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旭

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合照

1945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告结束，中华民族却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而国共双方此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锁定在国土东北端那片肥沃的黑土地上。为了争夺东北，1945年9月1日，蒋介石抢先发表了熊式辉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的任命，同时委任自己的大公子蒋经国为东北特派员;9月3日，蒋介石又以国民政府名义划分东北为9省2市;9月5日，更是一口气任命了各省主席和各市市长。就这样，东北地区再次以其重要的战略、经济地位成为斗争的焦点，也正在这个时刻，蒋经国开始了北上之旅。

万众瞩目的黑土地

国共双方为何同时聚焦东北？这是由东北当时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决定的。

当时国人所称的东北地区，包括今天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以及河北省的承德地区，总面积达13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3800余万。在旧中国，这是一个工业发达、交通便利的现代工业区。据1947年调查统计数据，彼时东北的煤产量为532万吨，占全国总量的49.5%;发电能力107万千瓦，占全国总量的78.2%;生铁产量171万吨，占全国总量的87.7%;钢材产量49万吨，占全国总量的93%;水泥产量150万吨，占全国总量的66%。东北也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当时可耕地面积3273万余公顷，粮食年产量达2000万吨。那时东北的森林面积为615万公顷，木材总储量为30多亿立方米，占全国总量的1/3。经过张作霖父子及俄国、日本殖民者前后几十年的营建，东北的交通运输也极为发达，铁路有1.4万千米，公路有10.8万千米，均占全国铁路公路的一半以上;而且东北南临渤海、黄海，港湾众多，有大连、旅顺、安东、营口、葫芦岛等优良港口，还有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等河流交织，航运贯通。在军事方面上，东北地区北靠强大的苏联，西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东南与朝鲜为邻，南面的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西南与冀热辽边区比邻，战略地位更是极为重要。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曾对他的下属说：“东北不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而是中国革命的归宿地。经过本党这30年来不断的奋斗，我们中国的革命已经到了归宿了。希望各位在这最后成功的时刻，格外奋起，格外努力，完此一篑，以竟全功。”蒋介石对东北势在必得之意毫不掩饰。

1945年8月8日，依据雅尔塔会议决议及《波莰坦公告》的规定，苏联对日宣战，百万红军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兵分四路攻入了中国境内，横扫盘踞东北多年的日本关东军，苏军的参战无疑加速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8月15日，日本天皇颁布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月31日，苏军完成了对东北的军事占领。就在此前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莫斯科和苏联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战后东北的主权移交给国民政府，苏军在日本投降后3个星期内开始撤退，3个月撤完。当年8月29日，蒋介石致电国防最高委员会代理秘书长陈诚，提出6条收复东北各省的处理办法。31日，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遵照蒋介石所定的收复东北纲要，在伪满洲国“首都”长春设立军委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同时设立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公署。9月5日，正式对外宣布由蒋经国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

为什么是蒋经国

如此要害之地，自然要派出心腹之人，除了嫡系中的熊式辉、杜聿明之外，蒋经国当然是更加放心的人选。在蒋介石看来，蒋经国自1925年赴苏留学到1937年回国，在苏联生活12年，其对俄语的擅长和对苏联的了解是许多人无法相比的优势。而此时，蒋介石在东北并无一兵一卒，尽管有美国先进运输工具的大力支援，从大西南向东北调兵遣将，也不是马上就能办到的事。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回忆录里就曾写过：“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共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响也没有。如果他不同共产党和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在军事力量鞭长莫及之时，政治和外交手段就不可或缺了，最起码也可以拖延时日。而此时蒋介石派自己儿子去东北办外交，既放心，又可以借此摔打锻炼培养他，还能够为其积累政治资本，实可谓一举多得。

“赣南新政”

1939年3月，蔣经国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从蒋经国个人角度讲，现在抗战终于胜利了，父亲收复了江山，他也亟待一个机会大展拳脚，为将来接班做准备。早在抗战初期的1939年，由苏联回国两年并经过一些基层岗位历练的蒋经国转任赣南行署专员，而且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1945年初。年富力强的蒋经国主政赣南后，即按照自己的思路和风格在此地大刀阔斧地展开工作，他禁烟赌娼，修明吏治，发展经济，兴办教育。6年过后，该地社会面貌大为改观，外界评价甚高，竟有“战后政治看赣南”的说法，时人称谓“赣南新政”。蒋介石自然也有耳闻，曾经拍发电报褒奖：“儿任专员已足三载，人民爱戴，建设进步，时用快慰！”但是，赣南的局面毕竟太小，此时他的头上已经顶着两顶帽子：一个是青年军的政治部主任，影响着号称“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国民党精锐部队;一个是学生逾千的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开始抓牢“三青团”这一精干青年组织。蒋经国以其“太子”的特殊身份北上担任外交特派员，准备替老爹争夺和控制东北，豪情万丈地认为自己只要“把中苏关系搞好，也就等于断掉毛泽东的生路，国民党就可以稳操胜券了”。

