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津锋

老巴：

……另外一个问题，本来我在上海就想向你提出，但是想到你可能一句普通话，不加考虑，说过就忘记了。所以现在写在这里，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本来你好几年前已具备入党条件，当时你自称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怕给党带来不良影响，自己又怕太受拘束。你说这话是诚恳的，我完全相信。可是根据你几年来的工作与活动，事实证明并不自由散漫，你接受党的命令工作生活，尽可能参加各种会议，有什么必要老留在党外呢？请你自己认真考虑一下，和肖珊商量一下……问你们好并祝阖宅平安！

师陀

一九六六年四月廿四日

这是一封师陀在1966年4月24日写给巴金的书信。师陀当时因高血压病到华东疗养院疗养，在住院十多天后，他特意写了此信给巴金，认真地建议巴金应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国家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后，文学界出现了著名作家争相入党的高潮：欧阳予倩1955年入党、曹禺1956年入党、唐弢1956年入党、郑君里1958年入党，老舍、萧乾等著名作家也积极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连巴金在《收获》的同事和好友靳以也于1959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作为那个时代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的巴金却迟迟没有提出任何入党申请，作为不拿国家工资的无党派人士，他的这种不积极、不主动，不是表明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并不成功吗？

其实在巴金入党问题上，曾有多位朋友相劝。1952年10月巴金第一次从朝鲜战场回到北京，胡乔木在约他到中宣部谈话时，就曾示意巴金应争取入党。但巴金对这个建议没做任何回应。1956年秋，刚刚入党的唐弢根据上级领导指示，也曾当面向巴金提出入党问题。唐弢用朋友随便谈话的方式跟巴金说：“老巴，我看你也应该向党打报告，提出要求了。”但巴金却笑着说：“我这多年自由散漫惯了，组织观念不强，恐怕还得努力。谢谢你的关心，我想还是留在党外好。”60年代初，中国作协领导人刘白羽、张光年也曾就巴金入党问题专门探讨过，刘白羽说：“老巴有热情，对党很尊重，注意组织纪律性。我看他可以入党。”但由于巴金的态度一直不是很积极，最终这件事也就搁置了。

师陀知道巴金其实一直在坚持自己的“不入政党”的信仰，他有着自己的理想、精神立场和价值判断。他了解巴金从内心不愿意参加任何政党、不愿改变自己为真理而书的理念；巴金只想自由从事自己的文化工作，只想保留一块属于自己那份信仰的领地。但师陀同样也知道，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如果巴金再继续坚持自己的那套立场，将会给自己带来政治上的巨大冲击。师陀心中也十分忧虑。

1958年后巴金渐渐进入政治多事之秋。1958年4月第8期《文艺报》发表了巴金针对声明脱离美共的美国左翼作家法斯特的批判文章《法斯特的悲剧》，对于巴金在文章最后劝法斯特“回头是岸”，社会批判之声不绝于耳。同年10月更是开始了一场由《中国青年》《读书》《文学知识》三家在全国有影响的刊物发起，有《文汇报》《青年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羊城晚报》等近十家刊物参加的长达七个月的“巴金作品讨论”；此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级还先后成立了巴金创作研究小组，并分别在当年和1959年出版了《巴金创作评论》和《巴金创作试论》。但是这些讨论带有明显的政治批判，他们对巴金的作品肆意歪曲。1962年5月，作为上海作协主席的巴金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作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巴金的这篇讲话在当时的文艺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但这让上海市委的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极为不满。随后不久，《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一文被美联社转发，引起一定的国际关注。张春桥、姚文元更是在党内会议上把它当作批评巴金的材料对其大加批判。

在师陀心中，巴金是一个极可以信任、具有非常器量的极善良的人，师陀不愿自己的好友受到伤害。所以在1966年暴风雨来临前夕，在自己也不是党员的情况下，师陀虽在病中还是语重心长地向好友巴金建议入党问题，足见巴金在他心中的位置，也足见师陀对朋友的真诚。

