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其国

三则“启事”

革命与爱情本来就并行不悖，革命者也要恋爱，也要结婚，也要生儿育女;有的一不小心也会于有意无意间陷入“三角恋”的情感“怪圈”。且看1924年11月27、28、29日连续三天重复刊登在上海《民国日报》上的三则“启事”：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这则“三角恋”的故事发生在当时的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实际上也是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办的革命学校;由校务长共产党人邓中夏具体负责。瞿秋白和杨之华的“师生恋”即发生于此。

瞿秋白和杨之华相恋之前，杨之华已与沈剑龙结为夫妇。而促成杨、沈结为秦晋之好的正是杨之华的公公，即沈剑龙的父亲沈定一。原来沈、杨两家同为浙江萧山人，沈家系当地望族，杨之华也生于富贵殷实之家，两家长辈从小便为沈剑龙、杨之华订下了“娃娃亲”。沈定一系中共早期党员，在上海参与建党后回到家乡创办农村小学。毕业于杭州浙江女子师范学校的儿媳杨之华，顺理成章地进入公公创办的学校当了一名老师。1921年11月，沈剑龙和杨之华的女儿出生。

瞿秋白于1923年4月来到上海大学担任社会系主任。杨之华于这年年底考入上海大学，就读于社会系，成为瞿秋白的学生。这年8月，瞿秋白在南京认识了两名年轻知识女性蒋冰之、王剑虹，前者即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丁玲。之后丁玲、王剑虹进入上大求学。不久，瞿秋白与王剑虹相恋。1923年12月，瞿秋白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曾将自己对王剑虹的绵绵情思，频频流注笔端，化成滚烫的情书，一封封飞至上海，寄到王剑虹手中。其实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当时瞿秋白未婚，王剑虹未嫁，况且二人有着相同的思想认知基础和社会价值观。

王剑虹生于1903年，四川酉阳龙潭镇人。1916年考取邻近的湖南省桃源县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两年后，比王剑虹小两岁的丁玲也进入二师成为预科生。丁玲后来曾回忆道：“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我们学校的同学行动起来时，王剑虹就成了全校的领头人物……”。1921年，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成立改组筹备委员会（同年9月正式定名“中华女界联合会”），王剑虹成为其中23名成员之一。改组后的中华女界联合会创办了《妇女声》周刊和平民女校。《妇女声》也是中共创办的第一个妇女刊物。主要编辑有王剑虹、王会悟等;撰稿人有陈独秀、沈雁冰（茅盾）、沈泽民、邵力子等。1922年平民女校与《妇女声》因经费等问题停办，遂有了之后与上海大学的交集。

瞿秋白与杨之华（1930 年）

1924年1月，瞿秋白從广州返回上海后，瞿、王便结为伉俪。此时杨之华也已在上大就读。此时上大已从闸北迁至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但结婚不久，王剑虹就患上肺病，而且愈发严重起来。杨之华《忆秋白》一书写道，“在生活上，他（瞿秋白）偏又碰到了不幸，他的妻子王剑虹病重了。他们夫妇俩感情是很好的，王剑虹在病重的时候，希望秋白在她的身边，不要离开她。秋白也很愿意多照顾她。一回到家里，就坐在她的床边，陪伴着她。在他的长方形书桌上，常常整齐地放着很多参考书，他就在那里埋头编讲义，准备教材或为党报写文章”。这年夏天，王剑虹的病终告不治，不幸病故。

这以后，杨之华渐渐发现，瞿秋白对她的感情似有升温。在经历了一段惊惶失措之后，她逐渐冷静并开始在想，这或许才是她等待的真正爱情。

纠结“三角恋”

这样一来，在瞿秋白、杨之华、沈剑龙之间便呈现“三角恋”事态。这场“三角恋”如何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沈剑龙。虽然“秋白是在她（王剑虹）死后才同杨之华同志恋爱的”（丁玲语），但瞿秋白毕竟又是在杨之华和沈剑龙离婚前和杨之华恋爱的，就这点说，沈剑龙不仅没有错，而且很无辜。不妨设想，如果沈剑龙横加阻挠，弄得天下皆知，毕竟于瞿、杨声誉有损，尤其是瞿秋白，毕竟他是中共高级领导。后来的结果我们已都知道了——正是沈剑龙的退出和淡出，才成全了瞿、杨的结合和此后的爱情佳话。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知道的人并不多。