自信满满启程北上

除去上述因素，蒋经国之所以信心爆棚，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刚在几个月之前与苏联甚至斯大林有过“亲密接触”，故而他觉得自己绝对能够应付得了东北的外交局面。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领袖“三巨头”在雅尔塔商谈战后格局，并在没有中国代表与会的情况下，通过《雅尔塔密约》，要求苏联在欧洲战事结束后3个月内，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作为交换条件，美英许诺“外蒙古维持现状、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等划归苏联、苏联重新获得大连商港和旅顺军港使用权、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1945年6月30日，蒋介石指派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率外交次长胡士泽以及沈鸿烈、蒋经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卜道明（蒋经国的同学）等人一起远赴苏联，开始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谈判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是6月30日开始，7月13日结束;第二期从8月7日开始，到8月14日为止。经过艰苦谈判，南京国民政府由刚刚接替宋子文上任的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一系列附件，承认了《雅尔塔密约》强加给中国的各项要求，苏联则承诺会援助国民政府，并在出兵后3个月内撤出东北。

宋子文等人奉命赴苏联谈判，其实不过是国民政府屈服于美苏压力，派他们做代表去谈怎样落实苏联的要求而已。但在这过程中，蒋经国则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和安排，以个人身份单独求见斯大林，专门讨论了外蒙独立问题。蒋介石这一举动也是有深意的：派出自己的儿子，对斯大林是一种亲善的姿态，更想增加几分胜算，力争保住外蒙古。蒋经国以个人身份会见斯大林时转达了父亲的观点，并竭力想为本国争取利益。但是刚刚带领苏联全国军民打败了强大法西斯德国的斯大林，岂会将积贫积弱多年的中国一位“准太子”的话听入心里，蒋经国的（其实就是蒋介石的）想法也就只能是想法。不过在经过全盘考虑后，斯大林还是给了蒋氏父子几分面子，他对蒋经国说：“苏联政府同意予以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的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此外苏联还同意在旅顺建立海军基地时，不再使用蒋介石所忌讳的“租借”名称，这些无疑都给了蒋经国几分成就感。虽然苏联之行外蒙古问题并没有谈出什么名堂，也未能改变《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实质性内容，蒋经国还是认为自己借此对斯大林有了初步了解，也相信斯大林对自己的承诺，于是感觉对今后同苏联人办理外交事务有了几分收获和体会。

当年10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通告民国政府，部分苏军已开始自东北撤退，主力将于10月下半月开始撤退，以便于11月底撤退完毕，请中国代表在10月10日以后到长春与苏军当局晤会，开展苏军撤退问题的谈判。这使得蒋经国更加相信苏联会信守承诺，于是10月12日即与熊式辉等人搭乘运输机兴冲冲地飞抵长春，走马上任去与占领东北的苏军谈判交接事宜。

1945年8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中）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如愿以偿的斯大林（后排右二）目睹条约签署

国民党陆军中将熊式辉

1945年，苏联军队进军中国东北

举步维艰的特派员

作为国民政府的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当时是出面打头阵与苏联军方谈判的，因为东北行营这个军事机构开始尚未得到苏联官方的承认，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在行政系统上是代表国民政府外交部，与东北行营处于平等地位，再加上“蒋太子”当特派员直接通天，凡与苏方交涉的经过，他都会用绝密电报发往委员长侍从室机要组，与蒋介石直接联络。况且，中苏双方早前协议规定：接收东北主权，首先要与苏联东北驻军当局洽谈撤军的时间和程序，经苏军同意后，国民党军队才能逐步接防。因此，第一阶段东北局势，以中苏双方外交折冲居于首位。抵达长春两天后，蒋经国便开始了与苏军驻东北最高代表、苏联远东军区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首次谈判，双方第一次谈判气氛尚称融洽，其后外交活动也频频开展，如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曾于11月7日以庆祝十月革命的名义宴请蒋经国、熊式辉等人;苏军驻长春警备司令也举办过酒会招待中方人员，会上从其国内前来慰问苏军部队的著名“红旗歌舞团”还演出了节目;中方也举行过类似活动予以答谢，如11月13日熊式辉组织了中苏联欢大宴会，邀请苏军的2位元帅、5位上将、8位中将、十几位少将及数十位校级军官参加。

蒋经国自然要将“初战告捷”的情况及时报告蒋介石，并乐观地认为接收工作将按计划有条不紊实施。然而事情很快就向其预计的相反方向发展，他做夢也没有料到，当需要苏联真正履行相关承诺时，自己会一再碰壁。在其后将近1年时间里，他和东北行营参谋长董彦平中将分别参加的中苏双方之间的20余次会谈，大多没有什么实质性结果。他虽然与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会谈4次，也均无果而终。甚至后来他想和马林诺夫斯基约个时间会面，苏方常常回复不晓得马帅现在何处，有时干脆一连多天连个回音都不给。气得他在日记里愤愤记下：“国家无实力，不得不动心忍性也。”

