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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奔赴延安爱国青年的初心

2019-05-07杨凯雯

陕西档案 2019年2期
关键词:知识分子延安抗日

文/杨凯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步步蚕食中国华北大部分地区,这时全国各地进步青年迫切地寻找抗日救亡的道路。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首府——延安,一方面共产党以此为中心,提倡积极全面抗战;另一方面采取有效的政策吸收知识分子。这无疑给具有民族忧患意识的青年指明前进的方向。一时间,许多爱国青年离乡背井,长途跋涉,纷纷奔向延安,并为各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到延安去!这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青年知识分子共鸣之下产生的奇异景观,也是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形势下,青年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争取自由解放的必然选择。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步步蚕食中国华北大部分地区。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幻想依靠国际联盟出面解决中日争端问题,在国内开始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外节节退让,对内则加紧围剿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虽然决定开始抗战,但仓促之下,既缺少必要的宣传动员、组织协调,也没有完善的战略筹划和后勤保障,加之长期的官僚作风、贪污腐化、人浮于事、士气低落,最终导致国家大片土地迅速沦为敌手。这种情况下,大批为天下忧却报国无门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心中产生了极大的彷徨,而恰恰就在这时,处于中国西部蛮荒之地的陕北延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奉行一致对外、坚决抗日的主张,建立“民主中国的模型”,采取积极的政策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提倡革新,反对旧俗,鼓励学术研究,倡导人人平等。国统区与延安两相对比,让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看到,延安才是实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史使命的地方。于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青年才会如茫茫大海迷失航途的小船见到灯塔一样,不畏艰辛,不辞劳苦,纷纷涌向延安。

但是,要想顺利到达交通极度不便的延安,这些青年知识分子首先需要经受各种考验。除道路崎岖、餐风饮露之外,从国统区到延安,需要躲避国民党特务的阻挠、扣押和拘禁;而从沦陷区到延安,则会遇到日伪军队的逮捕与羁押,甚至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使命”,这种使命感,驱动着全国一批一批的爱国青年,义无反顾地奔向他们理想中的光明之地。毛泽东曾说:“进抗大没有考试,大家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延安,这是最好的考试。”

按照规定,到延安需要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1937年8月25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简称“八办”)成立,它的前身为中国共产党在西安城内设立的红军联络处。全国各地要求去延安的人,大多持有组织关系介绍信先到八办,在这里进行谈话、审查,批准后,为他们办理组织关系转换手续,开具前往延安的介绍信,然后,各地青年就可以或集体步行,或搭乘顺路汽车北上延安。作为吸收全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枢纽,“八办”接待和输送了数以万计的爱国青年奔赴延安。这些青年们,来自全国各地,还有从南洋、日本、欧美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华侨。为了让这些既有抗战热情,同时又受到民国长期旧式教育熏陶的知识分子能够更好地接受革命教育,中国共产党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专门制定了“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的方针,并作出了“创立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抗日干部”的决议。因此,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了安吴堡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20多所学校。

一、安吴堡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

1937年10月创办于泾阳斗口镇,后移云阳。1938年1月迁至泾阳北35里之安吴堡,通称安吴青训班。安吴青训班,在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1937年10月11日第一期开学。学员毕业后,只少数人去军队和民众团体中工作,80%以上是到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继续学习。这时青训班实际上起了抗大和陕公的“预备学校”的作用。

1938年11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把青训班改为训练青年工作干部的专门学校。1939年7月,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华北敌后的坚持抗战有了头等重要意义,训练战地青年干部也成了中国青年运动的首要任务。经西北青救常委会决定,把青训班主力迁移到华北敌人后方去。

据档案记载:青训班从1937年10月到1939年7月的20个月的时间里,共办了12期,培养了1万多名青年干部。

二、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1936年6月1日,在中国的西北角瓦窑堡产生了为民族革命战争而培养干部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它的教育原则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在教育实施的过程中,要求每一个学员成为坚强的抗日干部,要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是抗大的校训,也是抗大的校风。档案这样描述:抗大这所学校,没有堂皇的校舍,没有足够的经费,大家都在困难中挣扎着,但全体教职学员,脸上总是浮着胜利的微笑,这胜利的微笑将被带到全国各个战线上去……大多数的学员过去是过着舒适的学校或家庭生活,为了民族解放,他们从四川、云南、贵州、广东、湖南和全国各地甚至海外跋山涉水来到延安,刻苦地勇敢地努力学习,这象征着中华民族伟大和光明的前途!

抗大从1936年创立到1945年结束的9年办学期间,前后培训了38期共2.9万余名学生。

三、陕北公学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一所“抗大”已经不能满足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派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成仿吾等创建陕北公学(简称“陕公”),成仿吾担任校长。陕公于1937年9月开始招生,11月1日在延安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作了《目前的时局和方针》的演讲,强调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

“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是陕公的校风,学生们在这里充分发扬了吃苦耐劳的精神。据档案记载:陕北公学最弱的一环,是物质条件的困难,然而这正锻炼了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没有自修室,没有食堂,露天上课,在冷炕上睡觉等等,然而,在山脚下,在广场上,依然是歌声抑扬,并不减杀青年人的活气,也没有任何怨言。种菜、筑路、造墙、烧饭,有时都是学生自己动手,过去的公子小姐,居然也安之若素。

从1937年9月开始招生至1941年9月停止办学,陕北公学先后培养了1.3万余名革命干部。

四、鲁迅艺术学院

八路军很早就认识到,艺术是部队中政治教育的有力武器。1938年“一·二八”淞沪会战纪念日时,“抗大”曾演出四幕话剧“血祭上海”,得到相当的成功。为了集中艺术工作者,让艺术教育担负起广泛深刻的宣传动员任务,经毛泽东、洛甫、成仿吾与一些艺术工作者会商,决定成立鲁迅艺术学院,以纪念伟大的文豪与艺术导师鲁迅先生,踏着鲁迅先生的足迹前进。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正式宣告成立。

鲁艺像一块磁铁,吸引着一批批文艺青年。每当晨光熹微或夕阳西下的时候,鲁艺总是洋溢着雄壮的或清脆的歌声;也常常可以看见二三青年男女,坐着矮脚凳,抱着画板,让手中的画笔谨慎地在画板上旅行。

从1938年到1945年在鲁艺创办的八年间,培养了各种人才1400多人,他们不仅树立了良好的马列主义修养、正确的文艺观,还培养了艺术专长,创作了一大批历久不衰、誉满天下的作品:歌曲《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南泥湾》《绣金匾》;歌剧《白毛女》《兰花花》;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都是那个时期的产物。

延安的学校为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敞开了大门,也为他们不畏艰辛、坚决抗战、崇尚民主、奔赴光明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为70%,初中约为30%,有少部分是大学生,甚至还有留学归来的硕士生、博士生。在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中,有像作家丁玲、周扬,诗人柯仲平,哲学家艾思奇等知名知识分子,他们放弃安逸的生活,投奔延安,通过艺术创作,对外宣传边区模范形象,吸引着众多青年接踵而至;而具有高学历的华侨青年、留学生则凭借自己在专业领域的造诣,引领了当时根据地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还有的经过根据地各类高等院校的培养,具备了一定的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业务能力,他们毕业后有的参加军事、政治、民运等工作,有的投身战场。这些青年,一刻也不能忘记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带着坚定、刻苦、活泼、勇敢的精神风貌,在各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教育、新闻出版等各条战线上的领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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