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乔

文史资料原是“内部书”，高干读物，是限制流行的，我刚成年时曾向一高干子弟借阅过几册，读之，一种浓重的沧桑感笼罩在心头，兼而还有一种神秘感和荣耀感，然终因文化太低，读后懵懵懂懂，除记住了一个德国军事顾问出了一个用碉堡围困苏区的坏主意外，几乎没留下什么记忆。“文革”后，文史资料成了普通读物，我也因读了大学历史系而有了深入阅读的能力，遂开始大量阅读文史资料。由此，不仅获得了很多历史知识，也懂得了文史资料的重要价值。今将若干读书心得，以分段札记的形式，录之如下。

一、文献史料学应大书“文史资料”一笔

文史资料，实即“晚清民国史料”；近些年，又加入了“共和国史料”。文史资料已出版多年，文字多达数十亿，乃是一部旷世的巨型文献史料。但我感到史学界对其价值的认识却很不够，利用就更不够。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史资料尚处于一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翦伯赞先生写的《史料与史学·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是一篇比较全面论述中国史料学的论文，所谈到的史料包括经史子集、甲骨文、汉简、碑铭、墓志、档案、宗教经典、戏曲、说部等许多项，甚至谈到了信函、账簿、报刊和传单，但却没有文史资料。已出版的一些中国近现代史料学著作，虽或谈及文史资料，但多是一笔带过，对其价值的估计很不够。黄裳先生曾把文史资料称为“掌故汇编”，虽也不错，但给人估价不足之感。因为文史资料绝非一般随意信笔的掌故，而是郑重写出的史料。总之，文史资料的文献史料学价值确实曾被忽视了。

文史资料之价值被忽视的原因，也许与晚清民国的档案比较多有关。但实际上档案的史料价值是不能替代文史资料的价值的。档案是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文本，固然可贵，但毕竟不是“三亲”者专门记史，常有隔膜、零散之弊。文史资料则是“三亲”者即历史的当事人所书写的专门记史的文献，是历史的人证。这些“历史证言”，在切近历史原貌，还原和证实历史上，很多时候不仅可以和档案相媲美，甚至胜过了档案。我认为，文史资料应该在中国文献史料系列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如果具体到“晚清民国史料学”或“中国近现代史料学”，就更应该包括文史资料。忽视甚至弃用这一大宗史料，那将是一大损失。

文史资料不是单一地记录某个方面、某种类别的历史，而是全方位地记录和留存史料，凡是值得记述的历史，凡是有价值的史料，都属于它的记录和存留范围。若想了解和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无论是国家的宏观历史，还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微观历史，无论是朝廷政要、社会名流的史迹，还是三教九流、杂色人物的掌故，几乎都能从文史资料里找到有用的材料或线索。可以说，文史资料是一座蕴含着无数矿藏的宝山，是一幅令人目不暇接的历史画卷。试问，以文史资料如此全方位地反映晚清以来的历史这种全面性而言，哪种文献可以相比和代替呢？

二、文史资料的第一等价值是“三亲”

史料的真实性、可靠性是分层次的，史学尤重第一手史料；而文史资料的第一等价值是“三亲”，文史资料也可以称为“晚清民国以来三亲史料”。

历史上的许多文献资料，虽也能证史，但因不是“三亲”史料，其可靠性就多多少少地要打折扣。《史记》是很可靠的史料，但司马迁对宫廷史实的记述并非他亲历所得，故比不上溥仪、溥杰所亲笔撰写的宫廷生活史料更真切、更细致。野史笔记里虽也有些“三亲”史料，但因不是正规写史，比较随意，故有时可靠性也要打折，须参证其他材料以求真，而文史资料的撰写者则都是抱着极郑重的写信史的态度写作的。戏曲、说部等资料，虽也能证史，但终究只是折射史影，更不可与文史资料这种直接史料相比。

高明的史学家，不仅在采择史料时高看“三亲”史料，倘有条件，自己也会“采铜于山”，亲自做探访和调查史迹的工作。《史记》的资料来源，虽多为文献，但也有司马迁的采访资料。如他采访李广，写下了李广“循循如鄙人”，他还亲至孔子故宅，记下亲见的情况。这就有点像写文史资料了。顾炎武为写《昌平山水记》，风霜驴背，亲至昌平考察。所以《昌平山水记》也可说是一部“三亲”之书。《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编纂的，虽也可靠，但非“三亲”史料。

