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泱

一日，与北京袁鹰前辈通电话，聊起上海的文艺刊物。袁老说，解放初期上海有哪些文艺期刊呀？我稍作停顿，说有 《群众文艺》 《小说》《人民诗歌》 《文艺新地》。袁老是老上海，老报人，解放前就在上海 《联合晚报》 做记者、编辑，上海一解放，就参与 《解放日报》 的工作。他对上海文史甚为熟悉，我想，袁老在考我哪。正巧，我藏有此四种刊物。按袁老的要求，顺便把这些旧刊经历梳理一下。其实，民国时期的上海，无论是施费存主编的 《现代》 杂志，还是范泉主编的 《文艺春秋》，如找寻这方面的资料尚且不难。而解放初期的上海文艺刊物，因长期不受重视，资料奇缺，反而许多人不知晓了。而当初这些刊物的创办人如周而复、柯蓝、楼适夷、靳以、劳辛、冯雪峰、巴金、黄源、唐弢等都已先后作古。人们知道的，多是稍后创办的 《上海文学》 《收获》 等。我想，今年正值上海解放七十周年，而上海解放初期创办的文艺刊物，当不应被时间所湮没。

与新中国同龄的 《群众文艺》

七十年弹指一挥。国内文艺界与新中国同一天诞生的文艺刊物，可数上海的 《群众文艺》。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时任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的周而复同志，兼任群益出版社总编辑，立马筹划让群益出版社新创办一份供工农兵读者阅读的通俗文艺刊物，这就是 《群众文艺》。

《群众文艺》为半月刊，三十二开本，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出版创刊特大号，主编为柯蓝、周而复、适夷 （第二期改为周而复、柯蓝、适夷），出版发行者为群益出版社。因周而复担任统战方面的重要工作，已没有精力顾及 《群众文艺》，适夷 （即楼适夷） 曾在香港执编过《小说月刊》，后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会后就留下着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筹建工作。因此，在 《群众文艺》 上，他只是挂名而已。时任 《劳动报》 总编辑的柯蓝，就成为 《群众文艺》 的执行主编。群益社派了副经理屈楚担任 《群众文艺》 编辑部主任，从市文学工作者协会 （作家协会前身） 借到群益社的杨波任编辑，陈圣西任美编。编辑部设在群益出版社内。事实上，《群众文艺》 与群益社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创刊号上虽没有创刊词，《群众文艺》 创刊号却有周而复的 《开头几句话》 短文，类似创刊词。他说：“老早老早以前，我们就想办一个文艺刊物，主要给工人农民士兵看。从前在国民党匪帮统治的时候，不准办，也办不起来。现在上海解放了，我们的希望实现了。”接着他谈了五点希望及要求，如“第一点，希望工农兵自己来写稿”等等。接着是屈楚的文章 《庆祝人民政协，保卫国际和平》，因为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刚在北平开幕，又将迎来十月二日全世界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人民举行大游行。为配合此文，封面上是可扬所作 《反对战争、保卫和平》 的漫画。目录页下有一则 《征稿快板》 （代约稿办法），亦别具特点，文不长，照录如下：“《群众文艺》 出版了，工农兵群众快来投稿;新旧体裁的文艺作品我们都要，秧歌、快板、故事、小调和民遥，枪杆诗、机器诗、四言八句，只要你顺口溜得好，短小活泼千万别来一大套;稿子发表了，一千字四个折实单位不多也不少;不发表，我们给你提出意见作参考;要退稿，就附邮票，若问稿子往哪里投，上海北四川路八百五十号。”在 《群众文艺》 第五期上，有一个编辑部 《请大家提意见》 的启事，写道：“在这第一卷结束的时候，我们想把三个月来的工作，做一个总结。我们有一个请求，请您照下面的提纲，把您的意见写下来寄给我们编辑部。”一共列了七个方面的提纲，如一：“您觉得这个刊物通俗不通俗？您看懂看不懂？”等等。《群众文艺》 出满第一卷六期后，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又召开了一次编者、作者、读者座谈会，潘汉年副市长也出席了会议。屈楚將会议记录整理成文，刊于十二日《解放日报》 副刊，成为上海解放初期的一个影响较大的文化新闻。

