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文多

摘  要：《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作品之一，主人公哈姆莱特犹疑与延宕的性格引发了众多讨论，本文将从哈姆莱特“延宕”性格的表现、成因及意义三个层面出发，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哈姆莱特“延宕”的性格之谜进行分析。

关键词：《哈姆莱特》;人文主义;延宕;性格悲剧;理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2--02

哈姆莱特作为西方古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形象，其“延宕”性格的产生有宏观的社会背景和微观的人性促因，是困境中的人文主义在典型个体性格上的具体表现。其“延宕”的性格具有悲剧色彩，但本文认为，这同时体现了人文主义的自省和理性曙光的初现，是人文主义向理性主义过渡时代下“阵痛”的表现。在哈姆莱特的“延宕”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拥有着崇高人文精神跟人性之美的失意王子，用近乎疯狂的姿态同现实的黑暗与人性的丑恶所作的矛盾斗争。而这种姿态，恰是人的智识与理性在萌芽阶段的显现。

1、犹豫中的王子——哈姆莱特“延宕”的性格表现

哈姆莱特“延宕”的性格主要表现在行动和思考两个维度。首先，哈姆莱特在行动中呈现出了迟缓犹豫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决定上的谨慎和复仇实施的犹疑。当哈姆莱特听到自己父王的鬼魂向他诉说叔父夺权的邪恶之举后，他让告诉他鬼魂一事的霍拉旭等人反复宣誓“不会将此事说出去”;他没有轻信鬼魂的话直接复仇，而是选择装疯和用戏剧试探的方式来确定叔父的罪恶。即使在确定了叔父的罪行之后，哈姆莱特也没有立即杀死自己的叔父。他放弃了叔父正在祷告的时间杀死他，理由是“要是我在这时候结果了他的性命，那么天国的路是为他开放着，这样还算是复仇吗？”可见，谨慎和犹豫拖慢了哈姆莱特的复仇行动。

除了行动上的迟缓犹豫，哈姆莱特“延宕”的性格还体现在其复仇进程中思考的繁密。这些思考包含了复仇计划，更多的则是复仇之外的深层思考。哈姆莱特在“装疯”和“试探”的复仇过程前期，有许多人生哲学层面的思考。这些思考体现出一种浓重的虚无感和迷茫感，由此而生发出的困顿和无力深深笼罩着哈姆莱特，侵蚀着他复仇的决心和脚步。

哈姆莱特所处的世道黑暗，这对一个充满人文主义情怀的贵族王子，是难以忍受的。凄惨的现实与崇高的理想间的矛盾将哈姆莱特不断挤压，使他在痛苦中生出繁密的思考。哈姆莱特的思考內容深刻、覆盖面广且极富理性，既有对现实的批判，也有伦理道德与正义观念的评判，更为重要的则是对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这些思考是哈姆莱特内心矛盾的体现，他试图通过这些思考来理清自己的困顿，却越陷越深，以至于削弱了自己“复仇”的决心。其“延宕”的性格也孕育于这些复杂的矛盾与其思考的载体之中。

2、人文主义者的矛盾——哈姆莱特“延宕”的性格成因

本文将从复仇的推力、阻力及哈姆莱特人物的特性三个角度切入分析哈姆莱特“延宕”性格的成因。

从“复仇的推力”看，哈姆莱特叔父的行为无疑是罪恶之至。谋杀人，是人的罪恶;篡位，是逆臣的罪恶;娶先王之妻，是乱伦的罪恶。于私，新王是哈姆莱特的杀父仇人;于公，新王也是罪大恶极之人。社会的正义、个人的私愤是哈姆莱特选择复仇、杀死其叔父的助推力。

从“复仇的阻力”看，哈姆莱特与新王相比，力量弱小，这使得他的复仇面临着客观实力上的阻力。同时，即使杀死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用“杀人”的复仇方式也难说高明，而哈姆莱特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对“杀人”的排斥较常人更甚。