三、“最权威作者”写“最权威史料”

文史资料的很多篇章，都是由最权威的作者写的。所谓最权威，是指他们最知情，由他们来写某一史料最合适，最可靠，以至于具有無可替代性。就像刘澜涛同志举例所言：“《我的前半生》是皇帝写皇帝的生活，别人谁也写不出。”由最权威作者写出的史料，必然是最权威史料。

这类“最权威作者”所写的“最权威史料”，举不胜举。例如，冯国璋之子冯家迈写的《回忆我的父亲冯国璋》，康有为之女康同璧写的《回忆康南海史实》，戴笠亲信沈醉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指挥渣滓洞大屠杀的徐远举写的《重庆渣滓洞大屠杀案真相》，建造钱塘江大桥的茅以升写的《钱塘江建桥回忆》，参加东京大审判的梅汝趝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又如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写的《辽沈战役概述》，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长春守城司令郑洞国写的《从猖狂进攻到放下武器》，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写的《锦州战役回忆》，辽西战役的国军指挥官、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写的《辽西战役回忆》等。这些由“最权威作者”写出的“最权威史料”，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者来说，是必须参阅的史料。不参阅，则可能无研究路径可走，或是舍近求远。

当然，所谓“最权威史料”，只是相对而言，并不是说就不能商榷和补正了。因为，史事往往是复杂的，人的经历和眼界也是有局限性的。文史资料有条原则叫“诸说并存”，就很好；对于“最权威史料”，也应该如此。

四、文史资料的具体性和微观性

治史如断狱，断狱要证据，证据重细节。有细节的史料是证据力最强的史料，这种史料即微观史料。没有微观史料，光有大事记，历史就好像没有血肉的骨架。

文史资料的一个巨大优越性，就是它是一种强调写历史细节的文本，为揭示历史的真相提倡把史实写细，不惜笔墨，故文史资料具有很强的具体性、微观性特征。这是文史资料的一大特点和一大优点。从文史资料那篇篇有血有肉的记录中，人们可以真切地了解到历史真相。

试举韩复榘被杀一例。蒋介石杀韩复榘，是民国史、抗战史上的一件大事，但一般史书都只有简略记载。文史资料的记述则相当详尽。如王一民《关于韩复榘统治山东和被捕的见闻》一文（《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记述：韩复榘被捕前，蒋介石曾质问韩复榘：“我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是你负担！”韩复榘毫不客气地回敬说：“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呢？”韩的话还没说完，蒋正言厉色地截住韩的话，说道：“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正想开口反驳，可是刘峙就拉着韩的手说：“向方，委座正在冒火的时候，你先到我办公室休息一下吧。”刘峙装作很亲热的样子握着韩的手走到院内，刘指着一辆早已准备好的轿车，说：“坐上吧，这是我的车。”韩坐上后，刘峙说：“我还要参加会议去。”说时就把车门关上了。车里的两人分坐在韩的左右，出示了逮捕令说：“你被捕了！”韩起初以为这二人是刘峙的副官，看了逮捕令，才知道他们是军统特务。

关于韩复榘被杀的具体过程，孙桐萱《韩复榘被扣前后》一文（《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四辑）记述：1938年1月24日，韩复榘在被羁押的小楼里被枪杀。这天晚7点，两名特务上楼说，何（应钦）部长请你说话，又问韩家里有事否，说：“你写信，我们可以送到。”韩说：“我没有家。”随即下楼，走到楼梯中间，对特务说：“我的鞋小，有点挤脚，我回去换双鞋。”刚转过身，背后就开枪了。韩回过头，只说了声：“打我的胸。”就倒在血泊中。

对于历史的具体细致的记述，不仅对历史研究有大用，还有助于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创作。上述韩复榘被杀的历史情节，就被有的影视作品所吸纳。这种有确切史料做根据的影视剧使大众了解到了真实的历史。