为了加强领导，开辟稿源，柯蓝在市文化局局长夏衍的关心下，在文化局艺术处增设了一个新机构—— 工人文艺室，由 《解放日报》 副刊部主任秦明、市总工会文教科长王文秋负责。工人文艺室为此开办了工人写作系列讲习班，请来唐弢、许杰、魏金枝等老作家讲课，培养了一大批工人作家。

《群众文艺》 出刊至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第三卷第六期，在 《告读者》 中说：“为了更好地为工农兵同志服务，我们在这一期出完之后，打算休刊一个时间。这段时间中，我们将根据就要举行的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的决议和精神，重新把这刊物的编辑、发行等各项问题，彻底的研究和检讨，总结三卷来的经验，把这刊物编辑得更好一些，盼望读者们和我们合作。”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召开了市文代会，成立了上海文联，并下设“工人文艺工作委员会”。不久，一九五〇年九月一日，《群众文艺》改由这个委员会领导编辑，出刊第四卷第一期。这是上海文联主办编辑的第一种文艺刊物。在华东文化部部长黄源的支持下，专门拨款五千元，在长乐路三三八号，租借了一幢房子作为 《群众文艺》 编辑部。因楼适夷长期在北京，主编为周而复、柯蓝。刊物也一度改为二十四开本，发行量一直稳定在七千册左右，最高印数曾达到四万一千五百册。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群众文艺》 第八卷第六期出版时，附有一张铅印小纸：“本刊已出满四十八期，现在为了改进工作，准备整顿内部，以便开展工作，因此暂时停刊。”这一停，第四十八期的 《群众文艺》 就成了终刊号了。

据执行主编柯蓝后来回忆，“由于编辑人员太缺，经费又不够，只好停刊。客观上的原因，是上海当时的大环境，不十分重视大众文化，且有宗派门户之见，致使这个刊物难以持久。但通过刊物和工人文艺室，毕竟培养了一批工人作家和诗人。如纱厂女工孟凡英、钢厂工人胡万春、海员工人姜浪萍、电厂工人费礼文，还有工人沈根福等，后来都发表过作品，出过集子。”

解放初期的上海，翻身后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但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文盲半文盲的占了绝大多数。周而复、柯蓝主编的 《群众文艺》，以极其通俗的文艺形式，为提高工农兵的文化修养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

从香港到上海的 《小说》月刊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小说》 月刊率先在上海编辑发行，成为建国后全国文坛出版的第一份纯文学刊物，比 《人民文学》 早二十五天 （《人民文学》 创刊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它出版之时正是共和国诞生之日，它与新中国同龄，其意义非同一般。到如今，《小说》 在上海复兴将近有七十年的历史了。

《小说》 月刊民国三十七年七月创刊于香港，设“编辑委员会”，有茅盾、巴人、葛琴、孟超、蒋牧良、周而复、以群、适夷八人组成。一九四六年后，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烽火燃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狗急跳墙，加紧迫害国统区的进步文化人士，党组织立即组织疏散撤退工作。除少数去延安外，上海、重庆、广东的文化界著名人士几乎都到了香港。当时的香港，如郑振铎先生所说：“繁花似锦，市面极盛，惟文化事业则甚不发达。”正因有了全国文艺界人士在香港大会合，形成了以郭沫若、茅盾为首的临时文化中心。既然成为文化中心，有那么多作家集聚，他们的作品需要有发表的园地，而广大港澳乃至南洋一带的读者，也希望看到这些著名作家的作品。时任香港中共华南分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的周而复设想办一份叫 《小说》 的文学刊物，这一倡议得到了叶以群、楼适夷的赞同。他们专门拜访了住在九龙半岛的茅盾，请他出任 《小说》 主编。茅盾表示在香港办一个文学刊物很有必要，但他因有写作任务，没有时间当主编，可以参加编委。茅盾特地为创刊号写了 《发刊词》，说“这一小小的刊物可以说完全是几位兴趣相同的朋友惨淡经营的结果”。这似乎说明，此刊类似同人刊物，也说明办刊的艰难。

