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飞

“没有勾结，没有妨碍（司法），完全无罪。让美国继续伟大！”特朗普大喜过望，迫不及待发出推特。

日前，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向司法部长提交了广受期待的“通俄门”调查最终报告。“通俄”指控落空，悬在总统头上最大的一片乌云消散。共和党弹冠相庆，民主党和美国媒体大失所望。各方围绕400多页的调查报告全文是否公开，再度展开口水战。

外界好奇的是：特别检察官在美国最早何时出现？特别检察官究竟是何方神圣，能让总统如坐针毡，有苦难言？水门事件中，尼克松命令司法部长解雇特别检察官，为何引发美国政坛十级地震？

格兰特总统“解雇”特别检察官

特别检察官一词，英文为“special counsel”（特别顾问），又称“special prosecutor”（特别检察官），专门负责对美国高级行政官员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和起诉 。

提起特别检察官，大众总是联想起水门事件。历史学家则强调：特别检察官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875年，第18任总统格兰特首次委任亨德森为特别检察官，调查涉及多位内阁官员的威士忌酒帮税金贪污案。

早在独立戰争期间，新成立的美国政府欠下巨额债务，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向酿造威士忌酒的农民征收重税。武装民兵袭击税官，华盛顿总统带领15000名士兵镇压。杰斐逊总统取消了此项税收。1861年内战爆发，联邦政府军费开支猛增，财政吃紧，再度恢复征收。每加仑酒税金70美分让民众怨声载道。

从1869年到1877年，格兰特将军担任两届总统。他任命亲信前准将麦克唐纳出任圣路易斯国税局局长，后者打着为总统竞选连任筹募资金的旗号，拉拢威士忌厂商和销售店家，让他们隐瞒威士忌酒的产销量，瞒报一半税金，对下属税务官员，麦克唐纳威逼利诱，形成了一整套利益输送链条。华盛顿那头，则有格兰特总统私人秘书巴布科克的策应。一旦财政部派出稽查员，他就会用化名电报通知麦克唐纳。那些本来不愿入伙的威士忌酒厂商，也不得不加盟其中。

总统亲信沆瀣一气，结成帮派，利用职权，大肆逃税，坐地分赃，媒体痛斥为“威士忌酒帮”。

1874年新任财政部长布里斯托发现，两年内联邦税收损失超过400万美元。他发现编码电报从白宫发出，嫌疑人正是总统秘书巴布科克，上面写着“速速整顿家务，朋友要来看你”。面对如山铁证，格兰特难以置信，“巴布科克在内战中与我浴血奋战，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总统表态支持调查：“如果可能的话，不要让有罪的人逃之夭夭。”

为了避嫌，格兰特任命了美国第一位特别检察官，他是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亨德森——另一位内战老兵。亨德森在圣路易斯市召集了一个大陪审团，很快开始起诉和定罪数十个嫌疑人，麦克唐纳也落入法网。

特别检察官步步进逼，出手毫不留情，巴布科克和总统家人也成为调查目标，格兰特总统开始提出反对意见。共和党政客纷纷抱怨起这个“叛军陪审团”，不择手段，陷害总统入罪。

12月中旬，特别检察官亨德森以诈骗政府罪起诉巴布科克。在给法院的诉状中，他暗示总统可能会干涉。格兰特怒不可遏，下令司法部长皮埃尔彭解除亨德森的职务。司法部长对外解释，特别检察官被解雇的原因是内阁对他的不当言论深感愤怒，这完全是恶意攻击美国总统的无稽之谈。

总统袒护亲信，将铁面无私的特别检察官解职，引起反对党民主党强烈不满。《纽约先驱报》记者采访，亨德森说：“我只能用格兰特总统的疯狂和听到巴布科克将军起诉后一心复仇的愿望来解释这一点。”报纸嘲弄格兰特总统的誓言，说他的潜台词是：“不要让有罪的人逃之夭夭，要是他住在皇宫里，则另当别论。”格兰特指责媒体抱有偏见，“希望这场争论到此为止”。

内阁会议上，总统告诉司法部长，务必传唤记者到大陪审团面前以证实他们的报道。格兰特甚至试图阻止检察官给予证人豁免权，以换取他们的证词。国务卿费什回忆，陷入偏执状态的总统满口抱怨，“起诉的目标是我，他们正在对我进行审判。”  格兰特扬言要亲自去圣路易斯为巴布科克的审判做证，让人大吃一惊。

为了摆脱外界批评，格兰特再次任命布罗德黑德为特别检察官，继续调查本案。特别检察官调查，威士忌酒帮导致联邦政府每年少收150万美元的威士忌酒税，折算成今天的价值，按照人均GDP计算的话，超过400亿美元，如果以经济总量为基础折算的话，则高达3225亿美元！

