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界革命”是一场由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的诗歌改良运动，一直绵延至戊戌变法之后。早期的倡导者是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三位。1899年，梁启超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倡导“新意境”“新语句”和“以古人风格入之”的新诗写作风格。但是，梁启超等强调保持旧风格，二者互相牵绊，导致革命难以深入推进，产生了诗体限制内容的问题，使得它只是旧瓶装新酒，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改革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却也成就有限。

一、何以自诗歌始

诗歌是历代中国文人纯粹崇高的精神故土，更是中国文化的根。中国文化传统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儒家文化，说中国文化是“诗文化”正与这一传统密不可分。诗歌在儒家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诗经》是孔子删减选编而成的，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摘自《论语·为政》。从“诗经”到“楚辞”再到“乐府”，从“唐诗宋词”再到“元曲”，再到现代的诗歌，虽然诗歌格律形式在与时俱进，但诗歌却始终在中国艺术的宝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以后出现的其他艺术形式。

诗歌的精神充斥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里，主宰着中国艺术的精神世界。无论何时，都讲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想当年大唐气象，鼎盛繁荣，万国来朝，却有“李白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说法，大唐气象就在这诗中磅礴而出。西方人将《圣经》当作人生指南，中国人靠诗歌体察人生。历代文人骚客追求诗中的理想境界，感悟诗里的人生哲理。诗歌里蕴含着的是中国人的处事之道、做人的智慧。因而，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传统的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二、诗界革命的背景

一场革命爆发的大背景往往发生在当前统治者的统治力量被削弱，政局不稳或者天灾人祸导致经济衰退，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社会动荡之时，诗界革命的背景亦是如此。诗界革命发生在内忧外患不断的清朝末年。当时古老的中国在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下被迫打开国门，签订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条约，底层百姓更是备受剥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已经难以为继对这个庞大国土的统治，摇摇欲坠的政权下，怀抱救国理想的一千三百名举子发起了震动朝野的公车上书和百日维新，其中的康有为就在这次运动中崭露头角。自此，百日维新拉开序幕，康有为、梁启超成为维新派的核心人物。梁启超不仅在政界颇具变革意识，在诗界革命中他也是一位极具前瞻性的领导者和改革者。他在政界进行的百日维新以失败落幕后，他逃亡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开始深刻地认识到经历一次失败后，这些革命先驱开始意识到，依靠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救中国的路已然走不通，需要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此时，他们想到了或者中国的问题还要追溯到中国文化的本源上来。要想拯救这个古老的文明，只有从文化上着手。于是，一场席卷诗坛的革命悄然酝酿，渐渐在众多思想家和文人的努力下拉开帷幕。

但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又是众多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产物。除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有识之士，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条件就是传媒业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史上，报刊常常作为改革者发表政见、与政治对手论战的重要阵地。无论何党派、何种政治主张都需要借助报刊这一大众媒介的传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了臣民出版、发表著作的自由。“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梁启超的《时务报》《新民丛报》也在此背景下创刊，成为其日后发表诗界革命思想的重要窗口。

三、诗界革命的过程

如果一定要给这场革命界定一个开始的时间是比较困难的。一是由于文化界的革命不同于一场政变来的明确果断，它总是在摸索中慢慢前进，因而展现出循序渐进和多地多人同时的特点。目前，关于诗界革命的說法众多，各家各执一词。以梁启超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为起点的主要支持者是朱自清。朱自清《论中国诗的出路》中说，“近代第一期意识到中国诗该有新的出路的人要算是梁任公、夏穗卿几位先生。”1895年秋冬之际，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几人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一起讨论中国诗歌改革，进行诗歌创作，却在后期分崩离析。当时的“新名词”十分生涩难懂，往往采用直接音译、象征的办法，不懂外语的人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单纯靠新鲜词汇的堆砌，毫无实际意义的模仿，仿佛标榜自己使用了新词便是新诗的做法引起梁启超的不满，这也与其设想的诗界革命应该达到的效果大相径庭。梁启超所设想的诗界革命，是通过诗歌格律、风格、思想的革新，最终传播新思想，达到启发民智的作用。但由夏曾佑、谭嗣同倡导的早期“新学诗”与此初衷渐行渐远，新诗的名头已立，但实质并无改变。

这个问题后来被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直接导致了三人的分歧。梁启超渐渐发觉，新学诗存在一个极为严重的缺陷——因为只一味加入生涩新语，而导致在诗歌内容、思想性上的匮乏，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产生严重分歧，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诗界革命的观点，最终分道扬镳，各自展开新诗诗体研究。梁启超不仅是诗歌革命的发起人、更是小说界革命的发起者，他更是一位具有智慧和远见卓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梁启超生于1873年，字卓如，号饮冰室主人。他是一位先行者，一位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的领航员。他除了政治上的变革为人所熟知，更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发起者。