大家尊重茅盾意见，刊物不设主编，周而复负总责，楼适夷担任具体编辑工作。刊物的编辑部放在香港九龙加连威老道十六号二楼，即楼适夷狭窄的“斗室”里。为了顺利办刊，专门花了三千元港币的出版登记费，由在香港的一个广东人开的前进书局经销发行。

经过半年筹办，《小说》 终于面世。创刊号上以茅盾的短篇小说 《惊蛰》 打头。周而复的长篇人物传记小说 《白求恩大夫》，首次在 《小说》 上连载。郭沫若的长篇回忆录 《涂家埠》 也在 《小说》 连载。其他还有西戎、沙汀、巴人、蒋牧良、适夷的小说，各有千秋，内容迥异。

时在一九四八年底，三大战役已先后打响，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已获解放，人民解放军正摩拳擦掌，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小说》 顺应了这样一种时代潮流，站在了时代的前沿。第二卷第五期的 《编后记》 说：“当这期付印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军正越过长江向江南长驱前进，全中国的解放当即就要实现，这是一个掀天动地的日子，而我们文艺工作者所能献给人民的力量，更使我们感觉到微弱，我们仍只有紧紧地坚持自己的岗位上，为人民文化尽一点一滴的力量。我们以无限兴奋与欢乐，无限信心与勇气，把这些话写在本期的卷末。”

一九四九年六月，《小说》出版第二卷第六期。不料，这竟是 《小说》 在香港出版的最后一期。由于形势的急遽变化，解放全中国已是胜券在握。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与文学艺术工作者会议将在刚解放不久的北平召开，滞留在香港的进步文化人士及民主党派人士受党中央的邀请，纷纷撤离香港转道解放区进入新北平。周而复、楼适夷等 《小说》 编委会成员大多陆续离港，刊物自然无法办下去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时隔三个月，即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小说》 在上海由国光印书馆印行。时任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上海市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的周而复，将 《小说》 在上海重新出版。刊物沿用了原先的封面设计、刊头、版式及连续期号，标示“第三卷第一期”，编委会新增了赵树理、欧阳山两人，共十二人，阵容更为强大。

在三卷一期的中間，有一不显眼的“编后记”，仅五六百字，简单回顾了“本刊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创刊于香港”的艰难情况：“那时，不单编辑同人毫无报酬，甚至连稿费也靠募捐来支付。”又写道：“今天，我们又在解放了的区域里出版第三卷第一期了！这实在是值得兴奋的！今后，我们继续努力为广大读者服务，贡献精神食粮。”这期 《小说》 以周而复的 《保卫和平，保卫文化》 一文打头，并连载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 《燕宿崖》。其他重要文章还有茅盾的 《略谈工人文化运动》，雪峰的 《关于鲁迅和俄罗斯文学关系的研究》。短篇小说以柯蓝的短篇 《咱们的老高》 领衔。西虹、鲁藜、邵子南都有小说刊出。

《小说》 在港出至十二期戛然而止，其第三卷第一期可视为在上海的复刊号。之后刊物出现了几次较大变化。一是从第四卷第三期起，改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编辑部也迁至上海河南中路二一一号该馆内。从此期起编委会的名单也从刊物中消失。二是从第四卷第五期起，《小说》 改由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市分会 （简称上海文协） 编辑，作为上海文协的会刊了，编辑部又随之迁往上海武进路三〇九弄十二号文协驻地。该期 《编后记》 写道：“在内容方面，也不限于小说及小说论文与批评，凡是文学作品，我们都非常欢迎的。”这等于说 《小说》 不再限于小说范畴。杂谈、通讯、报告及散文等多起来了。三是从第五卷第二期起，列出主编章靳以的名字，他正式接替一直默默操心在幕后的周而复。

《小说》 以半年六期为一卷，在第六卷第五、六期合刊的刊末，有署名靳以的 《编者的话》。他用整页篇幅，回顾了刊物的历史，说：“在读者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不只是一本文艺刊物，还鼓舞了革命的热情。对我的教育和鼓舞的作用也极大。”接着，他谈了办刊现状，“我就担任了比较重的编辑责任。而我自己，并不能把所有的力量和时间花在编委上，我的主要工作岗位是在大学，我至多不过用四分之一的力量与时间来主持编务。此外只有一位同志帮助我审阅初稿，安排印刷，处理杂务。他也只有一半的时间放在这上面，另外的一半照顾另一个文艺刊物。编这样的一个刊物，只有四分之三的一个人来主持，自然它不能有什么像样的成绩。现在我们响应全国文联的号召，遵从华东文联筹委会的领导，也在与主持编辑的几位同志间交换意见，决定 《小说》 出至六卷停刊。”这其实是 《小说》 的终刊词了。

