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啟瑜

摘    要： 在李碧华的小说中，女性是绝对的主角，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建构和性格的赋予，塑造敢爱敢恨、勇于抗争的女性形象。这些人不满父权社会压迫，寻求自身的自由与解放，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契合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引发了对现代社会女性生存的反思，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李碧华    女性形象    抗争    现实意义

李碧华的小说因奇幻诡谲的写作和对现实的讽刺而闻名，所塑造的角色形象突出、爱憎分明，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对象。近年来，对其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经典文学作品的改写;第二，从小说与电影的改编角度进行研究;第三，小说的叙事特色;第四，探讨小说对于“文革”的描述;第五，对小说体现的宿命观和女性主义的把握。在这些研究中，对宿命观的研究着重于讨论宿命的偶然、必然和循环往回与传统文化的轮回观相符，强调宿命难违。对女性主义的探讨多将男性和女性相比较，歌颂女性的抗争，控诉一些男性软弱、自私的劣根性。宿命观的论述中侧重宿命的不可更改，弱化角色自身对宿命做出的始终不渝的反抗和忍受。而对男女角色的探讨则不免陷入绝对，给人较为刻板的印象。在她的笔下，女性有着鲜活的生命特征，其对命运的抗争更值得尊重和探讨。

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李碧华深谙这种“毁灭”的力量。她笔下的女性角色，受困于自身局限和环境的束缚，逃不开命运的捉弄。与悲剧命运相对的，是对人性的光辉一面的坚定信念和对美好爱恋的无止境的追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碧华笔下的女子至死也不肯罢休，在魑魅魍魉的世界中不放弃反抗。从反抗走向绝望，绝望中依旧反抗的执着。这种可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封建婚姻选择权的争取

这是在婚姻制度方面的反抗，表现为女性自主寻找和选择托付终身的对象。在她的作品中，几乎所有女性都表现出了这种择偶理念。但几乎所有做出这种选择的女性最后都所托非人，使得这种反抗表现为一种表面的美好。对此现象，研究者们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歌颂她們对爱情的忠贞及不懈追求。另一种则认为作者通过辛辣的讽刺诅咒女人愚蠢的痴情[1]。其实，作品中的男女从来都不是痴男怨女，两小无猜，她笔下的爱情并非如童话故事中王子公主的单纯美好，不仅男子薄情寡义，连女子也是心思缜密、工于心计。白素贞招来一场春雨制造与许仙的相遇，菊仙精心设计一出无家可归的戏码，祝英台不断向梁山伯暗送秋波，如花在鸦片中混入安眠药。可惜，始终是骗来的、求来的、佘来的，但好歹有个幸福的躯壳。

好梦由来最易醒。即便如此，她们依然在心底保留着自己的真心，并勇敢地迈出脚步，交托给自己物色和信任的对象。尽管所托非人，只是真心既已付出，究竟难以收回，只好不断掩盖，自欺欺人，对托付终身的男子甚至宽容到难以理解的程度。在《青蛇》中，白蛇为了许仙贴财贴色，盗仙草、斗法海，上穷碧落下黄泉，换来的只是无止境的背叛。甚至在法海收服白蛇的最后一刹，许仙也躲开了。即如此，当二蛇看到许仙的转世时，仍旧“一拧身子，袅袅地袅袅地追上去”。在《胭脂扣》中，如花宁减寿七年换取在阳间的七天，只是为了寻找一个已经背弃她的男人。这种行为的实质是一种精神上的孤独无助。与其说是对情人无止境的原谅和退让，不如说是出于对安稳平静的追求，对心目中理想爱情的幻象的维持，男子只不过是实现理想的工具，但又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对理想生活方式的追求，对未来另一半的选择权的争取，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苏醒。但这种抗争受到封建社会父系文化世俗伦理的限制，使她们的追求都是紧紧依附于男子的。此举并非是想取得男女之间的平等，而是想将自己托付给某个靠得住的男子，实际上反映了对男性的崇拜。一种低层次的抗争方式，以为拥有选择即拥有自由，希望借由男性的力量改造自己的生存状态，对于男性本身的局限没有深刻的认识，仅限于依靠婚姻改变宿命，最终导致悲剧的命运。