瞿秋白和杨之华对于他俩的相恋，最初心里还是纠结的，至少他们在面对沈剑龙时，不会觉得那么理直气壮。何况沈家待杨之华不薄，公公沈定一尤其器重她，沈剑龙对她也很不错。所以现在他俩要走出这一步，确实要面对许多棘手的问题。最后他们决定去听取一下杨之华的“义父”，与瞿秋白一起在上海大学任职的邵力子意见。邵力子支持他俩相爱，但同时建议他俩去和沈剑龙作一次深谈。

比杨之华小11岁的妹妹杨之英对他俩的这次回家印象很深，她后来在《纪念我的姐姐杨之华》一文中写道：“我第一次见到秋白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姐姐同他一起到萧山家中来的时候，当时姐姐已决定与沈剑龙离婚，她和秋白来家就是为商议这件事的。秋白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说话斯文，十分有礼貌。他们到家后，立即派人把沈剑龙请来，三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差不多一整夜。临别时，我看他们说话都心平气和，十分冷静，猜想姐姐与沈剑龙离婚和秋白结婚的事已经达成协议。果然，姐姐和秋白回到上海后不久，邵力子主办的《民国日报》上登出了两条（实为三条——引者）启事，一条是姐姐与沈剑龙的离婚启事，一条是姐姐与秋白的结婚启事。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纪念那天，姐姐和秋白正式结婚。我的父母亲认为这事丢了杨家的脸，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但姐姐从此却更加勇敢地走上了献身于革命的道路。”可见，使瞿、杨感情相联的，更在于他俩的志同道合，而这一点恰是沈剑龙身上所缺失的。

瞿秋白、杨之华、瞿独伊在莫斯科（1929 年）

杨之华收获了革命的爱情。但在亲情上，除了她父母觉得她“丢了杨家的脸，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外，更让她感到痛苦的是，沈家虽然同意了她和剑龙离婚，却不让她把女儿带走。

那天三个当事人在萧山沈家“谈了差不多一整夜”，到底都谈了些什么，现已永远成为了谜。不过既然“他们说话都心平气和，十分冷静”，可知沈剑龙已接受了这个现实;既不闻他与瞿、杨争吵，也没有听到他痛骂瞿、杨，足见沈剑龙的理性和克制。

然而沈定一可没有儿子沈剑龙的气度。尽管他自己妻妾成群，却容不得媳妇在婚姻上重新选择。既然杨之华毅然决然跨出了这一步，他就不让她把女儿——也是他的孙女带走。杨之华在《忆秋白》一文中写道：“我的离婚，受到当时人们封建思想的反对，他们把我的孩子当作私有物，不允许我看见我的女儿……我渴望着看到她，秋白很能理解这种母亲的心情，他同情我，安慰我，并且在一九二五年的春天，帮助我抽出一个空，回乡下去看孩子。到达家乡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独自一人走到过去公婆家里。我过去的公公知道我的来意，突然沉下脸来，冷酷地说：‘我不能让你看她。并且不再理我了。”后在沈定一大姨太太的帮助下，“我看见了心爱的女儿，她正在玩玩具。我抑制了心中的狂喜，轻轻走到孩子面前，她玩的正是我从上海买回去的玩具呵！孩子天真地对我说：‘妈妈，我告诉你，我的妈妈死掉了。她那两颗黑黑的眼睛，不住地看着，又拿手上的玩具给我看：‘这是妈妈买来的。‘独伊，我的好女儿，我就是你的妈妈。‘不，孩子固执地说：‘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你，一个在上海死掉了！我掉下了眼泪。”这真是一个令母亲心碎的场景。似乎也成了她为爱情付出的沉重代价。欣慰的是，就在此后不久，也许是受沈剑龙的影响，也许是沈家人平静后想通了此事，总之，之后态度终于转变，答应让孩子回到母亲身边。这样，独伊就被接到上海與他们共同生活，瞿秋白也对独伊视若己出，用杨之华的话说，“秋白无论在我和独伊或在其他人面前，总不使人感到独伊不是他亲生女儿。独伊从小没有感到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而与瞿秋白结合后，杨之华确实以自己的人生实践告诉世人，她对与秋白的结合深感幸福并引以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