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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诅咒”视角下环境规制、能源禀赋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

2019-06-03于向宇李跃陈会英李成宇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年5期
关键词:环境规制碳排放低碳经济

于向宇 李跃 陈会英 李成宇

摘要 “资源诅咒”一直是资源型区域经济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随着绿色经济时代的到来,关注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成为热点话题,研究“资源诅咒”在环境领域的存在性对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验证在环境规制调节作用下能源禀赋与碳排放的关系,考察“资源诅咒”在环境领域是否存在。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视角看,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即环境领域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但有效的环境规制能够缓解甚至消除这一现象。按能源禀赋贫富分区域看,能源富集区的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存在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且环境规制能够有效缓解这一现象;在能源贫乏区则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按经济发展水平分区域看,中部地区的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资源诅咒”现象明显,且有效的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进一步通过分阶段探讨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现象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现象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现象主要存在于经济发展中期阶段。通过研究本文认为,环境领域存在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有效的环境规制能够明显改善并消除这一现象,资源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导致环境领域存在“资源诅咒”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 能源禀赋;环境规制;碳排放;资源诅咒;低碳经济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9)05-0052-09 DOI:10.12062/cpre.20190109

隨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序幕的拉开,“脱碳”已经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焦点,而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以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为标志的能源驱动阶段。Friedlingstein等[1]研究发现,2013年中国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量的27%,相当于欧盟与美国碳排放量的总和,且中国碳排放量至今并未达峰值。因此,研究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助推中国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其中,能源消费是造成碳排放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前研究主要关注能源价格、能源结构以及能源效率对碳排放的影响,对能源禀赋的关注较少。根据“资源诅咒”理论,能源富集区会通过“荷兰病效应”、挤出效应、制度因素等影响当地经济发展。从“荷兰病效应”视角看,能源富集区会抑制当地经济发展,而我国经济属于能源驱动型经济,因此,能源富集区的能源消耗量会低于能源贫乏区域,导致碳排放量减少;而从“挤出效应”视角看,能源富集区会抑制当地技术进步,导致能源效率偏低,进而导致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量提升,最终提高该区域的碳排放量;从制度因素看,有效的政府行为能够抑制甚至消除“资源诅咒”,能源富集区能够通过有效的环境规制降低碳排放量。那么,能源禀赋与碳排放是否存在必然关联关系,能源禀赋是否影响地区碳排放以及该影响是否受政府行为的调节,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不仅能够验证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的存在性,丰富广义“资源诅咒”理论,而且对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节能减排措施的制定、资源型区域经济转型乃至生态文明建设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1.1 文献综述

1.1.1 能源消费与碳排放

在低碳经济研究中,专家学者从区域视角[2-5]、产业细分视角[6-9]分析了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其中,多数聚焦于人口、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专家学者逐渐关注一类因素的多个层面对碳排放的影响。在能源因素方面,主要从能源价格、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三个细分视角研究能源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在能源价格方面,何凌云等[10]、邱强等[11]、郭正权等[12]等分别研究了国内能源价格、国际能源价格以及能源价格波动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在能源结构方面,张伟等[13]、李绍萍等[14]、林伯强等[15]分别以不同地区为研究对象探究了能源结构与碳排放的关联关系;在能源效率方面,段宏波等[16]、梁晓捷等[17]分别从区域和行业视角检验了能源效率与碳排放之间的关联关系。根据要素禀赋理论,能源禀赋高的区域在能源供给和利用方面具有明显的距离优势,会影响能源的供给和消费价格,进而影响能源的消耗量和利用效率[18],最终对区域碳排放产生影响。但是,当前研究能源禀赋在碳排放中产生影响的成果较少,增加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变量的研究更为少见。

于向宇等:“资源诅咒”视角下环境规制、能源禀赋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年 第5期1.1.2 “资源诅咒”存在性验证

“资源诅咒”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结论。自Auty[19]提出“资源诅咒”假说后,Sachs和Warner[20]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开创性实证检验,证实了经济领域“资源诅咒”的存在。之后,国内学者从省级层面对其进行了进一步验证[21-22]。随着专家学者对“资源诅咒”假说研究的不断深入,Bulte等认为“资源诅咒”现象并不是在所有资源丰富的地区都存在,仅在政府制度建设存在缺陷的地区存在[23],国内部分专家研究结论也支撑这一论断[24-25]。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鲁金萍提出了广义“资源诅咒”概念,认为资源富集区如果过度依赖资源会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环境恶化等现象[26]。“资源诅咒”的内涵扩展到了环境领域,但是该研究并未进行广泛的实证检验。基于当前关于资源禀赋与经济增 长的相关研究成果,作者提出以下猜想,“资源诅咒”同样存在于环境领域,政府行为将对环境领域的“资源诅咒”现象起到关键调节作用。为验证这一假想,本文将采用两阶段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能源禀赋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以探明“资源诅咒”在环境领域的存在性,并为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和指导。

