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现代档案工作及档案学的方法与理论主要都起源于西方世界，因此回顾西方档案史对于完善档案基础理论建设，完善学科发展的内在连贯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今天国内外档案学界在西方档案史研究领域还有不少值得提升的空间。通过本文的写作，笔者将简单介绍一下西方档案史研究的发展概况，并结合近年来从事相关研究时所获得的一点经验，与学界同仁交流一下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关键词：档案史；古文献学；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来源原则

Abstract： Modern archival science prominently grew up from the European land， the historic research of which， therefore， could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the fundamental theory construction of the archival science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internal coherence of the subject itself throughout the process. However， according to literature review， the research of European archives history still remains to be raised nowadays. Thus， based on personal understanding， author aims to give a preliminary introduction of relevant works to address the basic picture of European archives history among Chinese archival community.

Keywords： Archival history； Diplomatics； Ancient Greek； Ancient Rome； Medieval； Principle of Provenance

西方档案史研究源远流长，对于档案学科的自身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笔者近年来在从事相关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对于西方档案史研究领域一些尚不成熟的认识，希望通过本文与学界同仁交流探讨，为国内西方档案史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信息。

1 档案学界西方档案史研究概况

1.1 19世纪前的西方档案史研究。作为对自己学科发展历史的回顾，文档工作者开始关注于档案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当时人们逐渐意识到档案工作在某些方面与图书管理工作有着明显的差异，文档工作者的自我认知开始觉醒。意大利档案学家波尼法西奥在1632年发表《论档案馆》，其中较早论述了什么是档案馆以及古希腊罗马时期档案事业的发展情况，并通过这些论述最终表示，档案工作应当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技术[1]。1681年法国学者马比荣在古文献学的奠基之作《古文献学》一书中系统论述了如何基于文档横向对比的方式进行真实性鉴定，而为了论述众多历史文档的形成背景，马比荣在书中详细介绍了163个法国王室历史上的档案保存机构，并选取了60份来自不同时代和机构的历史档案。考虑到许多珍贵的手稿原件都已流失，马比荣无疑为后人留下了关于中世纪早期文档工作发展史的珍贵材料[2]。

延续着早期学者的传统，18世纪的档案学者和档案工作者们也越来越多地谈及档案工作的过往历史。1703年法国文献学家耶稣会学者热尔蒙发表了《法国历史上的古文献》一书，结合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社会因素，系统回顾了公元10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法国文档工作的发展历史，并以此指出，文档真实性鉴定要充分结合法国文档工作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3]。而在日耳曼地区，斯皮斯于1777年发表了《论档案》，他在书中简要回顾了神圣罗马帝国文档工作发展历史中的某些重要事件，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论述了他关于档案工作实际方法的某些观点[4]。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档案学界关于档案史的研究并没有实现专题化，大部分关于档案史的回顾都作为一种基础论据，散见于各类关于档案工作方法的专著中。同时，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主要关注于中世纪的欧洲档案史，而对于之前的档案工作发展甚少提及。

1.2 19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西方档案史研究。到了19世纪下半叶，随着档案工作进一步发展，档案学家和档案工作者自我身份的认同感越来越强，在这样的背景下，随之诞生了西方最早的档案史专题研究。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间，法国档案学家对法国档案史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曾任法国国民档案馆馆员的布尔迪厄于1855年发表了《法国的档案馆》一书，以亲历者的身份为大革命后法国档案工作的发展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证词[5]。1867年，拉波尔德在卸任国民档案馆馆长后不久完成了其《法国档案：从大革命到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一书的写作。19世纪60年代法国档案馆阵营与法国图书馆阵营曾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论战，论战由一批历史文献的归属权纠纷发展为关于档案与图书本质区别的争论，拉波尔德作为档案馆阵营的代表人物不但亲身参与了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并首次提出“全宗”的概念是区分档案工作与图书馆工作的重要标志。而在这本书中，他结合大革命后法国档案工作的发展，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这一观点，并首次提出档案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设想[6]。到了1870年，法国档案学家巴歇特结合其在威尼斯工作所积累的知识，出版了《威尼斯档案馆：枢机处的历史》。作为中世纪规模最大的档案体系之一，威尼斯的档案馆历史悠久且馆藏丰富，巴歇特的著作是对其最早的系统介绍，即便到今天，这本书仍旧是研究威尼斯档案工作发展最权威的作品[7]。

