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作文

关于母亲的记忆，已越来越浅，她离开我们整整二十五年了。

她是1993年初夏走的，终年四十一岁。父亲小母亲半岁，八年后的秋天也突然走了，留下我们兄弟三个。作为长子，我领着两个弟弟又活了这么些年，一晃就四十五岁了，倒也幸运。

母亲走时，小弟七岁不到，上小学一年级。据说母亲入土那天，小弟哭闹不停，父亲从树上摘下一个桃子才哄着他拿着坟幡替母亲引路。作为长子，我理应端着母亲的灵牌走在小弟后面，却身在福州一个小塑胶厂里一无所知。早年我小姑远嫁福建，高中毕业后我南下打工，那年端午我去她家过节，才看到关于母亲离世的信。

信是父亲口述托宋伯整理的，宋伯有些文化，村子里好些人都找他写过信。那年头，识字的中年人不多，识字的年轻人又都外出了。我上初中时，也曾帮不少人整理过家书，后来上高中，难得回一次家，就很少替乡亲们写信了。刚出门打工时，我喜欢给父亲写信。父亲识字不多，我又总是把信写得老长，他就去找宋伯念。宋伯视力不太好，念久了吃力，某些词句理解不透，往往回信时还会追问几句。我每次给父亲写信时，就会想象他站在宋伯身边听信的样子。他多半卷着裤腿，赤着脚，有时脚脖子上还沾着一条蚂蟥，满是老茧的指头夹着叶子烟，偶尔吸上一口，或笑笑，或眉头紧锁，或把头望向田野，这全取决于我信的内容。父亲听完信，必让宋伯再回我一封。他会在信里说起小春还欠多少肥料，交完公粮还剩下多少麦子，小弟会认哪些字了，盲弟（二弟九岁时因脑炎双目失明）半夜又摸了谁家两条黄瓜，母亲又换了哪几个医生欠下多少费用……当然，信的末尾总少不了这么一句：安心挣钱，请勿挂念。我捧着父亲口述的信，常常想，这句句行行都那么令人放心不下，又叫人怎能勿挂念？

我那时挂念得最多的，自然是母亲的身体。我无法想象父亲听完宋伯念的信，回到家里会怎样说给母亲听，更无法想象母亲听着我在外头的境况会是怎样的表情。慢慢地，当我得知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坏时，我在信中几乎就不再说她的病情了，说得更多的是南方的天氣、食物和风景，偶尔也会说说工作，说说那个非常漂亮的女工友怎么对我笑，怎么勤俭，家境如何宽裕，还说到有空带她去哪儿照一张相寄回家。工厂里漂亮的女孩儿确实不少，本地姑娘多，她们也常常对我笑常常去照相馆，却没有谁愿意送一张照片给我。后来父亲在信中就再也不提母亲要我成家了，母亲只想我不那么忙时回家看看。

直到母亲去世半年后我才回到家里。母亲的坟地在页岩土上，非常贫瘠，几株低矮的狗尾草瘦得不成样子，干巴巴地贴在坟头上。小弟看上去懂事些了，他每天上学都会从那儿经过，似乎也已确信母亲是真的离开我们了。父亲知道我会年前回家，但不能确定我哪天到家，仍在别处挖红苕。我跪在母亲坟前，撕着纸钱，回想那些听来的或者她亲口讲述的往事。

新中国成立第三年，母亲来到了人世，童年恰逢人民公社时期，吃大锅饭。母亲是独女，她六岁前我外公外婆就相继饿死了，是跟着婶娘长大的。她自幼营养不良，还患了很严重的脓疮，小腿以下白一块褐一块，连左脚趾都烂掉了一只，二十岁时身高仍不足一米五，样子也丑，后来就嫁给了我父亲。父亲也穷，还好有个做瓦烧窑的手艺。据母亲讲，她就是看上父亲的手艺才嫁过来的。她说媒婆不但夸父亲手艺好，心也细，收工后瓦衣洗得白白的。我十来岁时，假期跟着父亲学过瓦匠，但怎么洗也洗不白瓦衣，才知道天下的媒人都会说谎。母亲倒好，从不说媒人半点儿不好，说在娘家的苦不算苦，到段家生下三个儿子，挺好的。

母亲跟父亲一样，都是勤快人。我生于农历六月的一个下午，据母亲讲，那天上午她还在田里扯稗子挣工分，中午回家吃两碗南瓜后没怎么费力我就下地了。母亲生二弟时，我四岁，印象不深。只记得那是农历三月，我去生产队分胡豆，队长说我们家添人口了，娃娃不吃，月母得多吃点儿才有奶水。这事儿后来成了个笑话。队长是我远房伯父，按旧俗是不应该当着众人的面说这些的。乡亲也仅仅是笑笑而已，虽然家家户户都等着胡豆下锅，但并无异议。