“一位同志”指的是青年编辑李金波。当年《小说》 在上海续办，他作为周而复的助手，接手编辑工作。靳以任主编后，他又是靳以的助手。一九五一年二月上海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简称文联） 创刊 《文艺新地》，他是编辑之一。这样，他就得兼顾两份刊物。他搞过创作与翻译，后转到上海师院从事外语教学。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他了。

如此可知，《小说》 停刊的原因是严重缺乏办刊力量。靳以时任沪江大学教务长兼工会主席，又是上海文联创作研究部部长，还兼平明出版社的特约编辑。那么，《小说》 停刊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比如，由冯雪峰、唐弢主编的文联所属刊物 《文艺新地》，其地位有取代 《小说》 之势，不能不说这也是 《小说》 停刊的原因之一。

《人民诗歌》 创办始末

创办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五日的 《人民诗歌》月刊，已届六十九年。当年办刊的编辑之一屠岸先生，是硕果仅存的一位亲历者。我俩或面晤，或电话书信，谈起这份诗刊，他颇多感慨。

《人民诗歌》 封面上的刊名为套红宋体，居中竖排，十分醒目，又与剪纸图案组合，颇有民族特色，还印有“上海诗歌工作者联谊会 （简称诗联）主编，中华书局印行”字样。内版权页上标示“创刊特大号”。刊址为上海天潼路288号四楼406室。这里既是沙金的家，也成了 《人民诗歌》 编辑部。除了编刊，还经常是诗人们交流诗艺的场所。

《人民诗歌》主编为劳辛。诗刊没有专职编辑，吴越、屠岸、沙金等都是业余为诗刊编稿，分文不取。诗刊上发表的诗文，由出版方给付稿费。

《人民诗歌》 在第一卷第一期创刊号上，没有“创刊词”，在版权页下面，有一“稿约”，共七点，第一点表明了刊物的性质：“本刊为诗歌工作者联谊会会刊，每月十五日出版。”第二点阐明了刊物的宗旨：“凡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的创作，并一切有关新诗歌理论建设的理论、批评、介绍及各地诗歌运动报道的投稿均所欢迎。尤其是希望直接参加劳动的或战斗的同志踊跃投稿。”这就是 《人民诗歌》 的“人民”含义。后五点是对来稿的例行要求。

《人民诗歌》 第六期在“编后”中写道：“本期是第一卷最后一期，我们将过去的编辑工作检讨一下，发现缺点太多，很不满意，现在只好希望从第二卷起尽量设法加以改善。读者有什么意见也希望告诉我们，让大家共同把这个刊物办得更好些。从第二卷起将由自己发行，另出‘人民诗歌丛刊，仍由中华书局发行。”不知何故，后来的“人民诗歌丛刊”并未交中华书局发行。而在同期，另有发行单位中华书局的一则“启事”：本局因业务关系，本志自下期起，编辑及发行概由“上海诗歌工作者联谊会”负责，今后读者有事接洽，请直函该会。至于本志未满期定户，拟定退款办法三项等。由于在刊物发行上，“诗联”与书局方可能未达成一致，导致此后 《人民诗歌》 暂停了八个月。

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人民诗歌》 以第二卷第一期复刊号的新面貌出现。刊物版式变了，封面设计也不一样了，刊名改以书法行书题写，上印“上海诗歌工作者联谊会、南京诗歌工作者联谊会合编，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复刊号亦没有“复刊词”，有着类似的“编后”，写道：“因为某些问题，停刊了半年 （实际是八个月）。现在为了加强我们的力量，办好一个诗歌刊物，决定把南京诗联原拟出版的 《诗红旗》 和上海诗联的 《人民诗歌》 合并，经过大家的讨论，仍用 《人民诗歌》。这个诗刊，虽是由南京及上海诗联编辑，但它是大家的园地，诚挚地希望各地诗歌联谊会同志大力支持我们，使它能够办成一个为大众所需要的诗刊。毫无疑问的，我们这刊物的方向是工农大众的方向。”这里，复刊号再一次强调了刊物的办刊宗旨。当年，南京“诗联”由副总干事赵瑞蕻 （总干事为陈山） 与上海“诗联”进行联系。