1.2 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

1.2.1 能源资源的大量开发与粗放利用

能源富集区在经济发展初期必然是以能源开发利用推动经济发展。从能源价格视角看,根据要素禀赋理论,能源富集区在能源供给成本和使用成本上具有比较优势[18],进而导致能源富集区在能源效率提升方面缺乏关注,导致相对于能源贫乏区能源利用效率偏低,从而导致能源利用量较大。大量开发与粗放利用必然引起环境领域碳排放量的增加。

1.2.2 单一产业结构的挤出效应

能源富集区以能源资源驱动经济发展的“能源核”效应突出,导致能源富集区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能源资源,区域产业内部结构趋向于形成以能源产业为主能源基树形产业结构体系[27]。该单一的能源基产业树结构会吸引该地区大量投资、劳动力,导致其他产业逐渐被挤出。该现象进一步导致能源效率低下、高耗能产业集聚,进而提升能源富集区的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

1.2.3 经济发展缓慢的抑制效应

根据狭义“资源诅咒”效应,相较于能源贫乏区(假设初始经济规模相同),能源富集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进而导致能源富集区经济增加量小于能源贫乏区。在能源驱动型经济发展阶段,能源富集区的能源消费增加量要低于能源贫乏区,进而导致碳排放增加量的降低。

综上分析,能源富集区在以上三类传导机制的作用下,形成环境领域 “资源诅咒”现象的理论框架(见图1)。通过理论分析发现,环境领域的“资源诅咒”现象,可能会

图1 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现象理论框架

在经濟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为此,本文将在省域层面从能源禀赋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两个层面验证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性。

2 研究方法、模型与数据来源

2.1 省域碳排放测算方法

目前碳排放测度方法主要有碳排放系数法、实测法和物料平衡法三种。考虑到可操作性和简洁性,本文采用碳排放系数法。

计算公式如下:

Ci=∑jEij×ηj i=1,2,3…30;j=1,2,3

(1)

其中,Ci是第i省市煤炭产业碳排放量;ηj是第j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Eij是第i省煤炭产业第j种能源消费量,当前主要耗能为煤炭、石油、天然气等。

2.2 能源禀赋对碳排放影响模型

本文运用两阶段法验证能源禀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第一阶段,验证能源禀赋对碳排放的影响;第二阶段,验证环境规制约束下能源禀赋对碳排放的影响。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模型1:能源禀赋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模型

根据相关文献的整理分析,首先验证能源禀赋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根据陈占明等[28]、郭杰等[29]等相关研究综合确定计量模型的控制变量,计量模型构建如下:

lnCIi,t=α0+α1lnEEi,t+α2lnXi,t+μi+εi,t

(2)

其中,CI为碳排放强度,用万元GDP碳排放量表示(t/万元);EE为能源禀赋,用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剩余技术可采储量之和表示(104 tce)[30];X表示控制变量集,主要选取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国内技术进步和国外技术进步等六个变量[29,31]。其中,经济规模用地区生产总值表示(亿元),人口规模用地区年末常 住人口数量表示(万人),产业结构用二次产业结构占比表示(%),能源结构用煤炭消费占比表示(%),国内技术进步用年度专利数量表示(项),国外技术进步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量表示(万元)。α为待估算参数;μi表示不可观察的地区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下标i代表地区,下标t为时间。

模型2:环境规制约束下的能源禀赋对碳排放的影响模型

为了进一步摸清环境规制是否会在能源禀赋影响碳排放过程中产生作用,本文将环境规制与能源禀赋的交叉项引入模型2中,分析环境规制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lnCIi,t=α0+α1lnEEi,t+α2lnERi,t+α3lnERi,t×EEi,t+α4lnXi,t+μi+εi,t

(3)

其中,ER为环境规制,参照宋马林和王舒鸿[32]、钱争鸣和刘晓晨[33]的处理方法,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表示环境规制的强弱,ER×EE为环境规制与能源禀赋的交叉项,其余变量与模型1中的含义一致。

具体的变量设定见表1所示。

2.3 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不包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煤炭、石油、天然气消费量来自各省市的统计年鉴(2005—2017年);碳排放系数主要通过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2008综合能耗计算通则》获得;剩余技术赋存量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各省市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各省市年末常住人口数、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专利授权数量以及外商直接投资额均来自于各省市统计年鉴(2005—2017年);原煤、原油和天然气的折标系数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3 结果及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为准确描述中国各个省市的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的特征,需要对所选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2。

