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

顾炎武故居

一

“近腊月下，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此时独坐，僮仆静默，多思曩者，携手赋诗……”

1682年腊月二十八，山西曲沃县韩村的一座安静的宅院里，墨已经磨好。70岁的顾炎武先生来到案前，沉吟片刻，挥毫书写了一幅流传至今的立轴，内容是唐代诗人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中的一段。

句子戛然而止，情景历历在目，带着淡淡的感伤。老先生抄写王维的文字，是在怀念哪位朋友呢？

没有预兆，十天后，正月初八，顾老先生前往参加朋友聚会，上马时失足，摔倒在地，一时旧病并发，不幸于次日去世。

至此，顾炎武离开昆山千灯镇故里已经整整25年，其间从未回去过。关山万里，留给我们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

二

“千灯的人不会太多”，在嘈杂的上海，我收到江南文旅作家应志刚先生这样的回复，我的千灯之旅终于成行。而读到王维的这段话时，我已经下榻在古镇河边的一家民宿里。我的所在，地理上距顾氏老宅不过百步之遥。时间上，距离那个曲沃小除夕却已是300余年了。

王维的这封信约写于唐开元二十年，即公元732年。那时，王维隐居在陕西蓝田的辋川别业。一封闲信，经历一个人的抄写，在一个闲人的追踪下，不觉间完成了一次跨越1300多年的传递。多么奇妙地穿越！

客栈老板、青年雕塑家天佑先生以他上好的红茶招待我。天佑来自上海，像很多艺术家一样，脑后扎着小辫。他与夫人一道，打理着一个主营城市园林雕塑的公司。

现在的生意不好做，他说，如何安顿自己，很困惑。他是否与我一样，年纪尚未老，在努力打拼的间歇却常不自禁地考虑退休后该怎样生活。

天佑的眼光很独到，他认为顾炎武是这里的一张名片。这些年来，江南水镇的开发潮对顾炎武似乎是一个不经意忽略，以至于在这古镇水边连一个像样的旅馆也难以找到，直到天佑的到来。

他的项目得到古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一个包括住宿、茶道、工作室和画廊的复合型文化空间已经初具规模。

在江南俊杰中，顾炎武最不应被忽略。尤其是他45岁时离家出走、远游华北的漂泊岁月，颇具特立独行的意义。

顾氏为江东望族。顾炎武于1613年7月15日诞生于千灯镇，在这里度过优渥的读书生活。他屡试不中，27岁时断然放弃科举，转而遍览群书，辑录研究有关农田、水利、矿产等记载。

清兵入关后，顾炎武被南明朝廷授兵部司务，但尚未赴任，南京即为清兵攻占，遂与好友归庄、吴其沆投笔从戎。吴其沆战死，生母何氏被清兵砍断右臂，两个弟弟被杀，嗣母王氏绝食殉国。国难当头，家难并起。因家族财产纷争，1657年，顾炎武被迫变卖家产，揖别故乡，掉头向北。

在长达25年的游历生活中，顾炎武游历考察了河南、河北、山东、京师、山西、陕西等地，自称“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而且著述等身，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漂泊江湖的士人多了，但像顾炎武这样的恐怕绝无仅有。人届中老年时期，他一不做官，二不依附权门，三不接受馈赠，而是自食其力，坚持独立的学术活动。即使是现代来看，这都值得惊叹！

三

荣格说，“人是一个事件，它是无法自性判断自己的，而是或好或坏，得由他人来作出这种判断。”

而对顾炎武这个“事件”做点“判断”，很困难，也很有趣。

多年来，他在世人眼里是一个“遗民”、一个处心积虑“反清复明”的“爱国者”，而我首先关注的，则是他在游历中的经商。

一个读书人如何实现财务独立，才是他首先要面对的最大人生挑战。

与我在古镇石板路上想象的不一样，顾炎武没有做贸易。在江南仇家逼迫期间，他“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贩卖过布匹和药材。北游期间，他将家产变卖的部分资金用来放贷，这恐怕是他最便于操作的理财方式了。也因此他进入了农垦领域，并成为他最重要的经营事业。

在山东章丘，顾炎武放贷给田主谢长吉，谢因故无力偿还，顾炎武最终获得了其抵押品，十顷庄田。这里成为顾炎武北游后的第一个垦殖基地。此事大约发生在1665年，顾炎武时年53岁。

此处田产为他带来一笔稳定的收入。由于顾炎武四处出游，他采取了“委托管理”的方式。他曾给受托人的信说到：“……此庄向日租银每年一百六十两，若安排庄头办课之外，尚可宽然有余，此为久策。”

他的农垦与其遗民、学术活动交织在一起。1666年，他与山西学者傅山等二十余人集资，于雁门关北垦殖。他亲自策划，采取了股份制的方式，并从南方聘来能工巧匠，引进水车、水磨等生产工具，教会农民开展水利灌溉。在给弟子潘耒的信中，他说：“大抵北方开山之利，过于垦荒，畜牧之获，饶于耕耨，使我泽中有千牛羊，则江南不足怀也。”这个垦殖项目的经营绩效据说“累之千金”，颇为成功。

