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目珍

吴投文在十年前就曾对那时诗歌的症候做出精准剖析，他认为那时诗歌的问题主要凸显在三大症状：其一，诗歌的玄秘化倾向和文化包装；其二，诗歌通向极端的梦呓和欲望宣泄；其三，诗歌沉溺于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当前诗歌症候分析》）作为一个诗歌的研究者，对诗歌的写作病理如此洞若观火，必然对自我的写作形成明晰的参照。对比观照吴投文的诗歌写作，我们的确发现他的诗歌与这样的潮流拉开了距离。从情感上来说，他的诗歌常常处于比较内敛的状态，时时有一种静的感觉在里面；从修辞上来说，他的写作摒弃了繁复多变和玄秘色彩，不夸饰、不铺排，倡导简明直接的表意效果；从语言上来说，他的词句质朴而含蓄，同时也表现出对韵外之致的追求。很显然，这是一种静的诗歌写作，它在诗人内心的召唤下进行。

吴投文的这种写作风格与他的诗歌写作理念是一致的。在写作中，他一致秉持和贯穿着朴素的诗歌观念。对于诗歌而言，写作不是干预生活的直接方式，它偏离出对利益的大面积触碰，需要“背离时俗”、面对内心，需要与心灵进行深入并且有深度的对话与交流。吴投文曾经说，诗歌的写作，就是“诗人在和内心的对话中被卷入一个幽暗的密室，接受严苛的审讯。”（《一个犹豫的写作者》）对于他而言，写作的过程俨然自己在拷问自己内在的心灵。就像他的《我站在黑暗中》一诗所表达的：“我站在黑暗中，却被自己推开/一切都不存在，甚至我自己//也不存在，只有黑暗/我被黑暗抓住站在黑暗中//我被黑暗抓住站在黑暗中/我站成黑暗本身的一部分/我对黑暗说，连恐惧也没有/黑暗说，恐惧在我的手掌上”。应该说此诗非常好地处理了个体与黑暗之间的微妙关系，而这种微妙关系的处理无疑首先得益于诗人心灵的敞开，亦来自于诗人对个体内在心灵的正确、有效认知。当然，这种对于心灵的认知，并非完全都以“拷问”的形式进行。“拷问”只是面对心灵的一种方式，同时它也并不见得一定是激烈的，令人痛苦和焦虑的，就像诗人面对黑暗时所说的，“连恐惧也没有”。其实，在更多的诗歌表达中，诗人对于心灵的拷问都是平静的，比如《初冬的早晨》一诗中，诗人在“茫然”的状态中，也能说出“我爱……”这样如此静谧的话语：“我消失在一片丛林的背景中，我的来路/和去路都已经模糊，唯有背影里的真实/我还能说出什么？我茫然于我的沉默——/我爱这初冬的雾霭沁入骨髓的寒冷”。在更多的时候，“拷问”心灵只是在寻找内心的真实。这与诗人的写作状态和写作风格若合符契。

然而这种寂静的写作并非没有难度，有时候反而是致命的。这种“致命”一方面来自于写作本身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来自于生活本身所具有的半遮蔽性。而这二者又常常是纠缠在一起的，写作者本人往往无法掌控。寂静的写作一定出于对情感的收敛，否则情绪化的东西很容易带着诗歌朝着莫名的方向走。为此，诗人必须恰切地处理好情感的张、弛关系。这种处理应该说有一定的隐秘色彩，但不见得不是写作的一种真诚。吴投文曾说：“对激情的控制不是屏蔽主体性的自我弱化，而是转化为更深层的创造性潜能，使其更内在化”。我相信他所说的，因为他的写作证实了这一点。比如其《偶然》诗中，“我们相望着缓缓蹲下身子/鸽子靠近我们内心的朴素”这样的表达，看起来非常平淡，然而其背后很难说没有内心的震颤，他确实是通过描写将眼所见转化为心所感了；而《走在冬日和煦的阳光下》中所表达的：“我预感到将要来临的一切/清澈的池水漾起微波/枯荷的倒影里有最深的宫殿/一阵骤然的紧张使我颤栗”，则通过池水的“微波”和枯荷倒影里宫殿的“深”很好地烘托出了诗人内心的“紧张”与“颤栗”，这即是创造性的潜能。

寂静的写作当然更要处理好生活的“敞开”与“遮蔽”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生活一半是敞开的，一半是遮蔽的。但对于写作者而言，不能发现被遮蔽的部分就是写作的失败，同时他还要注意自己的言说方式。吴投文深知这一点：“诗歌对现实的处理不是删除、复制和改写，而是呈现、抵达和唤醒，是在混沌中保持思想的张力和对诗意的领受。在诗人的使命中，要把生活的全部混沌转化为一种诗的现实，他就不能满足于直接说出生活的真相，而是要说出真相后面深藏不露的隐秘和隐秘后面无穷的混沌形态。”他的《秋风起》《闪烁》《在路上》都很好地照应了这一理论观点。就像他的诗句所叙述的：“枯荷的倒影里有最深的宫殿”，是应该有，也必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