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天

叶兆言《刻骨铭心》书影

一

《钟山》老主编刘坪，当过八路军，参加过朝鲜战争，1950年代就开始发表小说。我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老刘特别喜欢我们编辑部的年轻人，特别喜欢青年作家。1980年代中期，老刘带我们到扬州个园审读来稿，叶兆言的处女作中篇小说《悬挂的绿苹果》（1988年《钟山》文学奖)就是这次会上选出来的。审稿会上，编辑部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叶至诚的儿子、叶圣陶的孙子。

钟阿城看到《钟山》发表的《悬挂的绿苹果》之后，让我带话给兆言：“兆言的小说在我之上。”当时阿城正因《棋王》、《遍地风流》红遍中国文学圈。有一次和李陀一起去张洁家，张洁在阿城的《遍地风流》（《钟山》1986年第3期)的文字下面画圈圈又画杠杠，张洁说：“阿城的文字真好。”张洁当时是中国的知名大作家，她的作品《沉重的翅膀》已经获得茅盾文学奖。张洁如此认同刚刚开始发表作品就名动中国文学圈的阿城，阿城如此推崇刚刚发表处女作的兆言，至今回忆，仍让我热血澎湃——在此，我忍不住又要得罪人，我平生最不喜欢酸不溜丢的小肚鸡肠，真正的高贵是超越自己，而不是贬低别人显示自己的高度。

我回南京以后，把阿城的话告诉兆言，兆言有些不好意思，有些不安，甚至可以说有些举足无措的样子。

近几年，我一直在努力做“南方派作家电影”的春梦。阿城编剧的《刺客聂隐娘》，获戛纳最佳导演奖（侯孝贤导演)后，我想请教阿城很多事情，并且希望能请到他，由他担任“南方派作家电影”的文学总顾问。我问兆言要阿城的电话，兆言说：“我不认识阿城呀。”呵呵，我只能呵呵了。如果阿城夸我拍的电影好，我早就去拜访他了，我常常喜欢说，英雄是会出来的。人和人见面，交流，请教，争论，知识和见识都在里面了。小说也是这样。比如，对于《悬挂的绿苹果》，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没有爱情的婚姻？中国人都是这么将就过来的……想想真可悲！”有人说：这篇小说以南京为背景，讲述作家独特的成长经历，写尽六朝烟火，有一种灵动之美。有人说“阅读感觉平平”。甚至有人说：这就是中国当代名家？我相信阿城在《悬挂的绿苹果》里看到了兆言对中国文化中负面东西的批判，看到了兆言的“阅尽千帆”，看到了兆言“天上洒下的慈悲目光”，看到了文学艺术的高处：“看山似山又不是山。”文学和艺术的山很高很高，在爬山时，在爬到某个高处时，和相知的人交流碰撞是多快乐的事啊！我常常说，我们登到了艺术之塔第三层，以为自己已经在最高处；其实，还有第四层第五层第六层，你若是真热爱，就得一层一层往上转，上面很高很高呢。看好书是一种方法，和有见识的朋友深度交流，深度探微，也许是一种更好的方法。人可以由此成长，若知不足，可以回家再努力看书。兆言为什么不找个机会去见见阿城呢？他们一定能够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当然，也许，他们早已通过相互阅读文字，成了至交。真正的至交，不见面也好。

和兆言第一次见面是在我的办公室，他很大方很温和，交流中发现他看了很多书，很有见识，却没有一点点炫耀，没有一点点卖弄，没有一点点强势压人。苏童曾说：“叶兆言的性格为人绝对是儒家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满腹经纶，优雅随和，身上散发出某种旧文人的气息。”兆言特别喜欢看书，虽然他的一只眼睛在文革中受到伤害，但并不影响他看书的热情。那时候，他很喜欢张爱玲、海明威，经常谈起他们，对张爱玲后期创作力枯竭也是唏嘘叹息。有人认为，年纪大了，创作力衰竭不可避免。在我看来，创作力衰竭不衰竭，在于作家自身的心理年龄还年轻不年轻，在于作家对外部世界还有没有强烈的求知欲，在于作家内心深处还有没有是非与黑白。