《人民诗歌》 第六期针对第五期“本刊征求通讯员”启事，在“代邮”中写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收到应征通讯员的信件达一百余封，包括工人、农民、战士、学生、机关工作者以及其他各界人民。我们正在处理和研究，希望来应征通讯员的同志多多供给诗歌通讯的稿件。我们在最近将把处理和决定的结果告诉你们，在此，并感谢大家对本刊的爱护和支持。”这些，都表明刊物运转一切正常。不料，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出版的第二卷第六期 《人民诗歌》，竟是最后一期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是终刊号。然而，它确确实实结束了。屠岸说，当时中央对各地文化部门有整顿期刊要求，停办了不少刊物，《人民诗歌》 也未能幸免。

《人民诗歌》 刊载的作品，多是颂扬领袖、歌唱祖国、赞美劳动等内容，以及配合形势之作。这是一个时代的声音。除诗歌作品外，重要文章有雪峰的 《对于新诗的意见》，劳辛的 《把诗创作提高一步》，以及由屠岸执笔撰写，劳辛、张白山、柳倩、屠岸、洛雨、沙金、林宏、任钧、史卫斯、田地集体署名的文章 《对于诗歌表现形式问题的初步意见》 等。从创刊号起，它还常有一个补白性的“诗讯”栏，刊载上海及全国各地诗歌界的动态，如一卷一期刊：

“马凡陀到京后，于中央政府成立大狂欢日，乘飞机鸟瞰国都，并有诗纪其事，现在 《人民日报》 编‘人民文艺副刊。”二卷一期刊：“为配合春节活动，上海诗歌工作者集体创作了长篇朗诵诗 《歌唱祖国的春天》，由华东人民电台朗诵。”这些诗讯，虽属花絮，却给诗坛留下了珍贵史料。

《人民诗歌》 以半年六期为一卷，共出刊二卷十二期。它是上海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诗歌月刊。创刊于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的北京 《大众诗歌》 月刊，比 《人民诗歌》 早十五天，它连续出刊到当年十二月，也是到二卷共十二期终刊。这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南北两种诗刊。而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性 《诗刊》，则迟于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创刊。

陈毅题刊名的 《文艺新地》

一九五〇年七月，上海召开第一届文代会，宣布成立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简称“文联”）。之后，在夏衍等同志关心下，经过半年时间的积极筹办，由新中国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陳毅题写刊名的文联机关刊物 《文艺新地》 于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正式创刊。版权页上印：“编辑者上海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印刷者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艺新地》 由雪峰、唐弢任主编，因冯雪峰另有重要工作，实际负责刊物筹办工作的主要是唐弢。在决定了刊名后，大家想到了陈毅同志，他不但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也是一位作家、诗人。记得在文代会期间，陈毅作过一场长达四小时的形势报告，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又因陈市长是作家诗人，经全体代表一致决定，邀请陈毅加入上海文学工作者协会 （简称“文协”，当时是文联下属的一个协会，即上海市作家协会前身），陈市长欣然接受了邀请。一九五九年他还申请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陈毅诗文好，又写得一手好字，请他题写刊名，是大家热切的期盼。果然，陈毅满足了编辑部的要求，几天后派人送来了题字，还让编辑从几幅字中选一幅。可见题字事虽小，陈毅却是郑重其事，一丝不苟。刊物美术编辑张乐平先生将陈毅的题字醒目地设计在封面的左边，右下角是一幅钢笔素描画，工农大众举着五星红旗昂首阔步地前进。封面设计简洁而富有时代特色。