1876年2月特别检察官在白宫询问总统，这是美国在任总统唯一一次在刑事审判中做证。看到总统提供的书面证词，一味赞扬巴布科克忠心耿耿，道德品质无懈可击;百般无奈的陪审团最后认定总统私人秘书无罪，其他110名被告人罪名成立，追回300多万美元赃款。听到心腹无罪的好消息，总统在白宫手舞足蹈，派儿子向巴布科克夫人道喜。

全国各大报社记者蜂拥来到圣路易斯法庭，民主党人宣称：“除了审判副总统伯尔和弹劾约翰逊总统之外，美国还从来没有进行过如此重要的审判。”

这场轰动全国的审判，最终给格兰特总统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句号，巴布科克很快也被迫辞去白宫秘书职务。亲民主党的报纸建议以“阻碍司法”罪名弹劾格兰特总统，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马克·吐温指出：“总统是被一群不诚实的人包围的诚实的人。”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格兰特总统的“错误是监督判断，而不是政治腐败”。罗恩·切诺夫在《格兰特传记》中总结：“政治世界充满了口是心非的小人，格兰特没有能力发现他们，沦为骗子的受害者。”加菲尔德讽刺：“总统向政治蛀虫投降，这群蛀虫败坏着美国政府，永远使它龌龊不堪。”

“周六夜大屠杀”  

从1875年以来，美国出现过29位专门调查总统和内阁弊案的特别检察官。

1973年5月，水门事件愈演愈烈，司法部长理查德森走马上任，他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承诺，将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调查1972年水门酒店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被闯入事件。在参议院举行的确认听证会上，他承诺，除非有正当理由——严重不当行为或渎职，否则他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力随意解雇特别检察官。

特别检察官——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考克斯书生意气，丝毫不给总统面子，向法院申请给尼克松发出传票，交出白宫秘密录音带。原来尼克松入主白宫，一直疑神疑鬼，担心内部出现叛徒，向媒体泄密爆料。

尼克松让IBM公司做了个声控录音机，每天24小时运转，到1973年7月一共录制5000小时的工作谈话。换言之，白宫办公室全部谈话都有录音。

“白宫录音带是一系列事件中不可思议的结果，是我们的幸运，是尼克松的厄运。错误的决策，错误的转向，都在一根脆弱的线头引导下导致案情真相被揭露。而这根脆弱的线头，原本可以剪成千片万段，永久消失。”记者伍德沃德表示。

《华盛顿邮报》主人格雷厄姆女士感慨：“天知道尼克松为什么没有毁掉白宫录音带？他似乎认为这些录音磁带具有保留价值，而且他有能力守住其中的隐私。”

特别检察官太岁头上动土。尼克松拒绝服从传唤。10月19日星期五，尼克松在助手的劝告下，同意做出部分妥协，愿意由一个听力不佳的参议员来听录音带，然后弄出个精简版的文本给特别检察官。周五晚上，考克斯一口回绝。

适值周末休息，就在大家都以为事情就过去了，周一再说吧。万万没想到，星期六尼克松憋了个大招，命令司法部长理查森立刻解雇考克斯。理查德森不愿从命，请求辞职。尼克松生气地说：“你这是坚持把个人承诺置于公众利益之上。”理查德森直言：“我只能说，我相信我的辞职符合公众利益。”

尼克松火冒三丈，命令司法部副部长洛克肖斯解雇考克斯，副部长同样敬谢不敏。总统气急败坏，下令司法部第三号人物博克解雇考克斯，博克从命。好家伙，美国司法部一天换了两部长，“星期六大屠杀”结束。

白宫办公厅主任黑格以保密为由，命令FBI迅速查封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扣押全部调查文件。

抗拒总统命令，两名部长自然有其理由：他们都向国会议员亲口保证过不会介入调查，特别检察官没有重大过失比如杀人放火之类的话，是不能被解雇的。如果真听了尼克松的话随意解雇特别检察官，他们铁定沦为政坛上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博克没向国会议员做过保证，总统就是总统，责任不在自己身上。2012年博克去世，死后出版自传，承认当时尼克松许诺提名他为最高法院新任大法官 。

“周六夜大屠杀”后一周，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支持弹劾总统者首次超过反对者。11月14日，因为没有证据证明特别检察官考克斯有渎职枉法等过错，法院判决解雇考克斯是非法行为。判决一出举国大哗。

