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斌

摘    要： 在洋务运动中为了培养洋务人才，清政府建设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批洋务学堂。面对几乎从零起步的近代中国船政事业，聘请洋员成为船政学堂创建发展的必由之路。与传教士等群体的西学启蒙与文化传播工作不同，洋员的教育工作具有更加具体的专业性和更加明确的针对性，他们完成了洋务学堂的科学理论教育，对中国早期科学教育发挥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洋员    福州船政学堂    科学理论教育

轮船工业是中国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政治、国防、经济、外交等多项国家利益。中国近代轮船工业始于十九世纪中期，至今已经发展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作为洋务运动较早兴办的洋务实业之一，中国早期轮船工业的发展进程与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与转移密不可分。随着晚清船政事业的发展，造船等技术传入中国，实现了船政人员的教育，推动了西学的普及，带来了轮船工业的发展。晚清西方轮船科学技术的转移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

一、福州船政学堂洋员概况

聘用洋员是晚清船政事业创办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1866年，福州船政局筹议建设，面对轮船制造技术不足、人才紧缺的局面，左宗棠采取先聘请洋监督，再由洋监督从海外选聘洋员的人才引进策略。按照左宗棠和沈葆桢等洋务官员的要求，洋监督日意格等人从海外聘请了52名洋员，此后又分三次聘请洋员，前后总共聘請洋教习和洋匠107人[1]（72）。洋员来华以后，洋务官员对他们展现出很高的期望，“力催洋员、洋匠认真教导中国匠徒，刻意讲求”[2]（139），“激励洋师尽心训迪，期副圣主作养人才之至意”[3]（178）。福州船政局聘请的洋员多数水平较高，能够胜任学堂教育和工厂生产的工作，其中制造教习迈达任教时间长达40年，得到了中方官员和学生的一致肯定，与驾驶教习邓罗、练船教习德勒塞一起获得了清廷赏赐的二等宝星[1]（48）。与此同时，有少数洋员因为“教授年余，未甚得力……遣令回国”[4]（369）。无论是船政学堂聘请的洋教习，还是船政工厂雇用的洋匠，都实现了轮船工业相关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传播与转移，对近代中国船政事业发挥了开创性的影响。

科技教育是晚清轮船工业系统聘用洋员的主要目的之一。作为近代中国洋务教育的组成部分，船政教育为晚清轮船工业培养了设计、造船、驾驶、军事、维修等多类技术人才，实现了西方近代轮船科学技术的转移，开启了国人学习西学、运用西学的道路。正如船政大臣沈葆桢指出的，“船厂根本在于学堂”[5]。福州船政学堂作为晚清船政教育的集中代表，前后共设立了八所学堂，分别是：造船学堂、绘画学堂、艺徒学堂、匠首学堂、驾驶学堂、练船学堂、管轮学堂、电报学堂。从学堂名称即可看出，科学技术教育是晚清船政教育的核心内容。由于洋员掌握着较为先进的轮船科技知识，因此福州船政学堂早期的教育工作主要由洋员承担。与福州船政学堂相似，洋员在其他水师学堂、驾驶学堂、机器学堂的科技教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二、洋员的科学理论教育

福州船政学堂成立以来，无论是造船、造机、测绘等轮船制造专业，还是航海驾驶、航海管轮等航海运输专业，抑或是船身、船机、木匠、铁匠等技术监督和技术工人的培养，都会涉及外语、算术、几何、代数、物理、地理、天文等科学理论知识，“轮船机器最关紧要，根底全在学堂讲究”[6]（333）。以科学理论教育为起点，相关应用技术教育才可以渐次展开，正如左宗棠所言，“艺局之设，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7]。从船政学堂的修习课程和教学内容来看，科学理论教育的侧重性和针对性都非常明显，几何、地理、天文等与轮船工业密切相关的科学知识得到了教育管理者的重视。由于学生专业不同，科学理论教育内容和比重不尽相同。除了共同的基础理论教育以外，轮船制造专业对数学、几何、物理等基础知识要求较高，航海驾驶专业对天文、地理等基本理论要求较高，“如行至大洋、山地，或数日或数月不见者，船主照星宿盘及船上使用之时辰表并海洋情形，能算出该船行在何处，及行路至何路，所以作船主必须熟习天文，熟习算学，方为妥当”[8]（480）。

