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施 赵明

引言

“幅”本指布的宽度，《说文·巾布》中所述“幅，布帛广也”。台机出现以后对织幅宽度有了较为统一的要求，由于布幅的定式使“幅”有了限制、约束的意义。《左传·囊公二十八年》载，齐子尾日“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黜熳，谓之幅利。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这里的幅便是有规范、制约、界限的意思。现今几乎找不到一类面料可以被称之为“汉服面料”，但“和服面料”跟“韩服面料”却依旧保有着如初的生命力。本文以福建福州黄异墓、江西德安周氏墓中出土的南宋汉族女装中的典型服装品类为研究对象，通过以服装的“数据化”为支撑的实物研究，数理分析、图像尺度比对建立起谈“幅”说“服”的辩证思维，进一步完善国内对传统服饰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为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拓宽思路。

一、关于汉文化圉传统女装的概念界定

坊间对“汉服”一词概念众多，其中较为普遍的定义为古代汉族人的服饰，即从上古黄帝时期至明末这四千多年里，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通过历代汉人王朝推崇周礼、象天法地而形成千年不变的衣冠礼仪体系。中国历史上，汉族的服饰经历多次变化，西汉王朝建立了空前强大的大一统国家，从此汉族成为多民族的中国里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服开始进入其发展的成熟期。到了北朝，北方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便捷的胡服逐渐融入汉人的装束，又经隋入唐，与汉服融合形成了唐装。安史之乱之后，民族矛盾上升，汉人的服饰将艳丽的胡风收敛，恢复汉服的长袍宽袖特征，在服饰样貌的收放变化中，产生了典雅的宋代汉族服饰。宋代的汉族服饰沿袭了唐装，又在宋室南移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在中国服饰史上，起着上承唐代、下启明代的关键作用，作为最后一个一脉相承，没有断层的汉人王朝，宋代文化有着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其他文化时期的特征与内涵。陈寅恪在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所作的序中提及“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干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王国维先生亦认为“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作为服饰产生与根植土壤的文化尚且如此，可以说宋代是汉服发展的全盛时期。

汉服不仅代表着汉民族的服装，也有其自身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不仅对中国各少数民族产生影响，而且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历史上汉服对于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服饰文化的影响颇深，日本、韩国、越南等亚洲邻国均曾颁布法律效仿汉衣冠制，日本的和服，韩国的韩服，越南的越服等都是对中国不同时期汉服进行改制而形成的。

二、汉文化圉传统女装面料幅宽变化考

我国早期的纺织工具历经了由原始腰机到固定台式织机的发展过程。史前人们用腰机踞地而织，根据出土腰机部件的尺寸推测，河姆渡人织制的布幅宽约20厘米，至良渚文化时期，布幅宽约30厘米。据织机部件和布幅的变化反映，最早的固定织机可能出现在西周时期，其形制无法推测。春秋战国时期至汉代在继续使用腰机的同时，固定台机得以逐步推广台机规格也走向统一，《礼记.王制》“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孔疏“广狭者，布广二尺二寸”。按战国度制，一尺约合今23.1厘米，幅宽二尺二寸约合50厘米，与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织品实物相符，说明织机的规格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基本定型。官府把这一尺寸按固有形式确定下来，且社会上大众化织机的宽度规格基本固定。汉代仍然沿用着战国时期的定制且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尺的长度仍为23.1厘米，50厘米仍为二尺二寸。布帛幅宽的要求被纳入汉律中的重要条文，《汉书.食货志》所述太公九府圜法中的“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固定的布幅为人所共识，说明台式织机持经框的宽度规格在战国至汉代已经固定，这期间全社会一直实行标准化的纺织生产。织造技术的革新使得织制幅宽较大的匹料变得愈发容易，但布幅的宽度并非越来越宽，如唐玄宗开元八年，“颁庸调法于天下”，规定调布的标准“好不过精，恶不至滥，阔者—尺八寸，长者四丈。其幅宽竟不足汉代的二尺二寸。宋代的素织机已经能织出较大的门幅，最阔的素织物要数梓州的阔绢，“梓州织八丈阔绢献宫禁，前世织工所不能为也”。临安所织唐绢，“幅狭而机密”，是一种门幅较窄单经线密度紧密的织物。福建福州南宋黄异墓出土匹料的幅广按宋尺折算，一般为—尺八寸左右，个别窄幅只有—尺三寸余，幅宽最宽的一件仅达—尺九寸八分。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出土有四件完整的匹料，长短不一，幅宽稍有不同，按宋尺折算一般为二尺弱，个别幅宽的为—尺九寸弱。据《宋史食货志》，宋代令公私织造匹帛，每匹须幅广二尺五分，长四十二尺。可见，上述匹料的幅广与长度均较宋代官府制定的标准松，推测均是民间织造坊的产品。江西德安周氏墓墓主人墓志铭显示墓主人身份为宋代安人（命妇封号），因此匹料幅宽更接近宋代官府标准尺寸，而福建福州黄异墓墓主人为非出身于科举荫职卑官的妻子，亦无内外品官命妇称号，因此制衣所用匹料幅宽与宋官府标准尺寸相去甚远。综上所述，战国及汉代时期对面料幅宽已有严格规定，至唐宋时，民间织造业大为发展，因此对面料幅宽的要求有所放松，但据史料记载，官府对织造匹料的幅宽依旧有着严格的规定，且民间织造的匹料幅宽普遍小于官府规定的标准尺寸。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屿国家，古代的日本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直至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日本仍处于原始社会时期。史书《魏书.倭人传》记载“用布一幅，中穿—洞，头贯其中，毋须量体裁衣”如是描述，真正有文字记载的中国服装引入日本并对日本服装起到影响作用的是在奈良时期，也就是中国的盛唐时期。在此期间，日本派遣了大批的学者、僧侣来唐学习交流，将中国唐代的文化、艺术带回日本，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服装有明显的唐风，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化开始摆脱掉外来文化的影响呈现出自己的特色，至镰仓时代，出现相对崇尚简易的武家文化，加之这一时期元朝统一中国时波及日本，便于战争，日本服裝开始变得窄小，宽袖变回窄袖，色彩回归朴素。在桃山时代，日本人对于服装在不同场合的穿着有了更多的规定。江户时代是日本服装史上最繁盛的时代，现代和服大多是这一时期特色的延续。现今所谓和服即古时之小袖，和服用料与《诗经》里所描述面料一致，《诗经》日“蒙彼绉缔。”绉缔是指缩缅和缟。传统上制作和服正装使用的面料被为反物，反物在织造时沿用唐代制作传统布料时的尺寸，幅宽一尺二寸（36厘米），长二丈八尺左右（12米）为—反，故称反物，一匹料即为一件和服的用料，直至今日制作和服所用匹料依旧恪守此制。