国会议员将总统此举视为赤裸裸的滥用职权，打算通过特别法案让考克斯官复原职，总统被迫同意任命律师贾沃斯基出任特别检察官，并交出7盘磁带，但其中一盘却有18分钟空白，尼克松女秘书玛丽声称系操作失误。

历史证明，尼克松大大地失算了。西瑞卡法官表示，查封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之举“看上去仿佛是拉丁美洲国家的上校们上演的一场军事政变闹剧”。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惊呼：“一个法治政府已经濒临沦为寡头独裁政府。”

媒体口诛笔伐，国会怒不可遏，民众群情激愤。300万电报、电话和信件如洪水般涌至白宫和国会，强烈谴责尼克松，要求国会启动宪法程序，弹劾无法无天的总统。

特别检察官扳倒尼克松总统

1974年3月，大陪审团立案起诉涉及7名白宫高级幕僚的美国诉米切尔案，并把尼克松定为“不受起诉的同谋者”。4月，西瑞卡法官向尼克松发出传票，要求再交出64盘录音带。尼克松再次启用总统行政特权，连文字副本也拒绝提供。5月24日，特别检察官贾沃斯基直接向最高法院上诉。

7月8日最高法院破例在休庭期辩论“美国诉尼克松案”。总统律师克莱尔声称，特别检察官由行政部門任命，他与总统之间的争执属于“部门内部争执”，具有“不可司法性”，不应在法院对簿公堂。另外，总统拥有宪法所赋予的重大职责和保密的行政特权，录音磁带涉及外交军事机密，总统有合法的保密特权。

特别检察官贾沃斯基强调此案涉及司法部门传唤和审查证据之权与总统行政特权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法律问题。联邦刑事程序法规定，法院可以就任何问题、向任何人发出要求交出证据的传票。

毫无疑问，总统拥有宪法所赋予的职责，享有保密的行政特权，但是，这种行政特权是否绝对呢？贾沃斯基一针见血：“此案提出了一个真正的宪法问题，即究竟谁是解释宪法含义的仲裁人？如果现任总统声称，宪法的含义是由总统说了算，那么这个国家的立宪政府体制就岌岌可危。”

7月24日最高法院以8对0票判决：总统必须交出录音带。首席大法官伯格代表最高法院宣读三项意见：

一、特别检察官有权对他名义上的上司总统起诉，因为他的职责允许他这样做。本案起因于联邦宪法第3条所规定刑事诉讼程序，并且审理像尼克松这样的案件在历史传统上一直是由最高法院来进行的。所以，该案并不是如同总统律师所主张的只是行政机构内部分支之间的“管辖性”争议。

二、尽管总统的录音磁带中包含了行政特权的内容，尤其是那些涉及国家军事机密的东西，但是总统的行政特权不能无止境地延伸到阻碍司法审查的正常程序，司法程序的合法需要可以超过总统所享有的行政特权。从传统来看，法院一贯尊重总统的职责，但是，如果允许总统享有的行政特权去扣留与刑事审判相关的证据，则会深深地侵犯法律所规定的正当程序。因此，当刑事审判必须使用收到传票等资料时，仅基于保密的笼统利益而宣称的行政特权，并不能超越刑事司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要求。在刑事审判中，对行政特权的广泛宣称必须让位于对证据的确实和具体需要。

三、至于总统交出的磁带是否与调查的罪行有关，不是由总统来决定，而只能由法院来决定。

内外交困，尼克松宣布服从最高法院判决，交出1972年6月23日谈话录音的文字副本。尼克松当时表示：“中央情报局应当给联邦调查局打个电话，就说白宫方面希望，为了国家利益，不要进一步深入调查水门案了。”作茧自缚，这段谈话录音成为总统妨碍司法的铁证。

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进入弹劾总统程序。8月8日尼克松发表辞职演说，9日生效。

鉴于“周六夜大屠杀”的恶劣影响，1978年美国国会在《政府行为道德法》中明确设置特别检察官，每五年需国会再授权。

美国特别检察官办案经费不受限制，且权力极大，一经任命，即享有充分和独立权力——包括召集大陪审团、发出传票、赋予证人豁免权、审查税务申报单和不得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提供证据。特别检察官可以动用FBI探员，还可以雇用民间探员。只要出于调查的需要，几乎可以传讯任何人，上至总统和议员，下至贩夫走卒，如果有人拒绝做证，则以蔑视法庭罪被投入监狱。

1988年6月29日，美国最高法院在莫里森诉奥尔森一案中，以7票同意1票反对认定，特别检察官缘自《政府行为道德法》，虽然属于行政部门，但其存在并没有增加或减少司法与立法机构的权力，因而合乎宪法要求。这个裁决最终奠定了美国联邦特别检察官的法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