叶兆言手稿

兆言跟我说，他特别喜欢写小说，他曾经很喜欢海明威的小说，写了很多短篇小说，可以编一个小说集。他分别把每个短篇寄给不同刊物，退稿之后交叉着继续寄，结果一直退稿，一篇都没有发表。著名作家高晓声老师把他的作品推荐到江苏省内一个地方的杂志，也没能发表。兆言很痛苦，开始改写中篇，写了很多中篇也都遭退稿，又改写长篇。一遍遍退稿并没有减少兆言对写作的激情，他依旧不停地写。有朋友建议我不要写这一段，说兆言会不开心的。我不这么认为。我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听老编辑说过，贾平凹也是这样，说贾平凹一次寄很多篇，编辑部不好意思全退，就选一篇发表。那时候，几乎每月都能看见贾平凹不止一篇小说发表。兆言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是因为热爱。我相信那些能堆成小山的退稿，在兆言成名以后，都发表了，都成了名家名作。比如我非常喜欢的，发表在《收获》上的《枣树的故事》，就曾不断被退稿。很久很久以后，叶兆言仍然说：“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以后还有没有稿费，我渴望能源源不断地写下去。”我真正要说的是，不是贾平凹叶兆言他们的小说行与不行，我认为问题在于编辑。也许是因为我们早先农耕，经常被游牧民族劫掠，需要建立城墙，需要有威权人领导和管理，也许是历代知识分子为了自己的一些蝇头小利或者虚荣心什么的，中国文化中主流是“要听皇帝的话”，不鼓励“标新立异”。大部分编辑的思维方式是用传统现实主义标准看稿，或者尽量用名家作品，顺风顺水，安全又可靠。看西方各流派作品的老编辑很少，年轻编辑大多是时尚名词在嘴上飞扬。作家借鉴和拿来，或者在借鉴和拿来的基础上写出真正的好作品，几乎都很难发表，甚至会明里暗里受到批评甚至攻击。直到今天，我依旧认为，编辑和作家都应该真心真诚地先看懂别人的东西，先看懂别人再批判也不迟，先看懂别人再决定学习或者摒弃。很多人说我只编发先锋小说，这完全是不公平的。兆言是先锋作家，还是现实主义作家呢？兆言曾经说：先锋就是最大的通俗。

我记得有一次看到兆言小说发表的年表，前九篇是由《钟山》和《收获》交叉发表的。

二

《人民文学》的朱伟编发了很多与众不同的小说，被暂时停止了编发小说的工作。我说：“你到南京来玩吧，我们南京人蛮好玩的。”其实，我和苏童是苏州人，黄小初是常州人，只有兆言是南京长大的。朱伟在他的《重读八十年代》中说，“那时小天在南京，围拢了一个文学圈，叶兆言与苏童，都还没成为专业作家，却已经是核心成员。”圈子是小初围拢的，他把各种各样的朋友介绍给我，写小说的，写诗的，开卡车的，拉琴的，画画的，收藏字画的，想当导演的等等等等，他们中有很高比例都上了百度百科。当然，小初生命中极其重要的朋友苏童，是我介绍给他的。

叶兆言书法

朱伟到南京后，和苏童、小初、兆言等成了好朋友。我们谈论文学，谈论电影，谈论绘画，谈论朱伟特别喜欢的音乐（他后来主编了特别好的音乐刊物《爱乐》)，谈阿城家的古书。兆言喜欢谈南京文化，他说夏天穿木脚板又舒服又有味道。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第二天把这个梦写了一个短篇《夜游》，发表在《作家》杂志上。《翠苑》杂志主编石花雨说这是我最好的短篇。我个人认为，在我的小说中，只能算是比较好。关于我的小说，争议一直很大，有人认为不错，评价比较高，也有人认为一般，很一般。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自己并没有看，也认为一般，很一般。当然，也有很熟悉的著名作家朋友看不懂。哈哈。

我向江苏文艺出版社社长蔡玉洗建议，编一本我们喜欢的小说集。他问我，你能请到谁啊？我说都行啊。经商量，我们请来了朱伟和赵玫。蔡玉洗派出版社的编辑叶兆言，领着我们去了连云港的海滨，住进了那个年代豪华无比的神州宾馆。兆言说，领导只让住两三天，然后转到海边的普通招待所。我们住在神州宾馆不肯搬家，兆言拿我们没有办法。当然，坏主意肯定是我的。我们一直住到有领导要入住，所有人必须离开的那一天。我们给小说集起了个名字：《汉语小说十九篇》，每年选1部长篇、4部中篇和14篇短篇小说。谁能入围？为什么是这篇小说而不是那篇小说？为什么名气超级大的某篇不能入围？为什么选这个新人？朱伟、兆言、赵玫和我，4个人，争论，雄辩，诡辩，有时候谁阴阴地来一句，就能推翻大家原来的决定。纵论中国作家长短，那真是无比快乐的时光。小说选定以后，兆言怎么也不愿意和我们一起署名，他坚持说自己只是责任编辑。为什么？我至今也不明白。

叶兆言书法

兆言的名气越来越大。我遭遇了人生重大挫折，或者说人生最重大的挫折，我也被剥夺了做编辑的权利，虽然我还是组织上任命的副主编。历史清楚地记载，都是我的错。没关系，我特别喜欢一句话：不是你疯了，就是他疯了，要不就是我疯了。

我说，没事，我摆个摊，一边卖茶叶蛋，一边下棋，朋友总是会来的。苏童说，饭总是有你吃的。他的意思，朋友们不会让我真饿死的，或者是说朋友们不会让我永远窘迫潦倒的。很冷很冷的一个冬夜，朱苏进单独请我吃饭，我像祥林嫂一样叨叨叨叨的时候，苏进说：今天是小年夜，我没有陪太太和女儿。苏进总是有办法让我闭嘴的，哈哈。《收获》、《花城》、《中国作家》、《作家》、《文艺报》、《小说界》等中国最好的刊物连续发表我的小说。黄佳星专门来找我参加他公司的春节晚宴，因为我们晚到了，主桌挤满了，他就一直在我那桌陪着我；他们公司其他领导一次次叫他，他去敬了几杯酒，就又回到我旁边陪我。