其实，蒋经国是没有看明白：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态度，是随着美苏之间的关系变化而不断做出调整的。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出现反复，是因为1945年9月11日伦敦五国外长会议上美苏在东欧问题上出现矛盾，对日管制问题也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已经决定独占日本，这使得苏联非常不满，于是开始在中国东北采取强硬政策。当年9月底美军在华北登陆，并派海军进驻青岛，与苏联控制的旅顺口隔海对峙，还积极帮助运输国民党军队到东北。随后，苏联即以大连为商业港口为由拒绝美国军舰运送的国民党军队在大连港登陆。经一再交涉，苏联政府虽然同意国民党军队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却同时声明苏军不能保证这两处港口的安全，而国民党军队在此两处登陆时果然被“来路不明”的武装赶回了船上，最终美国船只不得不运送国民党军队绕道秦皇岛上岸，再经北宁线铁路输送出关，可是沿途铁路大部分被破坏殆尽，相当一部分铁路沿线还驻有共产党军队。蒋介石在海运失败的情况下，打算往长春空运军队，结果同样因为各种原因告折。这样一来，国民党军队直到11月中旬也未能顺利进驻东北。这其中的关键原因是苏联始终将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担心国民党在美国帮助下接收东北，将因此而导致美国插足东北，威胁其自身利益。

当时中国东北境内的苏联军队

依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中国政府在已收复的领土上有权建立行政机构，但是，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撑，建立行政机构只能是幻想。作为东北行营主任的熊式辉曾尝试派遣东北籍官员去沈阳、哈尔滨等地“宣慰”民众，但苏军让联络官陪同莫德惠去了一次吉林市后，就声称：“中方官员径可以自由去各地访问，无须苏方派人陪同。”这看上去是给国民政府接收人员以自由和便利，但在那兵荒马乱的时候，无武装保护谁敢到长春以外的地方去？此后蒋介石命令加速对东北各地的行政接收，国民政府任命的长春市长赵君迈、辽宁省主席徐箴、辽北省主席刘翰东等准备前往接收各地行政权，成立省、市政府，但均被苏联方面“或强调交通不便，目前不能去，或说地方秩序不安宁，苏方不能保障”予以阻碍，行政接收无法开展。国民政府在军事上无法进驻，行政上无法接收，几乎束手无策。虽然后来在国际形势变化、全国各地爆发反苏游行、国民党军队推进加速，以及蒋介石采取了中止接收等以退为进的外交手段对付苏联等众多因素影响下，经过撤军时间前后两次延期之后，苏军终于1946年5月23日撤出东北。可是，蒋经国作为外交特派员在其中所起作用实在有限，尽管他很努力，曾经尽其所能地多次从外交途径与驻东北苏军总部外事处方面接洽、沟通和协调，也两次三番飞回重庆汇报并接受“老头子”的耳提面命，但在美国与苏联、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那些错综复杂的大博弈中，他的能力和作为实在乏善可陈。

草草收场的大结局

1946年3月27日，蘇联政府照会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称苏军将在4月底以前撤出东北，随后向国民政府公布了苏军从东北各地撤军的具体日期。5月22日，苏联公开发表声明：“苏军已于5月3日全部撤退完毕。”苏军虽然撤走了，但蒋经国前往东北前自认为可以通过外交手段顺利接收东北、在父亲和国人面前亮一手的初衷终成幻影。

回首当年，东北问题的整体表现其实就是美国、苏联、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三国四方的激烈斗争和角逐，而各方在东北运作的最终目的，还是争夺对东北的控制权，从而掌握逐鹿中原的主动权，这是一场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诸多内容的多层面、多角度的较量。以蒋经国当时并不是很成熟的政治阅历和官场资历，想介入甚至掌握这场复杂的斗争，其失利当然是不可避免的。查阅《蒋经国年鉴》，1946年9月，他在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干事，并随蒋介石视察贛州。10月，蒋经国正式辞去东北特派员的职务。据其同乡、留学苏联同学、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专官部外事处长李修业回忆，蒋经国其实早在苏军撤离之前，就很少在东北停留，也基本淡出相关事务了。事实上，在此之后，虽然蒋经国在苏联事务上采取低姿势，似乎不再公开介入，但仍在幕后深深涉入其中，他还是父亲实质上的首要苏联事务顾问，仍主张保持两国门户畅通，改善双边关系，并与苏联驻华大使馆依然保持联系。但是，毕竟他安抚苏联冀望争取合作的政策最终失败，故而引起国民党内强烈抨击，此后两年他的能见度、曝光率极低，从政治前台隐身后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次失败的东北之行却收取了意料不到的效果。在随后发生的国民党经济、政治、军事大崩溃局势中，他因为隐身之故反而减少许多责任，避开众多纠葛，从而因祸得福，更利于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栽培，并最终得以接班。不过，这段经历毕竟是其从政史上的一个败笔，所以他曾于1954年出版《五百零四小时》一书，以日记形式把自己在东北的辛酸史，一一交待。

责任编辑：葛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