在受到汉文化熏陶之前的朝鲜民族曾是散居在中国东北部的游牧部族，约在三国时期，其传统服饰的风格开始发生变化，先后经历了三次变革演变到了现在的样式。第—次于三国末期直至唐朝商人将丝质长袍带到朝鲜半岛，韩国上层社会妇女开始穿着唐朝的襦裙;第二次是在高丽时代，当时的高丽作为元朝的附属藩国长达八十年之久，因其皇族与元朝结亲改穿蒙古服饰;第三次变革是在李氏朝鲜时代，此时作为明朝的附属国受到更深更广之汉化，其着装原则基本与明朝汉服相一致。韩国传统服饰经历三次汉化逐步演变成现在的形制。1897年朝鲜从清朝贡体制中摆脱出来，并改名为“大韩帝国”，在日本侵略压力下，朝鲜半岛的民族认同和国家主义的兴起共同孕育出“韩服”这一概念。直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开始正视本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1988年汉城奥运会代表团礼仪小姐均着传统韩服，以此历史事件为起点，韩国国民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日益增强。对传统文化的热衷也带动了以传统素材设计改良的韩服，虽然改良运动从未停止，但韩服用料幅宽到目前为止，依旧沿用旧时尺寸，韩服制作用料品种众多，其中运用最多的丝绸品种为：南韩纱（幅宽37厘米左右），绸缎和暗花绸缎（幅宽55厘米左右）。

三、面料幅宽对汉文化圈传统女装造型影响的具体表现

（一）穿着方式：形。西周以前，汉族人的着装体系偏重于“二分结构”的上衣下裳制，后期好的襦裙是这种形制的遗制。在春秋时代，开始出现了深衣制服装，包括曲踞式和直踞式，它通过对上衣下裳的裁剪与缝合使其成为整体，属于上下拼缝制。在此基础上又经过改良形成了汉代上下连裁的长袍，男子在隋唐以后多穿圆领袍衫，至宋代演变成褙子男女皆着。上衣下裳、上下拼缝、上下连裁三种形制构成了汉族服饰发展的三条主线，在之后中国几千年的服装历史上一直保持着共存的局面（如表1）。

与先秦两汉的深衣袍服相比，宋代服装裁剪更加追求服装单一化、程式化的结构形制，此时服装分割线的存废彻底由布幅决定，宋代服饰在继承了历代汉族服饰既定的平面结构框架内，利用幅宽、中心破缝、接袖等手段使结构线自然流露，以最深刻理性的方式诠释着整个汉族服饰发展进程中最具纯粹性的汉文化。

和服的结构基本以直线构成，属于交领右衽、上下连属的袍服结构，穿在身上呈T字直筒型，袍底垂及脚踝。通过把体形直线化来完成身体与面料共同表达的造型之美，为了显示合体的效果，只需穿着时用绳带在腰部做一些处理。韩国传统女装受到中国北方游牧部落及汉服襦裙影响，为“二分结构”的上衣下裳形制，由短襦和高腰长裙组成，短襦由长带结成的蝴蝶结与高腰长裙搭配在胸前系住。