本文运用Stata对缺失数据处理后获得指标观察值数量为377个,在分地区进行面板估计时,分两种情况。第一,按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观察值数量为143个,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观察值为117个;第二,由于我国能源赋存具有“多煤、少油、缺气”的特征,本文依据《中国煤炭产业统计年鉴》选择的15省市作为能源富集区,其余省市作为能源贫乏区,由于化石能源的形成过程复杂缓慢,在研究期内划分标准不会发生变化。其中能源富集区观察值数量为195个,能源贫乏区观察值数量为182个。通过观察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算术平均值和方差可知,各个变量之间的数值差距较大且存在较大的波动性,为保证数据的平稳性和可对比性,对变量均取自然对数。

3.2 实证结果

基于面板数据,采用软件Stata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实证分析,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应拒绝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无系统差异的原假设,即选用固定效应模型更为有效。因此,本文运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从全国层面、区域层面分别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表4所示。

(1)全国视角。从全国范围看,根据对模型1的估计结果可知,在不考虑环境规制因素情况下,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强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中国环境整体上存在“资源诅咒”现象。同时,中国碳排放强度与人均生产总值、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因素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人口数量和国内技术进步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国外技术进步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

根据对模型2的估计结果可知,引入环境规制因素后,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强度呈负相关关系,且不显著;环境规制与碳排放强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且交叉项与碳排放强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有效的政府行为能够减缓甚至消灭中国环境领域的“资源诅咒”现象。在该模型中,其他控制变量与碳排放强度的相关性与不考虑政府行为时均相同。

(2)区域视角——能源赋存量划分。根据前文提出的划分标准分别以能源富集区和能源贫乏区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在能源富集区,根据对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知,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强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在资源富集区环境领域存在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引入环境规制及交叉项后,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强度仍呈正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减小且不显著,表明有效的环境规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甚至消除能源富集区的“资源诅咒”现象,有效验证了前文的假说。

在能源贫乏区,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强度直接并未表现出显著相关关系,表明在能源贫乏区环境领域并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

综上,从能源赋存视角看,全国范围内能源禀赋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在能源富集区其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而在能源贫乏区并不显著。从全国范围内和资源富集区看,环境规制能够有效缓解领域的“资源诅咒”现象。

(3)区域视角——经济水平划分。根据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分别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环境领域是否存在“资源诅咒”进行验证估计,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东部地区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但结果不显著,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能源赋存量较少,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本、劳动、对外开放等要素推动,导致东部地区环境领域并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等因素与碳排放强度成显著负相关关系,人口规模、能源结构等因素与碳排放强度成显著正相关关系,技术进步与碳排放强度呈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

根据对模型2的估计结果可知,引入环境规制和交叉项后的估计结果基本与模型1的估计结果相同,且环境规制以及交叉项与碳排放强度呈负相关关系,但均不显著。综上表明,中国东部地区环境领域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环境规制在其中起到减少碳排放的作用,但并不明显。

中部地区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强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中部地区能源赋存量大会导致该地区碳排放强度高,环境领域存在明显的“资源诅咒”现象。同时,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等因素与碳排放强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国内技术进步与碳排放强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国外技术进步、能源消费结构与碳排放强度呈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

根据对模型2的估计结果可知,中部地区引入交叉项和环境规制因素后,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强度呈负相关关系,表明有效的政府行为能够缓解中部地区环境领域的“资源诅咒”现象。在模型2中,环境规制因素、交叉项与碳排放强度均呈负相关关系,能够有效降低中部地区的碳排放强度。综上可知,中部地区环境领域存在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而有效的政府行为能够改善这一现象。

西部地区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强度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主要原因可能是西部地区处于开发阶段,能源禀赋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未完全展現。同时,经济规模和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与碳排放强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人口规模和国内技术进步与碳排放强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强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外技术进步与碳排放强度呈负相关关系,但均不显著。

根据对模型2的估计结果可知,西部地区引入环境规制和交叉项后,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强度仍为正向关系,其余控制变量与碳排放强度的相关关系也未发生显著变化。同时,环境规制、交叉项与碳排放强度呈负相关关系,但均不显著。可能是由西部地区经济较为落后,能源禀赋转换成经济发展动力的机制还未成熟所致。

综上,从经济发展水平视角分区域看,东部地区能源禀赋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呈负相关关系,且环境规制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减碳作用;中部地区能源禀赋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减碳作用;西部地区能源禀赋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正向影响,但结果并不显著,而环境规制具有减碳作用但结果不显著。

