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芳妤

摘要：本文从奈达翻译理论出发，将《十日谈》不同版本的中译本与原文进行对比，试图探明运用奈达功能对等理论有效传递文化信息、对文化缺省进行翻译补偿的方法。

关键词：奈达 翻译理论 功能对等 十日谈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08-0084-02

一、翻译中的文化问题与奈达翻译理论

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是文化的载体。翻译自然也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间信息的传递。王佐良先生有言：“翻译最大的难处在于对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传遞。因为在一种文化中不言而喻的东西，一旦放到另一种文化背景下往往会变得难以理解。”毋庸置疑，文化信息在翻译过程中是一个不易处理的问题，对于文化负载丰富的文学作品来说，更是如此。原作中蕴含的文化，如何在译入语中体现出来，如何为译本读者所理解，这是对于译者的考验。作为译者来说，他总会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一些“异”文化，也就是说，相较于他国文化而言，本国文化总会有所空缺、有所差异。如果不深入了解这些“异”文化现象，并且想办法予以填补这些空缺，译本读者必然会产生理解上的偏差。要通过文学翻译实现文化的交流，更是天方夜谭。

美国语言学家、翻译家尤金·奈达认为，翻译即是交际。按照这种观点，如果译文起不到交际作用，如果译文不能为读者所看懂，这种译文就是不合格的。对于翻译的评价标准，奈达认为，在于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对所接受的信息能否作出基本一致的反应。他提出“功能对等”这一术语，也就是说，语言所发挥的实际效果要对等。而在他看来，首先要追求内容，形式是其次。他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写道：“如果说一切语言在形式上都有所不同的话（而语言之所以不同，主要在于形式），那么，为了保持内容，自然就必须改变其形式。”译者可以使用改写、释义、文化脚注等策略达到功能对等目的。

二、《十日谈》中译本中的文化翻译分析

《十日谈》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意大利近代著名文艺评论家德·桑克提斯曾把《十日谈》和但丁的《神曲》并列，称之为《人曲》。《十日谈》的一百个故事，通过对不同身份的人物的生动刻画，描绘出14世纪欧洲社会之图景，成为我们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扇窗。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有效传递原文蕴含的文化信息，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笔者选取1930年上海开明书店黄石版，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方平、王科一合译版，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王永年版及2012年漓江出版社萧天佑版四个不同时期的《十日谈》中译本作为比较对象，希望通过比较分析探明更为有效的文化翻译方法。

（一）宗教文化

《十日谈》所描绘的14世纪的欧洲，虽然人们对中世纪清规戒律的严守远不如从前，但传统的主流价值观仍然建立在中世纪天主教的教理基础上，宗教生活仍是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不可回避的一个方面。《十日谈》中的许多故事也都着眼于此。其中，第一天的第一个故事，就着眼于当时宗教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基督教的忏悔礼。一个生前无恶不作的坏蛋，临终前满口谎言，做了一次看似诚恳的忏悔，被教会奉为“圣人”。作者用了很大篇幅来叙述忏悔的过程，严格按照教会规定的忏悔程序来编排人物对话，再加上对话中宗教术语的使用，这些详尽描写，正是薄伽丘现实主义手法的体现，即通过具体的细节让读者身临其境。而通过阅读几个中译本，笔者发现，在有关宗教文化的部分词句上，几位译者的处理各有不同。例如：

（1）原文：Facciate che a me vegna quel veracissimo corpo di Cristo il quale voi la mattina sopra laltare consecrate.

黄石版：我求你把我主的真体，即你们今早在圣坛区别为圣的，带来我这里。

王永年版：我还请求你回寺院之后，派人把圣体给我送来，也就是你们每天早晨供在圣坛上的圣饼。

方平版：所以我求你回去之后，就把你们每天早晨供奉在圣坛上的我主的“真身”送到我这里来。（“我主的‘真身”有注释：指圣餐礼中的面包。）

萧天佑版：所以，请您回修道院后，打发人把你们每天早晨供奉在神坛上的基督真身送到我这儿来。（“基督真身”有注释：即基督徒领圣餐时吃的面饼。）

大部分的中国读者对于基督教文化都了解甚少，若在译文中见到直译的“基督真身”，必会产生疑惑。实际上，此处的“基督真身”就是指圣餐中的面饼。圣餐是基督教的七大圣事之一，在基督教文化中，基督用他的体与血隐身在面饼与葡萄酒的外形下，以非流血的方式自献于圣父作为祭物，并且把自己赐给信徒，作为信徒灵魂的“神粮”。黄石版未进行文化加注，是为漏译，使得译文读者无法接收到这一部分文化信息；王永年版采取文内明示法，在正文中说明了“基督真身”的实际意思；方版、萧版，通过文外作注的方式，对这一文化空缺进行了填补。

（2）原文：Io mi ricordo che io feci al fante mio， un sabato dopo nona， spazzare la casa e non ebbi alla santa domenica quella reverenza che io dovea.