五、文史资料的补缺作用

文史资料的补缺作用强。有些史书特别是记录晚清民国史之书，如果某方面的史料阙如或比较薄弱，文史资料常能补之。文史资料可以补八旗史料之缺。在清朝历史上，八旗的作用极大，但史籍中关于八旗的专书却并不多，只有《八旗通志》《大清会典》等几部，而這些书所记录的多是八旗制度方面的内容，对八旗兵丁的历史和生活则记录极少。清代档案中有不少八旗史料，但须耐心爬梳整理后才能利用。老舍的《正红旗下》虽是八旗历史的写照，但毕竟不是真正的历史记录。

文史资料里有多篇关于八旗历史和旗人生活的史料，对于研究八旗问题有重要作用，如张廷栋《杭州旗营与八旗子弟》，于城、崔智泉《广州八旗军队的变迁》，金祥斋、邵义斋《清末旗丁的生活》等。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八旗生计问题考略》，就曾利用过文史资料里的八旗史料。比起《八旗通志》等古籍来，文史资料里的八旗史料对历史的反映更加清晰，文字也易读，故成为我了解八旗历史的一条捷径。八旗文献档案原件不好读，但先读了文史资料里的八旗史料，就容易读了。

六、文史资料与史实考证

文史资料对于考证史实很有用处。它可以作为考史的证据，帮助解决一些考证难题，即使难题不能完全解决，也是一种有益的参考。许多历史情况，“大路货史料”里难觅，或是不确切，但在文史资料中可以觅得相关的史料，得知确切的史实。

如关于红军长征“密电”问题，及相关的张国焘是否曾要加害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问题争论很多，或云确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等密电，或云其实并无密电，或云张国焘确有加害毛张等之心，或云张国焘只有野心而并无杀心。文史资料里有一条沈醉提供的材料可以作为研究这些问题的重要参考。

沈醉在《张国焘在军统》一文（见于沈美娟主编《沈醉回忆作品全集》，九洲图书出版社）里记述，一次张国焘和他去戴笠家赴宴，回程同车时，张向他表示了对戴笠总是向人介绍他是“共产党第三号人物”的不满，张国焘说：“在长征途上，要是我心狠手辣一点，我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就不是第三第二了。”这是一条很重要、很难得的史料，它确凿地说明了一个问题：张国焘在长征路上确有加害毛张等中央领导人之心。这条材料虽不能说明有无密电，但可以作为“如确有密电，则其内容为欲加害毛张等人”之论点的一个旁证。

七、人物史料渊薮与人物心态史料

文史资料的内容，大量的是写人物的，它是晚清以来人物史料的一大渊薮，是反映这个时期人物面貌的可靠而真切的史料。

好的人物史料，一是要真实可靠，二是要真切鲜活。试举谭延的一点心态史料。谭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被人称为“伴食画诺”的“活冯道”。他主持行政院会议时，经常闭目养神，对讨论的问题从来不置可否。对这个身任要职的“大人物”的庸人行为，一般人很难理解，不知他究竟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陶菊隐《记谭延》一文（《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给出了答案。原来，谭延处世，有“三不主义”守则和“二字秘诀”。即“一不负责，二不建言，三不得罪人”；一个“中”字，一个“混”字。1929年春，唐生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时，谭延向唐流露了两句真心话：“古人所称‘允执厥中，‘中字是人生的第一妙诀。此外，还有一个‘混字，是人生的第二妙诀。”谭延所奉行的这个“中”字妙诀，其实与古代哲学中的“允执厥中”并不搭杠，不过是一种模棱两可、首鼠两端的庸人哲学。“混”字，则是他不负责、不建言的心理基础。了解了谭延这“三、二心态”，也就懂得了他为什么被人称为“伴食画诺”的“活冯道”。陶菊隐提供的这条心态史料，对研究谭延其人其事真是大有用处。

投敌当汉奸的人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态？黄广源《孙良诚投敌及其下场》一文（《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四辑）提供了重要的心态史料。孙良诚就任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后，手下人赵云祥对他说：“想吃肉就不要怕有腥气，我们拥护你当了总司令，可以保存实力，笑骂暂且由人笑骂，只要将来走向光明，依然名利双收，这叫曲线救国嘛！”这些话反映的不只是孙良诚、赵云祥这两个汉奸的心态，也是当时汉奸的普遍心态。