1679年迁居陕西华阴后，顾炎武购置了田产。清代学者全祖望记述：“先生置五十亩田于华下供晨夕，而东西开垦所入，别贮之以备有事。”按全氏的解读，顾炎武将章丘、雁门垦殖收入作为其学术、遗民活动的专项基金，将华阴田产收入供日常生活所需。不难看出，此时的顾炎武同时经营了章丘、雁北、华阴3个大小不一的垦殖项目。

这些项目支撑了顾炎武较为庞大的生活与学术开支，包括日常花销、旅行盘费，尤其是投入较大的购书、刻书等等投入。

也可见当时资本借贷是有保障的，土地可以私有和买卖，事业经营似乎也较自由。没有这样的条件，顾炎武将寸步难行，更遑谈万里北游。

四

千灯之行后，我一度为顾炎武的矛盾所困惑：

他十多次拜祭明陵，穷极“刁遗”行状，但他的挚友中不乏清政府官员，他甚至愿意为他们在工作上提供某些指导。

他多次断然拒绝到清廷任职，甚至以死相抗，但并不反对他的外甥徐乾学等近亲参加科考和担任政府要职。

他尊经，倡导回归“六经”，但并不为其章句所累，而是坚持了“六经皆史”的传统，并用以指导自己行走山河、观察历史，在筚路蓝缕中开一代实学风气。

他复古，讴歌尧舜“三代”理想社会，所倡议的社会治理方案夹杂着宗法色彩，但他又石破天惊地重释“周室班禄爵”内涵，认为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平等，他们之所以得到俸禄，是他们因承担服务民众事务而无暇耕种。他承认“人之有私，情固不能免”，主张保护私人财产，鼓励经商，藏富于民。在一个专制政治极度腐朽的时代，他的思想与近代政治学说不谋而合，达到十七世纪中国知识者思想的巅峰。

他有家仇国恨，四处漂泊，反复“图谋”，但他所提方案的实现途径却不是武装斗争，而是进行分权制衡的渐进改革，包括了重新调整君与臣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刑法与教化的关系，尤其在乡村自治和庶民议政方面，给予了浓墨重彩的论述。

他的超越理性一直不被人所真正认知。他对历史的观察和提出的社会主张，远远超越“刁遗”的狭隘视野，而具有三千年的历史纵深。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口号，超出“政府”、“国家”的范畴，上升到了社会、文化的高度。

他的脚踏实地一直难以被人所真正仿效。他依靠事业经营获得经济来源，保持了独立的学术品格。他常常用两匹骡、两匹马驮着书卷资料旅行，一路实地考察、访问土著和亲历者，对已有的记录进行核对与更正。《日知录》、《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都是经过这样反复考证而写成的巨著。

也许因为他身处巨变的时代，使他本身色彩斑驳。也许其实没有一个时代不是各种矛盾纠葛，他的观察者往往被自己的时代焦虑所蒙蔽。

顾炎武，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就被懂得的灵魂。

五

顾园有一副对联给我印象深刻：莫放春秋佳日过，最是风雨故人来。

古镇一夜无梦，我因此联，次日一早再次游览顾园，对顾炎武与山西曲沃的缘分一度好奇，终究在此联中感悟到个中滋味。

曲沃过潼关，距离华阴约二百余公里。从记载看，顾炎武因讲学与访友，前后五次访问曲沃。居住时间最长的一次正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光，1681年8月至1682年1月9日。

“流落天涯意自如，孤踪终马世情疏。”顾炎武一路向北再向西，是他的治学规划所致，实际上无形中也为他的友人踪迹所牵引。

1662年，顾炎武自河北游山西，在太原三晋书院结识著名理学家、曲沃人卫蒿，此后便与曲沃结下不解之缘。顾炎武有《赠卫处士蒿》诗云“与君同岁生，中年历兴亡”，可见两人的相知并非泛泛而言。

定居华阴后，1679年来曲沃访卫蒿，下榻在其主持的绛山书院，后因嫌城内嘈杂，搬到县城南五里的东韩村韩宣的宜园。韩宣，字旬公，进士。在宜园，顾炎武与傅山、卫蒿、李二曲等名士畅谈切磋，撰写了大量研究讲稿，并在此完成其扛鼎之作《日知录》。

1681年2月，顾炎武再次来到曲沃访问老友们，受到新任县令熊僎的热情款待，相处甚欢。熊僎，江西新淦人，进士，勤奋好学，对顾炎武非常敬仰。当年秋八月，顾炎武再次来到曲沃，熊僎相迎到县城西三十里的侯马驿。至曲沃后，顾炎武未料“大病，呕泄几危”，于是在宜园长住下来养病，与老友们的相见倒是更为方便了。

1682年正月初八，先生早起参加朋友们的聚会，上马失足坠地，病情恶化，“竟日夜呕泄不止，初九丑时捐馆”。朋友们为他办理了丧事，并护送灵柩归葬昆山。至此，一代大儒终于魂归故里。

再伟岸的灵魂，也似乎只有在柔软的友情中才能真正回归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