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国家的国运之赌

2019-05-21黄钟

中国新闻周刊 2019年16期

黄钟

李洁先生的煌煌大著《晚清三国》，沉甸甸的，好在阅读起来要比捧在手里轻松曼妙。

此书虽说是勾勒日俄战争时期日、俄、清三国纵横捭阖、生死博弈的恢宏卷轴，但即便是穿插其中的掌故、点缀其间的见闻，也是意趣横生，甚至动魄惊心。从为何日本人将“Russia”译作“露国”，而在中国却从发音更贴近的“罗斯”“罗刹”变成“俄罗斯”，到兢兢业业的使臣杨枢发电报耗尽使馆经费……这些细节看似游离主题，实则是深化主题的扎实铺垫。

或许，对于许多国人而言，日俄战争前后那段历史的色调，除了灰暗，还是灰暗。日俄两国1904年在满清“龙兴之地”寻衅滋事，乃至大打出手，光绪皇帝却下诏宣布“局外中立”，这跟袖手旁观两伙强人在自家闹事有何区别？

也正是在这些看似一目了然的问题上，李洁先生在《晚清三国》里倾注了一种难得的冷静与平实。书中有一节专讲“中立是大清国的唯一抉择”。毕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无奈。无奈中，也可能深藏着沾血带泪的经验、智慧和坚韧细致的努力。或许，李鸿章晚年那句“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就是大清帝国的经验之谈。

人们不明白，日俄为什么会在大清的国土上决一死战？其实近代，列强经常在中国政府对社会危机的应对失当中捕捉到机会。面对热火朝天的义和团运动，俄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就说：“我们有口实占领满洲了。”正是在护路保侨的旗号下，俄国出动大军，占领了东三省。接着，满清的联俄抗日，就成了引狼入室。

到日俄战争前夕，俄国在东北的根扎得越来越深，越来越牢，丝毫没有自动离开的迹象。在东北亚，俄国越得势，日本就越恐惧。

再看日本帝国，能有跟俄国一决雌雄这一天，也是来之不易。

以19世纪清、俄两国的人口和疆域来衡量，日本只能算是“蕞尔小邦”，且列强对它也并不比对大清更友善。但它处理对外关系不像大清，反复以卵击石，又再三屈辱求和，其进退、取予、屈伸，审时度势，自有一套。

早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不断东扩的俄国就逼近了日本东北方。19世纪明治维新开始之前，沙俄对东亚大陆时而鲸吞，时而蚕食，时而巧取，时而豪夺。这种扩张之势，急剧地改变着远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在东亚，俄国是唯一有着辽阔疆域的世界强国，而唯一有资源与之抗衡的清帝国却贫弱不振，受其欺凌。一旦俄国控制了整个东北亚的大陆地区，在其他欧洲列强鞭长莫及的情势下，日本的命运，就不能不寄托于俄国的善意了。

日本当然不会乐意某一天陷入这种格局。明治初年的日本，国家弱小，自身并无抗衡“北极熊”的实力，就务实地以战略守势应对俄国，自然也就顾不上所谓“防护利益线”。在不惹强邦的同时，日本帝国却不忘宰割弱邻。在“强守弱攻”中，日本帝国迅速崛起。甲午一战，令大清帝国将辽东半岛“永远让与日本”。不料，慑于俄、德、法三国的压力，又不得不“还辽”。日本掂量掂量自己，没有选择宁为玉碎，而是举国上下“卧薪尝胆”。

经受甲午之辱的大清，冀望联俄制日。而大清的念想，也就是俄国的诱饵。通过1896年《中俄密约》，俄国得到允诺，西伯利亚铁路可以穿过中国国土以达海参崴。而西伯利亚铁路，在日军参谋总长山县有朋看来，“每延长一寸，日本寿命则缩短一寸”。日本恐惧地看着俄国在东北亚势力的日渐增长，虽然不曾懈怠扩军备战，起初依然谋求通过和平手段解决。

在日俄战争前，日本提出“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势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满洲经营铁路的特殊利益”等，试图通过划分势力范围的方式谈判解决日俄矛盾。可是俄国不怎么把日本的安全忧虑和诉求当回事，对谈判并不热心。”1904年2月8日，日本中断谈判，不宣而战。这是在赌国运。

不过，这也可以说是情不得已之赌。日本国土只及俄国的1/60，人口不到俄国的1/3，财政收入更是只有俄国的1/10。如果坐视这样一个几乎扩张成习的强权国家又控制了东三省和朝鲜半岛，实现“黄俄罗斯计划”，对日本而言，无异于让一个拥有东北亚丰富资源的大陆强国，可以拿着一把短刀对着自己的脖子。这是另一种赌国运。既然如此，何不一搏死里求生？结果，日本成了赢家。这里有运气的成分，但不仅仅是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