在巴金众多朋友中，师陀与巴金的相识是比较晚的。根据巴金在散文《怀念师陀》一文中的记述，他们直到1935年年底才相识。那年11月靳以因为要回天津老家照顾病重的母亲，他请巴金到北平帮助他办理《文学季刊》的停刊工作。一天师陀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找靳以，进门就问靳以：“听说巴金来了。”靳以回答：“是。”但靳以却并没有把坐在桌子后面看杂志的巴金介绍给师陀，而进了门的师陀居然也没有再问谁是巴金，而直接和靳以开始聊起稿子的事情，聊完后他就匆匆地离开了。当时巴金并不习惯站起来自报家门，只是静静地翻看书桌上原有的几本杂志。结果那次见面师陀并没有认识巴金，这也就出现了二人第一次相遇却并不相识的奇特场面。巴金后来分析靳以不给他们介绍，可能有自己的原因，他可能当时很忙，外加心情不好，没时间去闲聊。1936年8月师陀从北平到上海定居后，在靳以的介绍下两人才开始渐渐熟悉起来。从那时起巴金对师陀的文学才华也是逐渐欣赏，并大力提携。1937年巴金在自己主编的《文丛》杂志上，从创刊号、第一卷第1—4期，每期都刊登了师陀作品。《里门拾记》发表在《文丛》创刊号上，《莱亚先生的泪》发表在第一卷第1期上，《灵异-掠影记》《还乡-掠影记》《苦役-掠影记》先后发表在第一卷的2—4期上。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在其主编的《烽火》雜志上也常发表师陀作品，《战儿行》发表在《烽火》创刊号，《事实如此》发表在《烽火》第5期，《但愿如此》发表在《烽火》第10期。正是因为巴金的大力支持，师陀从1936—1949年出版的大部分著作《谷》（1936年5月）、《里门拾记》（1937年1月）、《野鸟集》（1938年1月）、《无名氏》（1939年1月）、《马兰》（1948年1月）、《大马戏团》（1948年6月）均先后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可以说巴金对于师陀的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也为成就师陀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打下了坚实基础。

除去抗战中巴金去内地的几年，因同在上海，随着二人的不断交往，师陀与巴金成为了越来越好的朋友。对于巴金，师陀曾说过：要说对我进入文坛帮助最大的人，那是巴金，他不但出过我的很多书，对我的私人生活方面也很关心。

上世纪50年代，师陀曾先后去河南、山东、东北长期深入生活。不在上海期间，巴金都快成了他的代理人，为他结算版税，为他寄钱。师陀在1950年4月1日写给巴金的信中讲道：“……自然，假使可能，我预备在乡下住半年。可是家里要钱吃饭，这也还是希望罢了……”同年4月15日师陀在致巴金的信中直接讲道：“请你从存款中提出二十五萬，汇给开封河南省政府劳动局段佩明君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师陀、巴金都以极大热情投入到新文学事业之中，他们试图以自己手中的笔讴歌新时代、新生活。师陀一直在努力追随新时代下的新文学政策，他努力将自己融入新时代的政治语境之中，他努力创作、积极塑造符合政治要求的新的人物形象，展现新的精神风貌，但师陀却总感觉力不从心。对于写出的文章，师陀自己都认为是“干涩无味”，他感到自己总是处在政治需要与文学追求的撕扯之中，这种状态使他渐渐身心俱疲。在师陀五六十年代致巴金的书信中，师陀毫不掩饰地向老朋友巴金诉说着自己在创作中遇到的困难。而巴金也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师陀，让他振作、让他从困扰中走出来，巴金建议师陀写慢点，不要性急。多看看，多弄一点材料，慢慢消化一番之后，再来动笔，一定好得多。

在收到师陀4月24日来信后，巴金知道师陀建议自己入党是为了自己政治安全考虑，他对于老友在政治环境愈发紧张的时候，还能为自己设身处地地认真考虑而感动。巴金知道师陀对自己的这份情谊是真挚而深厚的。他在1966年5月6日给师陀的回信中也表达了他的谢意：“……你这次提到组织问题，你在病中还想到我的事情，还关心我的进步，很感谢你的好意……”但在该信中巴金也委婉拒绝了师陀的建议，“不过说实话，我目前实在不够条件。根据今天的标准，像我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只有认真接受改造，在兴无灭资的斗争中做出一点成绩以后，才有资格谈别的。这次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考验。我要是能过好这一关，要是能有较好的表现，我可能要考虑组织的问题。我脑子里资产阶级的东西太多了，这些年也在进行思想斗争，也在改，但是改得太慢。以后得加倍努力”。也许那时的巴金已感觉到有一张大网正渐渐向他扑来，他再怎么做，也许已都无济于事了。

这封信让我们看到了师陀对巴金那份深深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