相比于法国档案学界，德国和英国的档案学者关于档案史的专题研究则稍稍晚了一些。德国登记室原则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历史学者的贡献，尽管当时参与1881年登记室原则制定的历史学家在各类文献中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但是对于德国档案史进行全面的回顾直到20世纪40年代之后才得以实现，波斯纳和布伦内克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波斯纳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开始对德国档案史进行系统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而布伦内克在1953年发表的《档案学》一书，更是首次结合德国档案工作源远流长的历史，集中介绍了从中世纪开始的德国档案工作发展历史。值得一提的是，波斯納作为犹太人，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在1940年前往美国。凭借深厚的专业素养以及对于欧洲档案历史的渊博知识，他对美国档案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于1955年至1956年间担任了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第11任主席，被后人称为“美国档案学的泰斗”[8]。他去世之前曾以英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欧洲档案史的论文，为后来美国档案学界关于西方档案史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的许多成果也深刻影响了谢伦伯格等美国档案学家。除了对于德国档案工作发展的回顾，波斯纳还潜心于西方古代档案史研究，并于1972年出版了《古代世界的档案馆》，这本著作在包括档案学界在内的整个学术圈内都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西方古代档案史研究中里程碑式的著作[9]。

英国学者霍尔于19世纪末开始系统调查和总结英国17世纪后形成的各类档案信息资源，并出版了多本著作供历史学研究参考[10][11]。在各类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霍尔还完成了《英国官方历史文件研究》一书，对几百年来英国档案工作的发展严格进行了一个系统回顾，为后人了解英国早期的档案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信息[12]。遗憾的是，相比于同时代的詹金逊，霍尔的研究成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得到档案学界的充分关注，而近年来英国学界也开始反思，正是因为对于霍尔研究成果的忽视使得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英国档案工作仅仅在20世纪初才起步[13]。

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谢伦伯格、迪香等国内档案学界熟知的学者继续在他们的著作中对档案史进行了深入的叙述，而他们的观点也基本塑造了今天全世界档案学界对于档案史的认知。然而相比于前人，谢伦伯格等人关于档案史的研究原创性较为薄弱，对于原始史料的发掘不够深入，换言之，他们的研究只是对波斯纳、布伦内克等人著作的有限补充，既没有向学术界交代更多关于西方档案史的历史信息，同时在研究中也存在着不少值得商榷的问题。于是，20世纪80年代后档案学界关于档案史的研究开始呈现出明显的批判性和区域性的特点。

1.3 20世纪80年代后的西方档案史研究。具体来看，第一，来源原则的历史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后档案学界在档案史研究中最为关注的问题。据笔者所知，谢伦伯格关于来源原则历史的介绍是档案学界第一次系统总结这一学科核心理论的发展历史，然而谢伦伯格及其他相关学者的著作中缺少对档案史的全面考查，史料信息的引用也相对匮乏，因此必然存在着一些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地方[14]。因此在80年代之后，对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及既有观点的反驳就成了档案学界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布里希福德通过对日耳曼地区档案分类实践的广泛研究指出，机构来源分类法在日耳曼地区有着深刻的历史土壤，其历史渊源远远早于1841年的法国尊重全宗原则，即便没有法国尊重全宗原则，德国可能也会最终提出登记室原则，两者并不一定有明确的继承关系[15]。波佐拉也发现，早在1777年，德国萨克森的哈雷（Halle）市的地方档案馆，机构来源分类法就被当地档案工作者采用[16]。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吉鲁克斯[17]、斯维尼[18]等学者的呼应与肯定。摩尔在其对大革命后法国档案发展的深入研究中虽然没有直接回应谢伦伯格的说法，但其在历史证据方面的重大发现从另一个角度实现了对布伦内克、谢伦伯格等人观点的驳斥，即法国尊重全宗原则实际上并不能被视为来源原则的源头，正相反，尊重全宗原则所体现出的某些内容与来源原则尊重客观的精神是彻底相悖的[19]。