此文还记录了伪军部队下级官兵中流行的一首顺口溜：“抗战五年多，和平二年半；什么都不落，落个当汉奸。自觉低一头，更怕熟人见；浑身是臭气，终生洗不完。”这是一种堕落之后痛心而又无奈的心态。这种心态说明这些伪军多少还算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而这点良心也就成了一些伪军接受策反而反正的重要原因。

八、给人以历史现场感的史料

好的史书，能给人一种历史现场感，让人感到历史人物和事件就像在眼前。周大文《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亲历记》一文（《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所记的两个场景便是如此。

一是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前与日本人闹翻的场景。文中写道，日本代表芳泽用恫吓的口吻对张作霖说：“张宗昌是你的部下，他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你要负责。”张作霖听罢勃然大怒，从座位上站起，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向地下一摔，磕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说完之后，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日本人杀死张作霖，盖源于张不听话。在这段场景记录中，张作霖不听日本人摆布的神态跃然纸上，他的骂声仿佛我们今天还能听到。这是一条张作霖不听日本人话的绝好史料。

再一个是张作霖被炸后的场景。张作霖皇姑屯被炸后，浑身是血，生命垂危，对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了，两条腿都没了（实际腿没断），恐怕不行啦！告诉小六子（张学良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说完不久，瞑目长逝。这段场景记录非常重要。从张作霖的话里，能看出他的爱国思想，看出他对张学良的要求、期望和安排，也能让人深切感觉到当时国势的危殆。这段话实际成了张作霖的政治遗嘱。这段史料对于了解张作霖父子的历史和为人具有重要价值。

九、研究中共党史的辅助史料

了解和研究中共党史，一般多从“党史资料系列”中寻觅史料。但实际上，文史资料中也有不少对研究中共党史有用的史料。只是因为这些史料含藏在文史资料中而较少为人所知。这些史料可以作为研究中共党史的辅助史料。

皖南事变是研究中共党史必须弄清的一件大事。这就必须弄清国民党是怎么策划事变的，其阴谋活动和实施过程是怎样的，弄清了这些，才能真正弄清皖南事变的真相，才能正确地解读相关的中共党史。文史资料里有不少相关史料，其篇目如董南辕《皖南事变前的阴谋活动》、沈少巽《皖南事变中国民党军六十二师动态》、岳星明《有关“皖南事变”反动阴谋的回忆》、张盛吉《皖南事变侧记》等。

研究中共党史，必须知道改组派是什么。中共搞“左”倾“肃反”时，“改组派”是个大帽子，很多共产党精英都因被指控为“改组派”而被杀。但究竟什么是改组派，往往是被杀者不明白，杀人者也并不很清楚。在中共党史资料系列中，关于改组派的史料很少，在文史资料里则有一些。可贵的是，文史资料里的这些改组派史料，都是历史上当过改组派的人写的，这些改组派史料堪称最权威的了。如罗方中的《关于改组派的一鳞半爪》等文，基本说清了改组派的内幕和历史。

研究中共统战史、统战理论和政策，必然要了解统战对象的历史。但统战对象史料很少见于中共党史资料系列，而主要在文史资料中。如王昆仑、王炳南、屈武写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史略》，司徒丙鹤写的《司徒美堂与美洲洪门致公堂》等，这些史料既是研究民盟和致公党的直接史料，也是研究中共统战史的辅助史料。

十、直笔与曲笔

文史资料《发刊词》提出，“写文史资料要秉笔直书”。秉笔直书，就是写史要用直笔，不用曲笔，要不溢美，不掩恶，不夸大，不缩小，实事求是。已出版的绝大部分文史资料都可以说是秉笔直书的史料。试举一例黄埔军校学生菅树元对黄埔军校的记述。