《文艺新地》 没有标示创刊号，也没有创刊词，目录页上印“第一卷第一期”，打头文章是夏衍的 《鼓舞起爱国主义的热情，描画出新中国人民的英雄形象》，这其实是夏衍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召开的文联创作委员会上的发言。因全国抗美援朝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刊物前面的一组文章均与此相关，有陈白尘的 《关于新爱国主义》，思慕的 《略谈爱国主义与文艺工作》，柯蓝的 《上海文艺界抗美援朝创作运动小结》 等。其他作者有巴金、许杰、靳以、郭绍虞、方令儒、菡子、师陀、魏金枝、徐开垒等，阵容非常强大，内容也大多是抗美援朝的。在刊物装帧上，扉页即是整幅彩色木刻畫，由赵延年创作的 《中朝一家》，刊中插图有丰子恺反映抗美援朝内容的漫画 《协力》 等。

第一期上，有一则“稿约”，计六条，第一条有四点内容，即本刊欢迎下列各种稿件，如反映人民大众现实生活，表现他们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业绩的短小精悍的文艺作品;阐发或论述文艺问题的理论、专题研究、分析与批评等;木刻、歌曲、绘画、照片等;读者对本刊的批评、意见等。第二条：文章内容必须富有思想性，针对上海实际情况，每篇文字希望能够提出问题、说明问题。其余四条则是一般杂志通常要求，如“来稿请用稿纸写清楚，注明真实姓名及通讯地址”等等。这一“稿约”不长，如豆腐干大小，却明确地表明了 《文艺新地》 的办刊宗旨及要求。在栏目设计上，刊物不设大栏目，间隔设“创作”“速写”等几个小栏及特辑，承袭的是三四十年代的办刊风格，体现出文艺杂志的“杂而丰富、活泼多姿”。版式也是繁体字竖排，右翻式的;封面为彩色印制，配以图案装饰，或剪纸或照片、漫画等，颇具民族特色。

《文艺新地》 从第四期起，因冯雪峰调往北京主编 《文艺报》，改由巴金、唐弢主编，日常工作仍由唐弢主持。唐弢还兼任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每天时间一分为二，只能下午到编辑部上班。作为鲁迅研究专家，他还要投入《鲁迅全集补遗》 的编撰工作，足见其惊人的工作负荷。编辑部有三位编辑，即艾以、李金波，及兼管编务的陈家骅，其中艾以、李金波还要分出一半精力，协助靳以编辑从香港迁沪继续出版的 《小说》月刊。可见，当年 《文艺新地》 编辑部人员的精干高效。然而，好景不长，至当年十一月，即 《文艺新地》 出刊到第十期，登出 《本刊启事》：“本刊现已出满十期，为整顿内部，并使编辑部工作同志得以参加土改、治淮及下厂起见，自十一期起，暂行停刊。” 如此简短的一句话，结束了《文艺新地》 生命。它的发行量从第一期的五千份，稳定保持到第十期的五千五百份，可见深受读者的欢迎。刊物停刊，恐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当时全国文艺整风，在中央要求下，各地停办不少刊物，《文艺新地》 也未能幸免。

华东文联成立后与上海文联在巨鹿路合署办公 （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一九五三年一月，上海发行问世了《文艺月报》 （一九五九年十月易名《上海文学》）。第一期也没有创刊词，刊末的 《编者的话》 称“发刊”。由巴金任主编，黄源、唐弢任副主编，仍由唐弢主持日常工作。除李金波已调往上海师范学院任教外，艾以、陈家骅转为该刊编辑，又陆续从华东几个省市调来了一些编辑。《文艺月报》 第一期封三上的“稿约”，与 《文艺新地》 第一期的“稿约”，其内容、语句如出一辙，编辑部也是以原班人马为主。由此可见 《文艺新地》与 《文艺月报》 的因缘关系。《文艺月报》 出刊后，华东与上海文联召开了一个专题座谈会，“会上发言热烈，积极地对 《文艺月报》 第一期提出了许多珍贵意见”。如果要追溯现今 《上海文学》 杂志的源头，恐怕应格外关注 《文艺新地》 了。

前几年，已年逾八旬的老编辑艾以前辈，常与我讲述当年编辑 《文艺新地》 与 《文艺月报》的轶闻趣事，使我获益匪浅。可惜的是，他也去世多年了。这些上海解放初期的文坛史料，时过近七十年，堪称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