第二，在20世纪80年代后档案学界对于档案史的研究中，研究对象越发呈现出区域性的特征。在19世纪下半叶近现代档案学形成的过程中，德法两国发挥了最为显著的历史作用，也正因如此，关于19世纪德法两国档案史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档案学家关注的主要内容，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档案史研究则显得较为沉寂。而随着档案学界对于来源原则历史的反思，以及档案发展历史中的多元性与复杂性的重新认识，档案学家们开始以一种更为深入的眼光从更多不同的角度去回顾西方档案史的发展。这一时期档案学界对于波斯纳或布伦内克那样篇幅浩繁、所涉广泛的历史写作方式不再感兴趣，取而代之的是聚焦于某个国家或地区、或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档案史研究，其主旨也是为了跳脱“尊重全宗原则-登记室原则-《荷兰手册》”的历史主线之外更为深入地考察西方档案的发展。比如布里希福德就认为，来源原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法国古文献学家马比荣（Mabillon）。并以此为切入点详细考察了17世纪古文献学对于档案工作的影响。他认为，相比于尊重全宗原则，古文献学是法国对于西方档案工作做出的更为重要的历史贡献[20]。而另一些学者则试图进一步在1841年尊重全宗原则诞生之前的档案发展史中寻找更多关于来源原则的历史线索。埃雷拉在他的研究中就试图论证，早在1791年丹麦就开始在档案工作中践行类似于尊重全宗原则的思想[21]。而根据荷兰档案学家霍斯曼的叙述，荷兰在1795年的司法机构组织变革中，就开始尝试以机构来源代替主题线索对档案进行分类整理[22]。他和他的合作者进一步指出，到了1880年，荷兰档案工作者已经普遍接受了从单位收集来的档案应该被单独保存，由此他认为，在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前，来源原则在荷蘭就已经有了长期的实践经验[23]。英国档案学家罗泊重新考察了19世纪前期英国的档案分类方法，他认为尽管19世纪中期前机构来源分类法并没有被英国官方所正式采用，但早在1840年英国政府就开始广泛使用机构来源分类法来进行档案的分类整理[24]。意大利档案学者维沃指出，17世纪时威尼斯共和国是欧洲较早实现行政档案集中保管的政权，在其中已经可以清晰发现机构来源分类法的痕迹[25]。而帕内拉则表示，早在1812年的那不勒斯、1822年的托斯卡纳公国以及1839年的教皇国，机构来源分类法就被当地的档案工作者所采用[26]。

较之于国外学界，国内档案学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内容上都显得较为单薄。目前国内学者对于西方档案史的相关研究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随着学术交流的逐步开展，布伦内克、谢伦伯格、迪香等20世纪档案学家的相关观点被引入国内，在此过程中韩玉梅、黄霄羽等学者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黄霄羽的《魂系历史主义》一书基于广泛的历史背景将档案学的两大支柱理论与历史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加以论述，帮助国内学者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形成全新的认识，这一视角即便是放眼全球档案学界也是十分难得的。然而相比于国内档案学界对于中国档案史的研究，西方档案史的相关研究目前还停留在较为初步的阶段。大部分国内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来源原则的历史而展开，虽然近年来在许多关于档案学术语词源及其他方面的研究中，也可以发现一些对西方档案史的描述，但总体上国内学界对于西方档案史研究的前沿动向还不甚明朗，对于西方档案工作和档案学发展的历史情况所知较为有限。

2 历史学界西方档案史的研究概况

早在19世纪早期，著名的罗马史学家蒙森（Theodor Mommsen）就在其一系列关于古罗马历史的鸿篇巨著中大量考证了古罗马时期档案工作的实际情况，其中一些论述即便到今天依旧为所有古罗马档案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信息。但囿于当时考古工作的限制，学界对于古代档案工作的了解还颇为贫乏，直到19世纪晚期以后，随着西方学者在各地不断取得重大的考古发现，那些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过往才渐渐浮出水面。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学家们在两河流域的一系列发现。从20世纪初开始，考古学家们在马里（Mari）、尼姆鲁德（Nimrud）、乌加里奇（Ugarit）等地發现了大量的泥板档案，并以此为线索对两河文明的档案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其中的代表人物马洛万、奥本海默等人将他们的考古报告整理出版成了大量学术研究作品，而波斯纳也正是以此为主要基础才得以完成了《古代世界的档案馆》一书中的相关内容[27]。对于两河文明的考古发掘一直延续到21世纪，相应的，直到近年来仍有相关著作问世，比如尤尔萨在2005年就出版了《新巴比伦时期法律与行政文档：象征主义、文本内容与档案馆》，书中以跨学科的视角重新诠释了两河文明时期档案工作的某些历史特点，堪称对于过往研究的一次重要突破[28]。

