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有追求“精确”的传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说法就是例证。欧阳修《归田录》载，汴京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预浩所造也”。都料匠，工匠的总管或曰总工匠。预浩把塔建好后，却是“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成了斜塔。大家都奇怪这是怎么回事，预浩解开了谜团：“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意大利的比萨斜塔闻名于世，但其倾斜却并不是设计者的初衷;而开宝寺塔则是在充分考慮到气候因素前提下的刻意之举。这样来看，不光前人要感叹预浩“用心之精盖如此”，就连今人也定会对其竖大拇指。

谢肇淛（zhè）的《五杂俎》记载，明朝中期有一位木工蒯义，参与了紫禁城建设，最终当上了工部左侍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记载，成化年间的木工蒯刚，仰仗木工技术，官至工部右侍郎;嘉靖年间的木工郭文英因建造宫殿有功，当上了工部侍郎。而同期的徐杲“以木匠起家，官至大司空”。

中国古代工匠匠心独运，他们把对自然的敬畏、对作品的虔敬、对使用者的将心比心，连同自己的揣摩感悟，全部倾注于一双巧手，创造出令西方赞叹的古代科技文明。曾侯乙编钟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为“稀世珍宝”;北宋徽宗时烧制的汝瓷，其釉如“雨过天晴云破处”“千峰碧波翠色来”“似玉非玉而胜玉”，人们不禁感叹，“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

（选自《西安晚报》2016年4月17日，有删节）

品析

《尚书·大禹谟》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只有沉得下心、坐得住“冷板凳”，才能真正做出匠心独运、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