“推力”与“阻力”交织，必然激起哈姆莱特内心的波动，其思想和行动上的迟缓犹疑也就可以得到解释。但其“延宕”性格最根本的成因则要从哈姆莱特人物本身的特性去寻找。

首先，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者，学识丰富、修养极高。他坚守人性原则和道德伦理，对爱情、美德、贞洁有纯洁的信仰。他对自己叔父和母亲的做法必然有极大的仇恨。但作为人文主义者，他又天生善良慈悲，有不忍之心。他对母亲说：“免得你那种可怜的神气反会妨碍我的冷酷的决心。”他复仇的对象又是有血缘关系的叔父，这使得他陷入了自己所坚守的人性原则和道德伦理的反背，而无论复仇与否，都无法逃脱出这种矛盾的怪圈。

哈姆莱特又是极富智慧的。当他看到了人性的丑恶，看到了人文主义的局限性与现实的黑暗，他开始思考人生。这种思考能够帮助他脱离道义的牵绊，但同时又陷入了更深层的迷茫。“复仇”本身的意义在生命虚无的侵蚀下消减，宗法和道义的理由就不再有足够的力量推动“复仇”的行动。这些思考是哈姆莱特动用理性的结果，也是其“延宕”性格最深层的原因。

3、悲剧中的理性曙光——哈姆莱特“延宕”的性格意义

《哈姆莱特》创作于伊丽莎白末期——社会黑暗动荡、人文主义理想破灭的时期。哈姆莱特的悲剧源于其所处的时代，源于人文主义理想深层次的矛盾——过于放纵人性导致的恶果。但在这出理想破灭的悲剧中，新的方向却依稀可见。哈姆莱特“延宕”的性格不仅展示出矛盾与迷茫，还有人在与矛盾抗争时对理性的运用，这也是塑造其“延宕”性格特征的最大意义，是18世纪理性思潮的萌芽与曙光在典型个人身上的闪光显现。

理性的运用是哈姆莱特在无数的角色与身份、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所安身的唯一选择。哈姆莱特既是臣子，又是孝儿;既热爱人性之美，又痛恨人性的阴暗面。在重重“枷锁”的重压下，理性为哈姆莱特撑起了一片空间，并带领他上升到生命意义的深层探讨中。在理性的帮助下，人终于超脱世俗的捆绑，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位置。“这是一场早期现代主体拒斥主导政治意识形态召唤和包容的斗争。它显示了觉醒中的主体拥抱理性、迈向启蒙的迫切愿望，显示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宇宙和人类本体的追寻胜过现实政治和伦理价值承诺的思想取向。”[1]这种思想取向是理性主义的，它给面临破灭危机的人文主义理想呈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也给人性存在的可能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哈姆莱特》之所以能够引发共鸣、成为经典，也正是因为它呐喊出了那个时代“哈姆莱特们”的理想破灭与忧郁迷茫。“哈姆莱特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一个时代的缩影;哈姆莱特的悲惨命运是一个时代的悲剧。”[2]哈姆莱特“延宕”中的理性不是特例，而是一个群体的觉醒。他身上“十分活跃的自我意识、自我观照、自我求证，也就是人的自我意识、自我观照、自我求证。”[3]我们在哈姆莱特一人身上看到的理性曙光，也是一个时代的理性曙光。

注释：

[1]黄必康：《哈姆雷特：政治意识形态阴影中追踪死亡理念的思想者》，《外国语》，2000年第4期。

[2]许明菊、徐珊：《探析哈姆莱特的人文主义的悲剧性》，《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30卷第5期。

[3]钟翔、王昊：《关注人的命运探索人的奥秘—“哈姆莱特”沉思录》，《莎士比亚研究》。

参考文献：

[1]《哈姆莱特》（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5月。

[2]黄必康：《哈姆雷特：政治意识形态阴影中追踪死亡理念的思想者》，《外国语》，2000年第4期。

[3]许明菊、徐珊：《探析哈姆莱特的人文主义的悲剧性》，《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30卷第5期。

[4] 钟翔、王昊：《关注人的命运探索人的奥秘—“哈姆莱特”沉思录》，《莎士比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