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强

任曉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2019年10月定价：39.00元

《多元共生：现时代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是任晓教授的第二部学术随笔集，展现了任晓教授最近几年在理论建构、区域周边国家研究、中西方比较分析等多方面的最新研究与思考。总地来看，在任晓教授的学术思考中，“多元共生”的理论构想始终是核心主线。

任晓教授对于共生理论的思考源自于他对于当代国际政治乱局、特别是美国失败的内政外交实践的反思。现实有力地表明，“历史终结论”仅是一种浅薄的妄断。自由民主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更不是可以在历史文化条件差异显著的不同区域和国家简单套用的“万能公式”。美国的经历表明，将民主化视为化解国际冲突、带来普遍繁荣的“西式路径”存在严重缺陷。为当前的国际危机寻解决方案，必须跳出西方范式，而倡导多元互进的共生路径显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任晓教授指出，“共生”是指一种“不同事物在共存前提下安然相处并进而相生相长、共同发展的状态”。共生状态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即主体的多元性、平等性以及情境性。

古语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因共生关系之中的行为主体具有多元性、平等性以及情境性特征，它们多元化、多路径的存在方式，使得各主体之间存在交流借鉴、共生求进的机会。因之，互动性的共生关系将会塑造共生秩序，共生秩序具有显著的包容性、内生性和坚韧性特质。共生关系建构在平等性之上，因而共生秩序是具有包容性，正因它不强求一致，使得置身共生秩序之中的行为主体得以保存差异，相互交融、演进融合。没有外力驱使下的借鉴融合将是“以我为主”、自发进行的，因而具备了内生性和坚韧性特质。换言之，共生秩序的形成不是屈从外来压力的被迫之举，而是行为体在多元环境之中，彼此间包容互鉴、共生求进的结果，是一种自觉自发的秩序建构。

笔者认为，共生路径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至少具有三方面的重要价值：

首先，就“问题意识”（problematic）而言，西方主流理论秉持强烈的西方利益本位，仅以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理论为例，作为“问题解决理论”（problem solving theory），它们并不谋求建立更为均衡、和谐的世界秩序，而仅仅将维持西方大国的优势地位作为第一关切。从这个角度上，共生理论试图探索和培育“美美与共”、共生互进的和谐的国际秩序，比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更具正义性。

其次，共生理论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历史文化视角。西方理论的立论基础是欧洲的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实践。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欧洲各民族国家之间彼此独立、实力均等、权力博弈的国际关系交往史是西方理论的建构基础，但是这一立论基础却未必符合世界其他区域的政治现实。恰如任晓教授曾指出的那样，迥异于西方近代的国际体系，古代东亚国家之间基于彼此意愿，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形成了小国崇大、大国自制、各安其位，和平属性远胜西方体系的多元共生的国际格局。在现实历史基础的支持下，共生理论超越了西方经验，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历史文化基础。

最后，更进一步地，共生观念的提出还打破了西方学者二元对立的思维观念，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与发展注入了多元导向的东方智慧。长期以来，西方学者“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思维观念严重限制了他们对于世界政治秩序的思考，其观念中诸如“先进-落后”、“正义-邪恶”等简单划分，直接导致了对西方道路过度迷信，以致以之为准绳剪裁其他文明的政治观念、规训其政治进程，最终难以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变得越发狭隘。共生路径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破除了西方政治模式的普适神话，鲜明地指出多元属性是事物存在的本质特征和进步基础，为趋于停滞和僵化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带来了“新鲜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