黄石版：“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假日叫女仆打扫屋子，没有尊重我应该尊重的日子啊。”

黄石在译文中删除了“santa domenica（安息日）”的概念，文化信息传递不全。根据圣经记载，安息日是一周的最后一天，上帝设立安息日并定为圣日是为纪念前面六天的创造。在这一天要停下一切的工，去圣殿敬拜上帝。这是圣经十诫中的第四条。除此之外，原文中出现的lussuria （奸淫罪），黄石译成“因妇女的知识得罪上帝”，也是信息传达不完全的做法。“不可奸淫”作为十诫之一，应该点明。因为在原文里，忏悔过程中神甫所问的问题，其实都是围绕圣经十诫来开展的，如孝敬父母、毋杀人、毋行邪淫、毋偷盗、毋妄证、毋贪他人财物。圣经十诫一直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这是原文中非常重要的文化信息，因此需要在译文中得到体现。

此外，王永年版中，译者采用归化法，将il priore（修道院长）译为“寺院住持”。在笔者看来，此处不甚妥当。根据《汉代汉语大词典》，“住持”意为“主持一个道观的道士或主持一个佛寺的和尚”，是中国文化中常见的形象，却不适宜出现在一个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的故事中。这个译法，不仅不利于原文的统一性，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丧失了异国风味。

（二）文字游戏

除了宗教文化占据大篇幅之外，《十日谈》中也不乏妙趣横生的文字游戏，薄伽丘幽默的笔调尽显其中。

比如在第一天的第一个故事中，作者通过主人公的名字玩了两个文字游戏。一是通过法国人之口，将这个坏蛋的名字从意为“树桩”的原名Cepparello，变成了意为“花冠”的capello，从“树桩”到“花冠”的美化，恰恰是对于其恶行的反讽；二是把他的外号Ciappello加上表示“小巧、可爱”之义的缩小化词尾变成Ciappelletto，挖苦主人公身材短小。如何让不懂意大利语的中国读者能够如同意大利读者一般体味到这文字游戏的趣味，体会到薄伽丘的幽默风格，这是值得译者思考的问题。

首先，几个中译本都将人名进行音译，因此中国读者可以理解，法国人因为谐音而将主人公名字叫错。“树桩”“花冠”两词的词义译者们也通过添加括号予以说明，暗示了薄伽丘对于主人公的讽刺。不过，第二个文字游戏，也就是使用缩小化词尾这一点，黄石版中并未体现。而方平版将挖苦主人公身材短小的外号解释成“爱称”，不够妥当。萧天佑版在译文中说“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缩小化词尾”，王永年版译为“小称”，对于未接触外语、不了解名词词尾变化这一语法的中国读者来说，也无法很好地了解其意。

再者，黄石版中，主人公的外号Ciappelletto译为“卓泼辣”，虽然较好地传达了原文中的幽默感，向译文读者传递了作者对于主人公性格的暗讽，但它脱离了之前叙述中名字音韵的统一，也不符合普遍的译名模式，过于归化，打破了异国氛围。因此笔者认为，方平、王科一版的“恰泼莱托”更恰当，既符合中国读者对于外文名的认知，又借一“泼”字有所指代主人公的性格。

三、文化信息處理方法

在几版中译本的比对中，我们可以发现，面对源语与译入语之间的文化差异及文化空缺，正如王东风教授在《文化缺省与翻译中的连贯重构》一文中提出的，译者通常采用文内明示（直译与意译结合）和文外作注（直译加注释）、归化（替换）、删除等几种方式进行弥补。

在这几种方法的选用上，我们也可以从奈达的观点中得到一些启发。他认为，加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说明特定历史文化场合的注释，通常要和被说明的东西放在同页，而说明一般性问题的注释，通常作为附录放在正文后。还有，译者不能在译文的正文中随意增进解释性材料。在正确的翻译中，译文的扩展有着明显的限度；译文中所能增加的只能是原语中的“潜台词”。我们可以明白，如果译者不考虑目标读者，一味主观地加入解释性的文字，会破坏原文的整体性，有损读者阅读的乐趣，使文学作品成为百科全书般的大杂烩。也有译者出于读者阅读便宜的目的，过度使用归化法，这一点也需要我们谨慎对待。有观点认为，替换法“掩盖了原文的文化与艺术事实，实际上是对读者的蒙骗”。不可否认，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和译文读者的期待来看，译者在文化空缺的填补过程中，应尽力使译文读者欣赏到原文所特有的异国风情和原文所蕴含的文化信息，而不能只用归化法使译文读者失去文化探索享受的机会。总之，我们应当牢记“功能对等”这一目标，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都不可取。

因此，译者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不仅要消除语言层面的障碍，更要具备“双文化”能力，洞悉原文的文化差异和文化空缺，还要对译文读者的知识结构作出正确判断，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如此才能揭示和传达出原文所蕴含的文化信息。这也是对译者提出的更高要求。最后，以奈达先生的这句话与诸位共勉：“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参考文献：

[1]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2]王东风.文化缺省与翻译中的连贯重构[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7（6）：56-61.

[3]倪万辉，杨寅.从翻译的文化本质看奈达“功能对等”理论之实用性[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2）：34-36.

责任编辑：孙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