古希腊时期的爱琴海地区城邦林立，战乱不断，许多历史遗迹早在几千年的战火中就已消失殆尽，因此关于古希腊档案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就面临着很困难的境地。即便如此，作为西方文明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发源地，古希腊档案工作中所体现出的个人价值与民主精神至上的特点还是吸引了历史学家长期以来的关注。19世纪以前，人们仅能在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古代学者的著作中寻找一些关于古希腊档案工作的蛛丝马迹，而在19世纪中期之后，伴随着考古工作所取得的突破，学术界形成了大量关于古希腊档案工作的研究，而斯金格尔在1999年发表的《古代雅典的记录与档案馆》一书更是过往100多年来相关研究的集大成者。作者在这本著作里以雅典的档案工作为切入点，不但介绍了独特的历法系统对古希腊档案管理所造成的影响，还进一步详细地论述了古希腊政治文明背景下对当时档案工作的影响，对于档案学界了解档案史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特征有着非常宝贵的价值[29]。

相比于古代档案史，欧洲中世纪档案工作发展才是历史学界最为关注的焦点。而谈及这一研究领域，就不得不提到国际古文献学协会（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e diplomatique，下文简称CID）这一组织。1968年，古文献学及档案史领域的学者便在捷克布尔诺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古文献学协会，三年之后的1971年CID正式成立，到今天已有50年的历史。CID每年都会在全世界各地举办各种规模和主题的学术会议，其成员既包括法国国立文献学院的档案学者，甚至包括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以档案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知名历史学家。考虑到这些历史学家个人的著述十分丰富，在此笔者就不一一介绍了，但是CID的研究方针从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这些学者的一个共同特征，即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不同的角度综合论述中世纪档案工作的发展历史，其研究内容之深入、研究视角之广泛，使得CID成为了解中世纪西方档案史最为重要的文献来源。CID将各类学术会议上发表的高水平会议论文组织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学术出版物和论文集，其中出版于2002年的《宪章、手册和档案：中世纪欧洲文档的保存与流通》一书精选了CID近年来关于中世纪档案史的英文研究，相比于CID组织出版的其他著作，更为集中地介绍了与档案管理相关的历史信息，同时也更便于英语世界以及国内的相关学者进行阅读学习[30]。

除了CID之外，还有许多历史学家在中世纪档案史方面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其中英国的学者因为在其著作中广泛将档案史与文化史研究相结合而格外引人注意。克兰奇于1979年出版了《从记忆到书面记录》一书，他在这本著作里充分结合符号学、风俗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论述了公元11世纪到公元14世纪间英国地区文档伪造的现象及档案工作方法相应的改变[31]。克兰奇是20世纪下半叶第一位将文档伪造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他对于这一历史现象背后的社会因素以及对于档案工作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学界获得了极大反响。这本著作于1993年和2012年两度再版，而受克兰奇的影响，英国学者从此不再将文档伪造现象简单地视为一种负面的行为，而是基于复杂的社会因素，尤其是文化因素对文档伪造进行更为深入的审视。 海亚特的《中世纪的文档伪造》[32]、斯泰纳的《文档文化与中世纪英国文学》[33]、拜伦贝姆的《文档的艺术：中世纪英国的文档与视觉艺术》[34]等著作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它们为学界理解中世纪的档案史提供了一个十分新颖的角度。

3 总结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西方档案史研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内容值得注意：