中国汉服文化对日韩传统服饰的影响是一条漫漫长路，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广泛的覆盖面，从历史渊源的角度来看，和服、韩服受到我国汉服文化的熏陶影响，因此与汉服有着一些相同之处，但由于不同的发展轨迹，在“引我所用，用则创新”的原则下，和服、韩服从既定的汉服体系中抽离出来，将其单纯化、标准化形成各自标志性的形制与配伍，作为历史因素的真实表达—直流传至今（如图1）。

（二）拼幅比例：制

宋代服饰含蓄内敛，服装结构去散归一，更加规整与理性，本章节，我们以考古发现服装实物最为丰富的南宋时期为例，探究拼幅对汉文化圈传统女装造型的具体影响。南宋的直领对襟衣以福建福州黄异墓、江西德安周氏墓出土服饰最具代表性，直领对襟衣分为长衣制与短衣制。袍作长衣制，分为两式：其一袖子宽大，几乎等于身长的一半，《宋史.舆服志》称之为“大袖”，形制与后妃之六服类同，是后妃、命妇的礼服。这种宽袖袍是在举行隆重仪式时才穿着的;其二窄袖袍是宋代贵妇宴客、外出时的常服。襦作短衣制，与窄袖袍形制十分相似，区别仅仅在于前者较短，衣长与上身相当，后者则过膝。南宋时期妇女常用襦与裙配套穿着，可见汉唐时期“上襦下袄”的着衣风尚，在宋代依然盛行。宋代袍与襦裁剪方法基本相同，即所谓的“—剪法”——将整幅匹料按衣衫的长度对折裁剪，前中襟及后背中线处即为两匹料相接处。由于当时织物幅宽均在50至60厘米之间，两幅织物相拼的宽度只能到袖子的中部，因此必须在袖中部拼接以达到通袖长，接袖长度不足一幅宽，一般为25至30厘米左右，可从裁剪衣物的零料中寻找拼凑，然后再做开领、贴边等缝制工艺，方得以成衣（如图2）。

古代“群”、“裙”二字同源，据汉刘熙《释名释衣服》“裙、群也，连接群幅也”。南宋墓葬出土服装实物中的裙装也较为丰富，如德安周氏墓出土裙十五件，黄异墓出土二十一件裙装等，单夹兼而有之，结构形制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为单片裙，整件裙由两幅（或三幅）竖直接缝而成，上接裙腰，其形制上窄下宽;其二为两幅或多幅裙片构成的两层式裙装，上下两片各由两幅织物拼缝而成，两片对错相压，顶端与腰缝合，下摆不缝合，裙身两层可以自由离合;其三，为褶裥裙类，此类裙装裙身有褶裥，结构形制视褶量多少而有所不同，均用四幅或六幅面料竖直拼缝而成，德安周氏墓出土实物中褶量有三道，福州黄异墓出土褶裥裙两件均为裙身两侧不打褶中间褶裥紧密，其一有二十一道褶，另一有六十道褶（如表2）。

经过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日韩最终流传下来的传统服饰形制较宋代更为单一与纯粹。和服为上下连属的袍式，采用直线裁剪。和服在制作的时候需要裁剪的部位很少，前身后身都是两幅面料，后身在背中缝缝合，袖子的宽度基本就是面料的幅宽。一匹2至13米长、宽36至40厘米的和服面料按范式裁剪成八块直接拼幅在一起，所有面料均被利用，即形成和服的基本形制。现代女性韩服的普通着叫作“赤古里裙”（包括赤古里和高腰背心裙），普通百姓再正式点的女性韩服还在赤古里裙外着唐衣。韩服赤古里的左、右片约占3/5布幅，布腰线提至胸部以下，在两个门襟上都缝长衣带，顺着短上衣垂落在长裙的中部，形成前视觉中心，起到装饰的作用。赤古里背心裙为单层或双层的高腰裙，裙子的形状有矩形裙和抹基裙两种，由纠（白色肩带）、裙带面（裙带）、幅（裙面）和裙带抹基四部分组成（如图3）。

汉服作为华夏民族的传统服饰在彰显其自身文化内涵的同时也不断影响和感染着邻国的服饰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日本、韩国将融合了自己民族文化和精神的汉服形制保留传承下来，并创造了属于本民族的标识性服饰，其反馈给我们关于传统服饰传承与创新的技术路线是值得身在汉服文化起源地的我们深思的。

结论

不同幅宽的织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形成一些有生命力的傳统服装品类，同时随着纺织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发展，又有新的织物被不断开发出来，这一点在汉文化圈传统女装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布幅决定了一个传统服装品类的穿着方式与结构形制，而这种服装品类的流行与否也直接制约了这一类幅宽面料的市场价值，可以说，“服”与“幅”是一组相辅相成的辩证存在。宋代时期汉族服饰保存了华夏服饰结构最简约、最经典的民族基因，而一直延用至今的和服、韩服则共同以其不变的匹料幅宽、定长及程式化形制结构从侧面诠释着民族服饰以不变应万变的生存与演化规律。在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下，唯有在结构上纯粹性的坚持才是对传统服饰的最后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