菅树元在《回忆我在黄埔军校的经历》一文（《滦县文史资料》第八辑）中写道，抗战期间在校两年，学校强调“军令如山，党纪似铁”，也进行民族大义和团结抗日的教育，讲“军人魂即成功成仁”，军人要有视死如归、马革裹尸的意志，一定要抗战到底。黄埔学生的胸前都佩戴符号，正面写姓名、队别，背面印有“爱国家、爱人民；不怕死，不爱财”十二个字。平时强调“精神胜于物质”，强调“牢记国耻”，倡导学习苏武、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关天培、邓世昌、葛云飞等民族英雄。菅树元还写道，著名诗人、教授汪静之常被请到学校来讲课，讲《孙子兵法》和《曾胡治兵语录》，讲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

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黄埔军校当时的教育还是能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抗日救亡是当时黄埔军校教育的主要方针。菅树元的记述，可谓秉笔直书。他不怕被人指责为“替国民党说好话”，他没有因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就抹杀上述史实。

文史资料里也能见到少量的曲笔。对阎锡山在抗战中的表现怎么评价？能否因为阎锡山曾有过与日寇妥协勾搭的行为就说阎是汉奸？有的文章是将阎视为汉奸的。赵承绶《我参与阎锡山勾结日寇的活动情况》一文（《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四辑）说，阎锡山在抗战期间是假抗日、真反共，他在日本留学时就“种下了汉奸根”，抗战中与日寇勾结，“汉奸真相毕露”。赵承绶又描述阎锡山的样子说，阎“身穿绸大衫、头戴草帽，还戴着一副黑色眼镜，俨然一个舞台上的汉奸形象”。

这是在用曲笔记述阎锡山。实际上，阎锡山不是汉奸。总体来看，阎锡山同共产党在山西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抗战是有功的，虽然他曾有过对日妥协勾结的行为（阎有所谓“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之说，日寇是鸡蛋之一），但主要是为了自我“存在”，并不是要投降当汉奸。但赵承绶为何要那样写呢？我想，这大概是因为赵承绶曾遵照阎锡山的指令与日寇勾结过，他那样写，一是想表现一下自责，二是有反戈一击的意思。不少撰写文史资料的战犯、日伪人员和国民党军政人员都曾有过这种心理。以这种心理支配写史，便会产生曲笔。

十一、有关文学名著的史料

读文学名著，常需要了解相关的史实、掌故。但这种有关名著的史料往往不好找，需要下功夫才能得到。但关于清代以来一些文学名著的史实、掌故，却可以在文史资料中查到不少。试举一例。

关于《红楼梦》。此书第二十八回有小厮踢石球的描写，踢石球是怎么回事？历史上是什么样子？陈诏《红楼梦小考》中略有介绍，但所引史料并非亲历者所述，故读后有隔膜之感。北京籍满族人赵书在文史资料中记述，他曾找过醇亲王之子金友之（溥仪溥杰之弟）询问过踢石球的事，答曰在北府（醇亲王府）时常见到太监踢这个球，并说“那是赌博，输了要付对方钱的”。这是一条“三亲”史料，对了解清朝人“踢石球运动史”颇有帮助。由此看来，清朝王府里也有踢石球的运动，太监竟还是“运动员”。还能看出，太监原来也喜好赌博，也并不那么老实，并不总是低眉顺眼“！！！”的。

十二、兴亡启示录

读文史资料，可以得到许多兴亡成败的启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周代至宋代的兴亡启示录，文史资料则是清代民国以来的兴亡启示录。国民党的兴衰成败，就可以从文史资料里寻出清晰的轨迹，得出深刻的启示。

国民党的腐败，乃是其败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他们是怎样搞腐败的？其腐化生活又是怎样的？文史资料中有不少这类史料。姑以“国民党的大劫收”为例。抗战后，国民党政府利用接收敌伪物资财产的机会，大搞劫夺和贪污，把接收搞成了“劫收”，疯狂敛财，“五子登科”，结果大失民心，为日后败亡打下了重要基础。深知“劫收”内情的原国民党政府监察委员何汉文，在他写的《大劫收见闻》一文（《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五辑）中，对国民党的大劫收做了相当具体细致的披露。例如，对混乱不堪的接收部署、乌烟瘴气的接收过程、令人瞠目的贪污案件、巧立名目的劫夺手法等史实，都做了详细的披露，结论是：国民党的大劫收，“其贪污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情节之复杂恶劣，为古今中外所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