北京的著名评论家陈晓明到我家来了。他说：王朔说，小天碰到困难了，我们要帮他。王朔如日中天，是北京时事公司的总经理，著名导演叶大鹰是董事长，陈晓明是总编剧。我成了北京时事公司的江苏分公司总经理。子川陪我去北京办手续，财务总监问：你们每年上缴多少钱？王朔说：不用上缴。王朔说，你们拍南方的作家电视剧，十集，两百万。我说，一百万就够了。王朔说，两百万，你把戏拍好。王朔在上海和我们一起见了《围城》、《孽债》、《人鬼情》的导演，大名鼎鼎的黄蜀芹，请她执导南方派作家电视剧开山之作；在一个寒风料峭的冬日，王朔又陪我们去见了投资商，苏州甪直镇的书记顾子然。

我真的开始拍电视剧了。在拍摄了苏童的小说《离婚指南》、《红粉》和黄蓓佳的《新乱世佳人》之后，我们又根据兆言小说《花影》拍摄了《风月》，这几部南方派作家电视剧都创造了很高的收视率，也拿了很多奖。

三

兆言成为著名作家后，和我的关系一点都没变。兆言还是原来的兆言，从来没有对我居高临下。有一次，我听说江苏省电影家协会主席陶泽如请了电影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在南京开研讨会，便和南京的教授们商量，能不能请外地专家们多留半天，听听他们对南方作家电视剧和未来的南方作家电影的想法，顺便请他们吃个便饭。他们提出来想见见南京的著名作家，我请了当时在南京的一批作家们。开会的时候，兆言发言说：“我本来是不喜欢参加各种会议的，但是小天叫我，哪个敢不来啊？”调侃中见真情，我知道他是在帮我，也在表达对我特殊的友谊，我很感动。印象中苏童、毕飞宇、黄蓓佳也讲了类似的话。黄蓓佳在会上说，她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和我一起谈《新乱世佳人》剧本，黄蓓佳说我谈剧本谈到兴奋处，穿着拖鞋，边和别人争论，边从一个床上跳到另一个床上，来回跳，像一个孩子，我自己完全不知道。说好听的，是我把对刊物的热爱转到对电视剧的热爱上去了，说不好听的，我像不像个精神病患者？《新乱世佳人》的策划还有马中骏、魏人、石花雨。

我和著名编剧、监制张炭合作《春光灿烂猪八戒》的时候，我发现香港人张炭居然非常熟悉大陆的文学。我把张炭介绍给了南京的一大帮作家，大家喝酒，谈文学和电影，无比投机，无比快乐。第二天下午，张炭酒醒了，看着我说：昨天太爽了，可惜有两个大作家没见到。我问是谁。张炭说：周梅森和叶兆言。我说：在啊，和你聊得开心呢！张炭睁大眼睛说：没有周梅森和叶兆言啊！我瞬间明白了，哈哈大笑，说：昨天晚上有个姓梅的，有个姓赵的，是不是？张炭说：是啊。我说：梅森就是周梅森，赵言，其实应该是叶兆言。周梅森和叶兆言当年就红到香港去了，谁说香港没文化？张炭也因为懂文学，和我合作了20多年，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们惺惺相惜，香味相投。

梅森因为《人民的名义》红到天上去了，前几天我打电话给他，希望他一起来玩玩南方派作家电影。梅森是徐州人，我告诉梅森，前些日子，我和朋友争论怎么界定南方派，我说，《城南旧事》是不是南方风格？想想“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朋友中有很多人说是，我说，是拍北京的。有朋友一时愣住，我坏笑着说：导演是南方的吴贻弓。我还对梅森说：南人北相，男人女相，都容易出人物。

前段时间，朋友在南方派作家群里讨论我写史铁生的文章《扶轮问路》，《姑苏晚报》总编常新引用松尾芭蕉的一句诗：当我细细看，啊，一朵荠花，开在篱墙边！在我心里，兆言就是“好美的一朵花”，普通，又不普通。和兆言相处，能发现他身上攒着一股巨大的能量，他的诚恳，儒雅，一步一个脚印，都转为内在的精神力量。兆言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处境是不重要的。好，他得写；不好，也得写。这不仅仅是以不变应万变，艺术遭遇窘境是很自然的事情，写作就是置于死地而后生。没有挑战，哪来的好作品！”

兆言永远还是兆言：“我们一家三代都热爱文学，都对文学抱有一种梦想。但是，我祖父在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不得不停下来去谋生；我父亲被打成右派，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我是唯一一个可以把百分之九十五的精力花在写作上的人。这是一种幸运。”兆言的爸爸、爷爷都不赞成他搞文学，可热爱这东西讲不清，爱上就爱上了，这是叶兆言对写作的热爱，我想他会一直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