4 进一步研究:全国范围的二阶段划分

前文分别从全国视角、能源禀赋贫富视角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视角验证发现,从全国视角看,中国环境领域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从能源禀赋贫富视角看,能源富集区在环境领域具有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在能源贫乏区该现象并不存在;从经济发展水平区域视角看,中部地区在环境领域存在“资源诅咒”现象,而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资源诅咒”现象并不显著。西部地区同样作为能源富集区,环境领域为什么不存在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前文理论推断环境领域的“资源诅咒”现象可能在经济发展不同水平有不同的表现,这一结果可能是前文理论分析的原因所致。东部地区代表经济水平较高的情形,环境领域的“资源诅咒”现象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可能是技术水平高、推动经济发展的动能由资源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西部地区代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形,环境领域的“资源诅咒”现象同样不显著,主要原因可能是经济处于发展初期,还未形成资源驱动经济发展的引擎;而中部地区则代表东部与西部的中间阶段,由于该阶段主要依靠资源驱动经济发展,因此在环境领域存在明显的“资源诅咒”现象。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拟对中国地区进行二阶段划分估计(前阶段为2004—2010年,后阶段为2011—2016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技术均呈现稳步上升状态,选取研究期的中间节点能够反映前后两阶段的经济水平差异,进而起到验证的效果。通过对比估计结果来进一步判断环境领域的“资源诅咒”现象是否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

根据前文构建的模型1和模型2,分别运用全国2004—2010年数据和2011—2016年数据进行估计,具体结果见表5所示。

(1)前半阶段(2004—2010年)。根据对模型1的估计结果可知,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根据对模型2的估计结果可知,当引入环境规制及其交叉项后,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强度之间仍然呈正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有所下降,同样不显著;环境治理投资、交叉项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均不显著。总体上,中国从2004—2010年在环境领域并未出现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

(2)后半阶段(2011—2016年)。根据对模型1的估计结果可知,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根据对模型2的估计结果可知,当引入环境规制及其交叉项后,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强度之间仍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不降反升;环境治理投资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交叉项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原因可能是由于东中西三个地区环境治理投资利用水平不同所致。综上,中国从2011—2016年在环境领域呈现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

通过对比中国前半阶段和后半阶段的估计结果发现,环境领域的“资源诅咒”现象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前半阶段并不明显,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后半阶段较为显著。中国前后两阶段估计结果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估计结果相似,同时结合东部地区的估计结果,我们有理由推断中国在环境领域的“资源诅咒”现象会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呈现“倒U型”变化,即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呈现先增长后减少的现象(如图2所示)。其原因可能是,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未形成资源驱动的发展引擎,并不会出现环境领域的“资源诅咒”现象;在经济发展中期,由于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源驱动,因此呈现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在经济发展后期,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新旧动能的转换,资源驱动力逐渐减弱,因此,环境领域的“资源诅咒”现象逐渐消失。

5 结论及建议

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选取能源禀赋和环境规制为核心变量,通过验证在环境规制调节作用下能源禀赋与碳排放的关系,明确能源禀赋对区域碳排放的作用机制,同时验证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性,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从全国视角看,中国环境领域整体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且有效的环境规制能够缓解甚至消除这一现象。从能源禀赋贫富视角分区域看,能源富集区在环境领域存在显著“资源诅咒”现象,且环境规制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而能源贫乏区该现象并不显著。从经济发展水平分区域看,中部地区环境领域的“资源诅咒”现象明显,且有效的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现象并不显著,且环境规制对碳减排影响不甚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转型升级明显,同时形成了对环境的自我调节能力;西部地区则由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能源禀赋转换成的经济发展动力不甚明显,同时在大力推动西部大开发的时期,对环境治理考虑较少等原因所致。通过研究结果本文认为,资源型区域在环境领域存在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但有效的环境规制能够明显改善甚至消除这一现象。同时,这一现象极有可能仅存在于依靠能源驱动的经

图2 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现象与经济发展

水平的关联关系

济发展阶段,随着产业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能源驱动型经济转变为资本、知识驱动型经济后,这一现象会逐渐缓解并消失。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当前在环境领域整体上存在“资源诅咒”现象,政府通过积极的环境治理政策能够有效推动经济擺脱这一困境,并实现经济的绿色转型。第二,国家应该加大能源富集区的环境治理投资,加快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速度,打破能源驱动经济发展的“锁定效应”。第三,根据区域间估计结果的对比可知,中部地区环境领域“资源诅咒”明显,加大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保持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既能够改善并消除中部地区的“资源诅咒”现象,也可以提高环境治理投资的利用效率。第四,当前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能源禀赋对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驱动力不足。按传统路径来看,随着经济规模的提高,西部地区环境领域的“资源诅咒”现象会逐渐显现,政府应该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前规划、注重环境治理,保障西部地区成功跨越传统路径必经的环境领域“资源诅咒”阶段。第五,根据地方经济和环境情况,科学合理规划环境治理投资额具有重要意义。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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