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昆

“臣”在上古指的是男性奴仆，与意为女性奴仆的“妾”字相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臣”专指皇帝的官员们，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令人垂涎三尺的位子。

大臣之制确切始于何时，现在已无从查考，不过据史学家们考证，在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组织的日益复杂已经使一些部落感到有设官吏进行管理的必要了。于是掌管水利和工程制造的就封你为“共工”;管点火烤肉的就封为“火师”，管耕田的就封为“农师”，掌诉讼的封为“士”，而擅长音乐的就封为“乐正”……不过这时候的官员（或者说是大臣的初级阶段） 纯粹是为人民尽义务，不像后来的官僚们有数不清的特权和好处，可能连最起码的职务津贴都没有，因为连当天子都是一个谁都不想干的苦差事。传说上古的尧可能是觉得当天子太辛苦了，就想把位子让给一个叫许由的隐士，结果把许由吓得躲到更深的山里，再也不敢出来;商代的开国皇帝汤也想把天下让给一个叫务光的隐士，务光干脆抱块大石头投河自尽，让你一辈子都死了这条心。当皇帝都如此之辛苦，當大臣当然也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大禹的父亲不就是当大臣去治水，结果办事不力而被杀掉了吗？

汉高祖刘邦在秦末的乱世中浑水摸鱼，当上了皇帝，儒生叔孙通为他制订了一套完整的礼仪，使这个亭长出身的皇帝终于知道了当皇帝的感觉的确很好。萧何又为他制订了一套完整的职官制度，三公九卿外加一大堆号称“二千石”的高级官吏，朝廷顿时充实了许多;唐朝又设立了“三省六部”“九寺五监”，机构越来越大，大臣越来越多，而大臣的特权也越来越多，当大臣，尤其是当上地位高的大臣，也就越来越难了。

据说，能当上大臣的人都不是一般的人，商朝的皇帝武丁有一天做梦梦见一个圣人，叫“说”，醒来之后遍视群臣，没有一个和梦中人一样，于是叫人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盖房子的施工队里找到了这个人，这个叫“傅说”的人后来就成了一代名臣。西汉文帝有一天梦见自己想上天却上不去，有一个衣服前后反穿的侍卫在后面推了自己一把，第二天在宫里竟然真的看见一个叫邓通的侍卫衣服前后反穿，于是马上提拔，十分宠爱，以至于赐给他一座铜山，叫他自己铸钱使用。宋朝时，有一种红瓣黄腰的芍药被称为金带围，极为罕见，人们认为此花开则城中出宰相。有一天，韩琦的院子里开了四朵金带围，他就邀请王安石、王珪同赏，后来陈升又不请自来，四人皆位至宰相。由此看来，王侯将相的确“有种”。

大臣多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于是就有人把大臣分为忠臣和奸臣。

忠臣是不好当的，大禹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小腿上的汗毛都长不出来了，这还不算什么，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人扣留，扔到贝加尔湖放羊，一放就是十九年。而忠心为国却被打击的就更冤枉了。西汉朱云在皇帝面前直言不讳地指出大臣张禹是祸国殃民的奸臣，结果皇帝却叫侍卫把他赶出去，朱云抓住宫殿的栏杆不放，把栏杆都拉断了。东汉的张俭反对侯览，被人诬陷，只好到处躲藏，亡命天涯;东汉的杜根上书劝邓太后归政于安帝，被邓太后下令叫人把他装在口袋里摔死，幸好行刑者同情他，没有用力，为了躲避检查，杜根装死三天，眼中长出蛆来，才得以逃脱。清代谭嗣同 《狱中题壁》 诗中的“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说的就是他们两个。

忠臣不好当，大奸大恶、恨得人们咬牙切齿的奸臣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传说宋朝的大奸臣秦桧害岳飞时，曾和他的妻子王氏在东窗下密谋。秦桧死后在地狱里受苦，王氏就请道士来为他超度，道士作法到阴间遇见秦桧，秦桧说：“烦传语夫人，东窗之事发矣！”可能秦桧即使在阳间时，也是天天食不甘味，席不安寝，天天担心“东窗事发”，这样看来，当奸臣的确也不容易。

既然当忠臣不易，当奸臣也很难，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挤破头地想去当大臣呢？除了前面说的特权的诱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除了可以选择当忠臣或者奸臣之外，还有第三个选择，就是当庸臣。当庸臣不需要忠臣的能力和胆识，也不需要奸臣的阴谋和狠毒，他们不需要像忠臣一样力挽狂澜而流芳百世，也不担心像奸臣一样祸国殃民遗臭万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哲保身，以无为而无所不为，相对说来要容易得多。

西汉的陈万年就是这样的一个大臣，有一次他病了，趁机将儿子叫到床前，教他为官之道，说到半夜，儿子实在支持不住了，打起了瞌睡，头撞到了屏风上，老子大怒，要拿拐杖揍儿子，儿子不服气地说：“我知道你教我半夜，大意就是叫我要学会谄媚罢了。”其实这个儿子也未免太年轻气盛了一些，虽然说当庸臣相对容易，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干得下来的。辛弃疾在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词中曾经批评过的当时的权臣韩侂胄，有一次和一群官员去郊游，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韩说：“此景如果再有些犬吠声就更好了。”话音未落，几声犬吠马上响起，众人刚想赞叹“此犬甚通人意”，却发现声音就出自前面的矮树丛中，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官员听到了韩的话以后，马上隐身树丛，模仿狗叫。这种谄媚，可能就不是人人都能学会的了。

其实当庸臣最重要的不是谄媚，而是恭敬，特别是对皇帝以及与皇帝有关的人或物的恭敬。西汉的石奋就是一个楷模。《史记》 说他“无文学，恭谨无与比”，皇帝赐给他的食物，他必向食物行礼之后，还要匍匐在地上才敢吃。进宫时看见了给皇帝拉车的马，他每次都要站在车上给马行礼。他儿子石建有一次上奏章，发出之后说：“糟了！写错了字！马的腿和尾巴加起来有五个 （繁体马字下有四点，再加一弯勾），现在我只写了四个，少了一个，皇帝一定会杀我的头！”石建的弟弟石庆在当太仆时，有一次和皇帝一起出巡，皇帝问他套了几匹马，他用马鞭子慢慢地数了半天才回答皇帝：“六匹马。”这已经不算是恭敬，已经有些弱智的嫌疑了。而就是这一家，从石奋到他的儿子们一共有五个人当上了二千石的高官，皇帝就赐他家为“万石”，连司马迁都认为，他的无所事事，尸位素餐就是孔子说的“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的表现。

其实，作为大臣，不能辅佐皇帝治理国家，也就是奸臣，并没有什么庸臣的说法，但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向来主张“无过即功”，而不认为“无功即过”，所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庸臣才大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