二、对超越生死的宿命的反叛

李碧华笔下的宿命观首先表现为一种六道的轮回。小说《凌迟》中说：“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逆插桃花》写道：“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说到底是一种劝慰。另一种表现是对身份的定位和遵从。封建社会中，男子在经济活动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取得了财产的支配权。按照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男子在社会制度的确立和道德准绳的制定上扮演着决定者的角色，在这样的社会中，女子不是作为和男子同等的生命个体存在，而是被财产化、边缘化的附属品，表现为一种从身体到精神的非独立。《霸王别姬》中程蝶衣始终被灌输“从一而终”的信念，并将自己当作这种伦理观念的自觉践行者，甚至险些为之牺牲（在舞台上自刎）。类似形象还有鲁迅短篇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等。菊仙虽然离开了花满楼却始终摆脱不了身为妓女的阴影;白蛇纵有千百年的修行，却始终提醒自己是异类，是低于人的低等生物，嫁给许仙则是“欠了他”，即使能够化为人形，也无法享有人间寻常的欢乐。《生死桥》中，人物命运暗合了开篇的算命，与主人公自觉地将自身的身份对号入座不无关系。正如尼采所言：“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的形象，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

这种对既定的人生设定的挣脱和反抗，表现为女性自我意识的又一次觉醒。不仅体现在自主的选择和对所托非人的怨恨，还表现出女性一定程度上对民主平等的追求，更加具有反抗性和报复性，并将反抗付诸行动。《青蛇》中，水漫金山后，许仙倒戈，白蛇被镇雷峰塔下。青蛇终于拔剑杀死许仙，“坚决地把一切了断”。面对法海，她也产生了一种决绝的反抗心理：“他可以打我杀我，决不可以如此鄙视我拒绝我弃我如敝屣。”矛盾曾说：“妇女解放的真正意义是叫妇女来做个‘人”。这里的人是有意志的生命个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里做成“人”的竟是一条蛇。历尽艰辛，她终于明白了所谓的爱情，明白了人性的欲念和贪婪。但是回头一看，才发觉一切已经无可挽回。“我一天比一天聪明了。这真是悲哀”。是啊，明白世情却又无可奈何，有什么比这悲哀的清醒更让人痛心的呢？

另一个反抗者是潘金莲。转世之际打翻孟婆汤，对自己承诺：“不要绝望，不要含冤。要靠自己的力量，把坑害过自己的男人，一个一个揪出来算账！”转世后，经历了对自己命运的正视和自我剖析，最终成为少有的避免了自我毁灭，能与武大平静生活下去的女性角色。

三、对当时社会的悲剧的抗争

人是不能超越其所处的时代的，宇宙的时间与空间之间张开了一张无形的命运之网。春华秋实，夏收冬藏。万物应时而生、循环往复。面对巨大的时空和广袤的宇宙，个体的渺小与无力感尤为凸显。“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个体的生命始终局限于特定的时空。以老庄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主张顺势而为，不刻意追求。“多闻数穷，不如守中”。李碧华笔下的那些倔强固执女子似乎更属于儒家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听天由命、随遇而安之类的词语注定与她们无缘。李碧华对她们的描写并没有拘泥于单纯的情感控诉，也没有局限于一时一事，而是“巧妙地将历史与时代融为一体，从历史、文化的层面探寻女性命运的变迁，使其作品既有穿越历史隧道的厚实凝重，又不乏时代的气息”[2]。这就超越了单纯的女性写作而上升到时代的高度。虽然她笔下女性的反抗方式带有自身或者时代的局限，最后不免陷入“挣脱——沉沦”的轮回，但是这种抗争本身就是女性自我意识不断觉醒，开始挣脱父权社会的束缚、寻找自身出路的一种表现。