第一，西方档案史研究是开展档案基础理论研究的前提之一。笔者个人认为，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档案学界应当主要致力于解决两方面问题，即如何提升档案工作以及如何认识档案本身，前者影响着档案学在现时环境下能发挥怎样的实际作用，而后者则会指引着档案学在未来会走向何处。毫无疑问，应用性质的研究应当深深扎根于当前的社会现实，然而如果理论研究者的视野也仅仅停留在有限的历史背景中，就会深刻影响档案学科的内在连贯性，同时将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局限在一个相对狭隘的范围内。今天全世界档案学的主要理论与方法大部分都源自和继承于19世纪后西方世界的档案工作实践，也因此带有明显的局限性。比如许多档案学者都认同，档案从诞生之初就与政治活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权力色彩也是档案重要的特征。实际上，档案工作在西方历史上全面呈现出政治化与体制化的特征要追溯到18世纪以后，在两河文明时期、古希腊时期以及17世纪前欧洲的许多地区，档案馆的公共色彩都远远大于其政治色彩，其中保存的不都是和行政活动相关的文件，保管为主、利用为辅的方针也并不一直是档案馆的固有特征。比如古希腊时期的档案馆源自民间的公证处，直到古希腊文明晚期，档案馆都深得普通民众的信任，可以向整个社会提供开放的档案保管服务，而私人档案与官方档案的共同保存也成为整个古希腊民主制度的缩影。与后现代学者对档案体系表现出的深刻质疑不同，推崇自由共和体制的亚里士多德曾经明确表示，档案馆是他理想中的国家政府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35]。这显然是与当前的某些论调有差异的。又比如当前档案学界普遍认为，来源原则之所以能在19世纪末替代主题分类法成为档案工作中的原则性方法，主要是因为随着档案工作环境的变化，主题分类法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然而据笔者所知，以功能主义的论调解释这一社会变迁恐怕只是一种单纯而理想的推测，实际上，无论是相关研究还是笔者本人，都没有在确实的史料文献中发现任何可以支持这一观点的确实的历史证据，相比于对档案工作本身的关注，1841年尊重全宗原则及1881年登记室原则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动因，其中政治、文化、历史等因素恐怕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当然，来源原则最终能得到档案界的普遍认可，与其自身的合理性与优越性肯定不无关系，但是在这其中，其他因素的影响无疑不能被忽视[14]。总而言之，怎样迎接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于过去有着多少了解，上世纪90年代杜兰蒂基于古文献学而提出的电子文件真实性长期保存思路就是一个受档案史启发而提出的一种全新方法的研究典范。我们身处的并不是仅仅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年轻学科，正相反，档案学背后有着无比深厚的历史土壤，完全不逊于哲学、文学或历史学等学科。笔者相信，正如杜兰蒂在她著作标题中所说的那样，我们今天是在致力于“古老学科的全新应用”，如果档案学界在档案史研究领域能够更进一步，必将能激发更多新思路的产生。

第二，西方檔案史研究是一门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当前国内外档案学界在西方档案史研究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于档案工作本身的发展轨迹，而失于对档案工作这样一种社会活动背后复杂社会因素的全面分析。这使得档案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相比于历史学界，不禁黯然失色。历史学界在西方档案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无论是在时间跨度还是在论述的深度上，都具有更为突出的学术价值。当然必须承认，西方档案史研究在客观上的确存在不小的难度，它不单要求研究者能够掌握多门语言，并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源，还需要研究者具备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历史学等方面综合性的人文社科研究视角。但是这些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历史学者固然在某些技能上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是对档案学界来说，即便不能亲自挖掘新的史料证据，广泛阅读原始的史料，具备多个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至少也应该充分吸收其他学科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我所用。然而这点正是档案学界，尤其是国内档案学界所欠缺的。以来源原则的历史研究为例，早在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档案学界就纷纷质疑谢伦伯格对于来源原则历史发展的表述，然而直到今天，这些研究都没有得到国内学者的充分重视，而国外档案学界如今已经避而不谈的某些观点仍旧出现在国内档案学的教科书内。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的普及，跨学科的国际交流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困难，在与欧美一些知名历史学家交流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国外档案史研究领域的学者虽然对档案学界的研究不甚了解，但是无一例外都指出西方档案史的研究需要档案学界的参与，并纷纷表示，愿意为国内档案学者提供交流学习的机会以及必要的研究意见。笔者在完成博士论文的过程中，也确实得到了许多欧美历史学家无私的帮助。

第三，西方档案史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正如笔者在前文中所提到的，西方档案史研究并非20世纪后才诞生的研究方向，相反，对于这一领域的关注已经在学界延续了数百年之久。对于西方档案史稍有了解便可发现，今天档案学界所讨论的许多问题、档案工作中提及的许多思路都在过往的历史中有迹可循。因此在档案史研究甚至许多档案学其他方向的研究中，研究者的目光都不应忽略更为古老的历史事实，而对于历史信息的重视，也是增强档案学界的自我认同、奖励档案学科内在的历史连贯性的必然要求。尽管笔者没有做过严格意义上的引文分析，但是以笔者所了解的情况而言，国内外档案学界目前在相关研究中对历史信息还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

西方档案史领域的各类研究成果浩如烟海，而本文中所介绍的内容仅仅是沧海一粟。与其说本文是一篇严谨的研究综述，倒不如说是笔者把在近年来学习西方档案史过程中所获得的一些经验和感想分享给学界同仁，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同时笔者也希望，本文中所提到的各类信息能对从事相关研究的档案学者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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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来稿日期：2019-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