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只有坚持这个基本判断，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又不会重蹈超越阶段的覆辙。另外，在深刻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之上，党中央提出了我们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6]13。基本路线框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轨迹，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新的历史航程。1997年党的十五大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九个方面论述了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至此，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

进入二十一世纪，党中央针对国内外形势发展趋势及时作出准确判断：“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7]665我们党紧紧抓住并切实用好了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带领人民群众不懈奋斗，国家开始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在与时俱进中不断丰富成熟，党的十八大更是在加强顶层设计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8]

显而易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失败的教训“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7]420，而成功的经验在于“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會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7]420。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了哪里”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历史自觉的党，在“纵观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历史演进，通览国家、政党、民族的沉浮兴衰”[9]后，党的十九大向全世界发出了中国最强音：“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0]

（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发生了新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也推动着社会主要矛盾以动态平衡之势运动发展。而新时代之所以成为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最关键的历史依据正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这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点。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种种转化都体现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部分质变。一方面，历经四十年改革开放，我国稳步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总体实现了小康，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满足。但不可否认的是，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既需要量的积累，也有质的要求，而且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质的要求相对于量的积累越来越上升到主要方面。即便我们已经造就了许多世界经济发展奇迹，但我们必须承认现在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还远没有达到完全满足的程度，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本身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现象，不平衡的地区和人群发展水平问题依旧突出。面向未来，人民对美好生活提出了更多方

面、更高质量的要求，“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0]。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美好生活”都比“物质文化生活”要宽、要深、要丰富，因而也更复杂，要求也更高。另一方面，经过社会生产急剧变革和快速增长，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一直保持快速发展，现在更向着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迈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超越了“不发达”的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更加突出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而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也决不比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来得简单和容易，而是更复杂、更深刻，涉及面更广，要求更高。可以说“主要矛盾的转化并不意味着主要矛盾的淡化或缓和，而是以一种更复杂、更全面的形式呈现出来”[11]。

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相应的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0]。这就要求新时代必须继续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我国社会一切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办法，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初级阶段也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这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对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也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时代任务。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各项任务中。在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前提下，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就成为我国创新发展思路、构建新发展模式、形成新发展动力的重要基础。

（二）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新变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初就是一个注重理论创新的政党。对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2]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理论创新时，一方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从新的历史条件、特定时代主题和变化着的具体国情出发进行理论创新。另一方面，更要以正确的理论进一步指导新的实践，用发展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进入新时代，现代化建设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发生变化，要求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在理论层面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作出回答，还紧紧围绕新的历史方位以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0]这些重大时代课题，在顶层设计和关键枢纽两个层面，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而且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引导下经过批判性反思，在实践层面对经济、政治、文化、民生、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工作作出了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必然结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往哪里去”

新时代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了更高水平的历史方位上，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确立了既符合实际又具有前瞻性的奋斗目标，科学规划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0]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安排，党和国家的工作也由此呈现出更大的突破性与创造性。毋庸置疑，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与世界发展的步伐紧密相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问题也是世界社会发展共同面临的问题。

（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对国家长远目标和现阶段目标的规划。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对实现“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作了明确规划。在二十世纪末前两步战略目标——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已經提前实现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新三步走”战略，把“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战略部署具体化。跨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党总结经验顺应时代潮流，提出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我们党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作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部署。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特别明确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这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和重要标志。我们必须以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民生领域的短板弱项。当前我国现代化在协调推进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有些领域的发展明显滞后，比如教育、医疗、社会管理、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迫切需要。这些短板的存在，必然要求在推进新时代的现代化时，要更加注重顶层设计，更加注重统筹布局。另外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促进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二）坚持普遍与特殊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和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这个概念必然首先意味着一种特殊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自身道路的特殊性，坚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3]3。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强调特殊性，注意避免陷入西方中心论、西方现代化的陷阱——视西方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为东方国家发展必须遵循的普遍性。我们必须始终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坚持党对改革集中统一的全面领导不能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不能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不能变。

但另一方面也要明确对特殊性的确认并不排斥普遍性。事实上，如果承认存在着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就应该承认其蕴含有普遍性的意义和价值。这就要求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意避免陷入绝对特殊论——以自身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拒斥现代化过程中所蕴含的一般性。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下，中国应更加善于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发展模式等吸收人类文明的精髓，不断丰富、充实和发展自身。当然，中国的对外开放有取有舍，在积极融入世界的同时，也要时刻坚守意识形态阵地，对西方强行输出的价值观保持警惕，坚持文化自信，坚信民族文化的正当性，坚决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

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给世界人民以新的希望和发展路径，为人类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早就作出的庄严承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从来就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自身。邓小平早就表明了这一点，“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誓言，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种经验”[13]135。此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发展权利而发出自己的声音，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拿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哲学把握和现实推进方面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把握和处理好普遍性和特殊性两者的张力，既反对抽象地站在普遍主义的立场，也反对抽象地站在特殊主义的立场，而是必须坚持普遍与特殊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4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4.

[3]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6.

[4]毛泽东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2.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0.

[9]宣言.紧紧抓住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N].人民日报，2018-01-15.

[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11]张三元.科学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J].思想理论教育，2017，（12）：18.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