二弟因病失明后，母亲的身体就越发虚弱了。刚考上初中那年，一天早上我起来煮饭，正扯着风箱，母亲从床上咳嗽着起来说，家里快添人口了，从明天起，锅里少放一把米，多放几个红苕。她一边说一边抚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灶膛对着母亲的脸，红亮亮的。母亲见我笑了笑，也跟着笑了笑，边笑边问我喜欢弟弟还是妹妹。我说妹妹。母亲说，好，生个妹妹，将来有糖吃，老了跟你爸生气了还有个伸脚走亲戚的地方。

到了十月，母亲又生了个儿子。母亲生小弟那天，刚好是周日，比我大四岁的表哥来我家种麦子，早饭后父亲便在地坝里朝我们吼，快生了，快生了，快去纸厂请张医生。

张医生有丰富的接生经验，赶到我们家时，小弟已下地。我因忙着替母亲找鸡蛋，到家时，张医生已帮母亲收拾妥当。出于好奇，我很想知道那包裹里是弟弟还是妹妹。张医生说，别看了别看了，你妈真有福气，三个儿子。但我还是揭开包裹看了看，发现小弟像个猪仔，长如筷子，不哭不闹，捧在手里轻飘飘的。这时父亲说话了，他说小弟是个闷生，下地后不哭，便从屋角揭下两片瓦摔碎了，小弟仍不哭，后来拍了小弟两巴掌才哇的一声哭出来。张医生说可能是母亲怀小弟时太劳碌，在哪儿损着了小弟，气不顺，父亲那两巴掌拍得及时。

小弟是超生子，父亲担心要交巨额罚款，待母亲满月后就去了福建姑姑家，希望能下点儿苦力多挣点儿钱。父亲走后，我的家务活就更多了，每天放学回家，我都得洗尿布，弄猪食，干农活。母亲身子本来就差，生下小弟后补养不足，面容越发苍白。家里养着几只母鸡，但母亲不让我煮鸡蛋，煮了也不吃，要我攒起来卖了供家庭开支。宋伯的女人见母亲实在熬不下去了，便给我出主意，说有个老中医告诉她，蛋壳煮了或者化成灰兑水吃也有营养。我便信了，挨家挨户说，蛋壳别扔了，帮我妈留着。那年头一般人家也不经常吃鸡蛋的，所以能得到蛋壳的机会并不多。母亲吃过两次，或许碍于面子，就再也不让我去村里找蛋壳了。

开春后天气暖和了，母亲偶尔会抱着小弟到田间地头转转，看看胡豆开花没有，红苕发芽没有，小麦抽穗没有。母亲实在等不及了，也不再心疼邮票，催我给父亲写信，说说家里的境况。去福建后父亲一直没给家里写信，也不曾回过信。到了农历四月，父亲回来了，说是在山上砍柴卖挣了几百块钱，还带回两包旧衣服。其中有一件是姑姑的旧西装，军绿色，两颗扣子的那种，我觉得特洋气。姑姑的意思是给母亲穿的，但母亲实在是太瘦，不合身，便给了我。我记得，那件女式西装我一直穿到高中畢业。

父亲回家后，小弟勉强可以在地上爬了。母亲特别害怕夏天，天一热脓疮病就会犯。那些日子，我发现母亲的小腿上总是涂上紫色的药水。一到夜里她就躺在凉椅上，无力地摇着蒲扇，任由小弟爬来爬去。小弟爬饿了就伏在母亲扁平的胸前，吮吸着她干瘪的乳头。父亲坐在桃树下，静静地望着满天星星，无声无语。在乡下，初夏的夜晚原本是迷人的，但这么些年来，那样的夜晚却成了我乡愁的根源。

是的，母亲离开我们整整二十五年了，父亲也离开我们快十七年了，一年一度的母亲节说来就来了，偏偏又在初夏。我和弟弟们已离开故乡多年，那桃树和老屋，都不在了。若干年后，我们相继把家安在了城里，却不曾在某一个初夏的夜晚，回到乡下看看那月光、星星和父母的坟地。年复一年，他们静静地躺在乡下，任岁月远逝，花草枯荣。

是的，母亲真的不在了，关于她的记忆已越来越浅，越来越模糊，如果不写一写说一说，或许某天就记不起来了。我们也有老的一天，也有离开的一天，若干年后，如果还有人能在某一天突然想起我们，不仅仅是节日或生日，这短短的几十年倒也有点儿意思。生活越来越丰富，丰富得连怀念都这么无力，日子越来越快，快得连怀念都这么匆匆。在母亲的记忆里是没有母亲节的，她活着，不曾在这一天接受我们的祝福，但愿她走后能感受到这无力而匆匆的怀念。

每年母亲节，我都想写几句。两个多小时就这么过去了，若非女儿从老家打来电话，我已全然忘记过了午饭时间。女儿是跟着岳母长大的，在这样的日子，尽管是周日，她的母亲却仍在车间里忙活儿。她想跟她母亲说两句，却有些小失望。她已经高过她母亲了，如果奶奶还在，她们应该都挺开心的。

敲完最后一个字，得煮一碗面，多放几个鸡蛋，我相信母亲和父亲都坐在沙发上了，等着我生火、煮面。他们仍是原来的样子，这大热天的，到了深圳也不换身薄点儿的新衣服。我记得每年春节回家都烧过纸钱给他们的呀！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