“新意境”在梁启超的观点中认为，其主要涉及作品的客观上呈现的思想内容，与作者主观上传达的主体精神关联不大。但他中国传统诗歌的“境”的固有之意并不相符。中国“境”的固有之意指的是一种言简意深的风格。在梁启超的“诗界革命”的三个主张中，只有 “旧风格”一个是旧的。所谓风格，是指中国诗歌千百年来形成的一些公认的格律特征、修辞文法等。

其中，最能体现梁启超诗界革命思想、最受梁启超赏识的是黄公度。黄遵宪，字公度，是一位致力于创作新诗的诗人，同时也是政界经历丰富，游历欧洲各国的外交官。从黄遵宪的个人经历就可以发现，他与梁启超、夏曾佑等知识分子的不同。梁启超等人对欧洲政治革命、风土人情、宗教习俗的了解几乎都来自传教士编译的丛书。在书本中，他们窥见了一个崭新而与众不同的文明，并努力在其中寻到解决民族救亡图存的良方。黄遵宪与其不同，他曾任驻英参赞、驻旧金山总领事，在欧美各国游历多年，直接受到当地政治经济和人文的熏陶，这与间接得来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同的。黄遵宪不仅出身科举，精通四书五经等中国古籍，熟稔中国传统文化，又因为对欧洲风土人情的了解，他的诗写得大气磅礴、内涵丰富。黄遵宪的诗歌主要描写他在游历欧洲时的见闻，比如欧洲轮船、电灯等高科技发明，并且抒发自己的赞叹之情。虽然从思想深度来说，还略显单薄，似乎也为过多传达出西方政治革命的思想主张，主要还是停留在对客观事物的描绘。但其描写的新事物和“雄襟伟抱，横绝五洲”的气势，还是给读者极大的冲击。相比于新学诗一知半解、囫囵吞枣地吸收外来词语，黄遵宪的新派诗真正描写西方之物，具有了梁启超所说的“新风格”，因此梁启超对黄公度也是十分推崇。

同时，黄遵宪的诗歌创作也并非诗随意而为。作为经历科举考试选拔出的仕子，黄遵宪的诗歌没有循规蹈矩，刻板陈旧之气，相反给人以自由活泼的新鲜之感。他的一个诗歌主张就在于“我手写我口”。首先，“我手写我口”提倡的便是诗歌创作由心而发，不能为赋新词强说愁。其次也揭示出一个道理，诗歌创作中口语的力量可能要比书面语言的力量更为庞大。其次，他推崇民歌，更赞扬诗歌向民歌学习的做法。这一观点与其“我手写我口”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民歌发于声，是民间百姓用最朴实无华却也最有生命力的口语创作而成。诗歌虽写于笔端，却也同诗歌一样，是诗人阐发情感的工具。所以黄遵宪提倡的就是向民间弹词、粤讴艺人学习，将民歌口语化表达的方式引入到诗歌中。所以黄遵宪的诗歌通俗易懂，气势磅礴，令人耳目一新。

虽然黄遵宪的诗歌被梁启超赞誉为“文界革命之骁将”，但还真正达到了梁启超所提倡的诗界革命的要求。梁启超本人对诗界革命的期望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但由于古代诗歌格律、风格与表现欧洲新鲜事物很难相容，处理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成为摆在诗界革命前的最大问题。不止是在诗歌中，放眼文坛，整个中国文化如何与西方文化碰撞交融，如何实现20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一直是其背后无法回避的难题。梁启超作为先行者，敏锐的察觉其后存在的本质问题，却也苦于无法解决，因此诗界革命的影响也有限，并没有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革新中国文化的革命，因而有其局限性。但是，这批有识之士怀抱救国理想，勇于探索的精神可以永载史册，同时也为日后诸如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文坛革命留下宝贵财富。“诗界革命”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渐渐为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这一大课题的探索指明了方向。

四、诗界革命与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

“诗界革命”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文学领域，它背后反映出的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转向问题，其背后涉及政治、思想、文化和政治諸多方面。“诗界革命”虽然最终未能成功创造出当时领导者们所期望的新诗风潮，但却也是在当时中国政治内外交困、文化发展停滞不前的迷茫时期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尽管梁启超等先行者最终未能创造出新诗诗体，但是其背后反映出中国古典诗歌与现代文化交融存在的问题还是值得反思，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本质上就是中国文化西学东渐的过程。诗界革命只是文学革命的一次有益尝试，但却渐渐触及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的一些本质问题，比如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是全盘西化还是为我所用。中国文化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我们至今也仍处其中。在新旧之间、东西之间如何取舍选择，找到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动力是需要每个人思考的课题。

参考文献：

[1]朱自清.中国诗的出路[J].中国文学月刊，1933（1）.

[2]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A].胡适文存二集[C].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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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峰.“以文为诗”与诗界革命的诗学 [J].齐鲁学刊，2014（4）.

[6]姜贵华.梁启超诗界革命新论解[J].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5）.

作者简介：韩珮瑶（1995-），女，汉族，山西代县人，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当代文艺与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