作者对这种抗争的呼唤也是急切的、热烈的。历史与时代的视角使她能够从缠绵悱恻的爱情泥沼中挣脱出来。她以一种俯视的角度看待女性的生存处境和现实。这一点与张爱玲极为相似，但与张爱玲不同的是，李碧华更多的是以一种积极入世的姿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借助笔下女性角色之口，以一种讽刺的方式唤起女性对自我的反思和审视。小说表面充满对当时社会世情人缘的鄙视和轻蔑，实际正是反映一种缺乏。一切的无视和鄙薄都是一种姿态，真正意图在于抗争，置之死地而后生，敦促女性摆脱男权的束缚和唯爱的人生观念，促进压抑已久的自我的觉醒，寻找自身的存在價值。

四、对现代女性独立意识的唤醒

九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对物质的追求到达顶端。随着女性在经济上的相对独立，她们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很多女性已经能够平等地审视男女关系，并积极寻求与男性精神上的共鸣。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对应的是男性的“雌化”，男女身份的接近引起女性对男性形象的重新审视，觉得男性缺乏男子汉气质。《青蛇》中认为男子普遍“素质欠佳”，甚至“明显退步”。传统婚姻育儿观也有转变。小说中，白蛇产子是出于一种女人的本能的生命体验，并非为了延续香火，抚养孩子也并非一定要借助男性的力量。如青蛇所言：“我们索性把姓许的忘掉吧。——要一个‘父亲来干啥？这只不过是凡俗人的习惯吧，算了，我们自己把孩子提携，忘了他吧。”体现了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的自我唤醒。

现代社会的女性已经不再继续走向男性的世界，而是期望和男性共同走向新的世界，但情形复杂。在《胭脂扣》中，袁永定和凌楚娟这两个现代男女的爱情就是为了“求方便”。这里的方便有几层意思：一是随大流，赶上大多数人的步伐。二是寻求生活和精神上的陪伴，以此度过无聊的人生。叔本华钟摆理论认为：“人在各种欲望不得满足时处于痛苦的一端，得到满足时便处于无聊的一端。人的一生就像钟摆一样不停地在这两端之间摆动。”[3]白蛇说：“小青，生命太长了，无事可做，难道坐以待毙？”这种看似合理的两性关系却嗤伏着巨大的弊端。这种为爱而爱的生活方式，最后得到的只是虚无。生存价值和自我价值的缺失，实际是一种放弃抵抗、随波逐流的价值观。莎士比亚曾嘲讽生命“充满了声音和狂热，里面空无一物”[4]。这种自我放逐式的生存方式也是作者所嘲讽的。她曾借如花之口问永定：“你从没试过深切怀念一个人吗？”又在《梁山伯自白书》中写祝英台给了每个书院的同窗定情信物，以此说明消费社会并没有至死不渝的爱情。被利益和喧嚣包围的现代人，已经很难停下脚步思考包括爱情在内的生存价值。在金钱统治的社会里，明码标价，一切都在于衡量。

印度诗人泰戈尔说：“我求索我得不到的，我得到我不求索的。”李碧华则通过对消费社会人性贪婪的本质的揭露，以一种带有佛教观念的思想寻求挣脱与自由。青蛇勘破世事时，决心“寻到一个树木丛集常青的小岛，埋首隐居于深山之中”;潘金莲决心过一种平淡而安稳的生活。因此，只有寻得心灵的宁静，才能超越自身的欲望，摆脱无聊与痛苦的钟摆，只有勘破、放下，才能自在。

参考文献：

[1]陈敏.绣屏上的白鸟与蝴蝶标本——简析张爱玲、李碧华小说之不同[J].温州大学学报，2008（9）.

[2]贾颖妮.新女性主义的高扬——评李碧华言情小说[J].世界华文文字论坛，2005（1）.

[3]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J].商务印书馆，1997.

[4]莎士比亚.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J].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

[5]谢晴雯.人性的展示和另类女性主义的叙写[J].安徽文学，2007（5）.

[6]严英秀.宿命与反抗：对李碧华小说的女性主义解读[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

[7]刘瑛.爱恨痴缠的前世今生——论李碧华小说中的宿命观[J].当代文坛，2004（5）.

[8]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9]孙桂荣.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