洋员是船政学堂和水师学堂科学理论教育的主要实施者，这一情况在早期船政教育中尤为明显。与轮船装配制造等工程技术相比，格致、几何、数学、天文等基础科学理论需要更加全面的知识储备和更加深入的学术积淀。正如船政大臣沈葆桢所言，“法国能自编船图形之人……算学、格致之学等事必须熟悉，于十五岁起，首学算学，到二十岁，方学造船”[8]（479）。中国轮船工业开创伊始，国内熟悉西学的人才寥寥无几，引进西方洋教习进行科学基础理论教育成为船政教育的唯一选择。“择善而从，务在讲习讨论。延订英国上等格致教习两员，来闽教导学徒……章则由旧，学则知新，庶几日起有功，不负船政储材初意”[9]。船政洋员具有开创性的科学理论教育不仅为工程技术应用提供了理论前提，奠定了早期中国轮船工业的学理基础，还使得一批晚清学人得以深入了解西学，扩大了西学的传播与影响。

船政洋员的西学教育具有职业教育的特征，这一点与同时期教会学校的西学教育有所不同。教会学校的西学教育更倾向于启蒙教育，以开启民智、传播宗教、普及西学为主要宗旨，因此教育内容更倾向于西学基础理论教育。与之相比，晚清船政教育具有典型的洋务教育特征，以传播技术、指导实践、服务生产为基本目标，教学内容主要围绕工程技术和生产实践展开，同时辅以一线实践训练。基于这一目标，洋员的西学基础科学教育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指向性，教育形式不再拘泥于基础理论教育，而是以理论教育为基础，重点开展工程技术教育，为实际工业生产提供服务，这一教育取向契合了洋务教育的基本宗旨。

近代中国轮船制造技术的传播与实践始于船政洋员的学堂教育。作为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近代轮船制造技术运用了经典力学、解析几何等数理科学，还使用了蒸汽机技术、冶金技术、火炮技术等新兴技术。面对几乎没有任何西学基础的中国学生，洋员基于自身的知识背景，实现了对学生的科学启蒙与技术转移。为了培养可堪实用的船政人才，洋员必须从零做起，通过讲授外语、数理科学、造船技术，使学生掌握轮船制造的基本知识，以此为基础，洋员带领学生进入工厂，亲身参与轮船制造的技术实践，使学生获得轮船生产的实践经验。基于洋员的理论教学，船政学堂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绘图设计、轮船制造、航运驾驶、航务管理的船政人才，为中国轮船工业的发展进行了人才储备和人力支撑。

晚清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开始学习西方教育制度，进而逐步使用西方教育考试制度取代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晚清船政教育是中国西式教育的发端，早期课程主要由洋员负责讲授，正如梁启超指出的，“今天下之变日亟，教学之法日新，于是立为同文馆、水师学堂等，皆略效西制，思讲实学，然一切教习，多用西人”[10]。按照西式教育的基本模式，洋员不仅要进行科学理论教育，借以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还要开展应用技术教育，教导学生轮船制造和航行驾驶等技术知识。除此以外，为了检验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操作能力，洋员主持了学员的考试考核工作，相关考核工作按照西式考核规程进行，既有理论考试，又有实践考察。可以看出，洋员进行的学堂教学和考试考核工作已经客观上将整套西方教育系统引入中国，从而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制度与人才选拔模式的发展变迁。

三、结语

船政洋员的学堂教育推动了西学的传播，是晚清西学东渐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学术视野中，传教士、旅洋学者、留洋学生等人是晚清西学东渐的主要成员，他们翻译图书、创办报刊、建立学校，通过将西方学术引入中国，实现国人的西学启蒙。通过前文分析可以发现，船政洋员的教育内容以西学教育为主，包括了外语、科学理论、应用技术等多个方面。与传教士等人的普及教育和启蒙教育不同，船政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实际的船政人才，因而教育内容更加专业深入。晚清各项洋务实业中，船政事业开创的时间较早，面对当时民风未开、西学传播比较薄弱的局面，船政洋员的学堂教育不仅推动了西方学术的转移，还带来了西方科学思想与科学文化。船政洋员的西学传播工作使他们和传教士等人共同成为晚清西学东渐不可或缺的力量。

船政洋员完成了中国早期西学人才的培养，他们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轮船工业领域，还体现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等多个方面。船政洋员的教育工作为近代中国培养了轮船制造、航务运输、海事管理、海防军事等专业人才，不独如此，他们的西学教育还拓宽了学生的文化视野，提升了学生吸收西方学术、文化、制度的热情，培养了学生主动接受西方文明的近代化意识。随着罗丰禄、严复、萨镇冰等一批船政學生走出学堂，他们投身于政治、军事、实业、文化传播等领域，促进晚清社会向近代文明的发展与变迁。从文化传播角度看，船政洋员的西学传播工作辐射到了晚清社会的多个方面，对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沈岩.船政学堂[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5册[A].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3]张作兴.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M].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

[4]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5]刘传标.近代中国船政大事编年与资料选编·第1册[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69.

[6]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A].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7]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三[M].长沙：岳麓书社，2014：299.

[8]沈葆桢.沈葆桢文集[M].福州：福建音像出版社，2008.

[9]任继愈.中华大典·教育典·教育制度分典·第4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157.

[10]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