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虹斌

作家格非曾这样谈西门庆的“经济型”人格：“《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相反，他身上有很多孩子气的任性，洋洋自喜乃至天真。不论是朋友之间的酒食征逐，还是在家中与妻妾相处，乃至在院中与妓女们周旋，西门庆都可以说是一个极其肤浅的人。”

“肤浅”这个评价，着实令人吃惊。

一方面，西门庆相当成功。他出场时已无父母兄弟，也无亲眷故旧，更无任何社会脉络，财富积累几乎全凭自己一双手。西门庆临死前吩咐遗产事项时，其财富已达十万余两—要知道明朝七品官一年的官俸也就四五百两，西门庆之财是一个七品官员年俸的两百余倍。如果再考虑到他挥霍无度、撒泼使钱、不喜积蓄的习惯，他的赚钱能力不可谓不强。

另一方面，西门庆憎恶美德，蔑视法律，深谙官商勾结之道，其“强奸了姮娥，各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的价值理念不可谓不振聋发聩。此人之道行，如何是“肤浅”二字可衡度？

不过，看整本《金瓶梅》中，他与李桂姐、吴银儿、应伯爵、吴典恩之流的精明人打交道，其肤浅和愚痴又被衬托得极其醒目。

比如，西门庆因儿女亲家陈氏而遭遇大祸，命悬一线，被吓得魂飞魄散，每日将大门紧闭;后来，幸好打点得当，逢凶化吉，他才“渐渐出来走动了”，这时，他在大街上碰见了应伯爵和谢希大两人。这两人都是西门庆的“十兄弟”，平时得了他无数好处，但在他罹祸的两个月里，两人一次也没去探望过，尴尬中，应伯爵假装没事人儿似的问：“你忙什么啊，娶了嫂子没啊，也不请兄弟喝酒啊……”而西门庆也老老实实地回答：“陈家出了点事，有点忙……”

西门庆并没有吸取教训，丝毫不以为忤，应伯爵向西门庆借20两银子，西门庆就给50两;常峙节想买套价值35两的房子，西门庆就给50两，让他多开间小店铺。当然，这种恩情是肯定不会有好报的，西门庆一死，应伯爵便教人赖了西门家四五百两银子，自己投奔张二官去了。

西门庆受骗何止一遭。李三、黄四由应伯爵当中间人向西门庆借款，西门庆借了1500两给他们;他们赚钱后还了约1000两，又诱骗西门庆再追加500两投资。另一方面，应伯爵又教他们“香里头多放些木头，蜡里头多掺些柏油”“借着他（西门庆）的名声，才好行事”。

西门庆几乎可以说是处处受蒙骗，时时被愚弄，而且不长记性。被骗之后，对方稍加安抚，他便立即芥蒂全消，主动投入下一场骗局。

西门庆的伙计和家丁们，几乎全是白眼狼。韩道国听说西门庆已死，便发卖了西门庆的部分货物，拐1000两银子回家。来保也偷了西门庆800两货物，装上大车运回家。来旺要拐走西门庆的小妾孙雪蛾，玳安成了西门府大当家，平安儿偷东西、再诬告主母偷情……西门庆身边若有一两个这样忘恩负义的人不足为奇，一窝都寡情薄义，西门庆的言传身教功不可没。

作为一个近乎白手起家的商人，西门庆靠着自己的经商本领让钱生钱，又四处行贿和结交，就能当上提刑千户，可以想象出他对官场的揣测把握、对潜规则的谙熟、对人心幽微之处的洞察，不可谓不透彻。书中写他对蔡状元的讨好，对夏、刘两个太监的奉承，对生意和数字开了天眼般的敏锐，无一不证明，西门庆从商、从政的天分之高。人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在生活中却总是显得很蠢。

这种性格的形成，显然与时代有关。只有在明代那种社会环境中，因为城市生活结构发生的剧变，他这样的商人才有可能应运而生。城市商业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导致了拜金主义与纵欲主义流行，正是所谓的“一了此心，则市金可攫，处子可搂”，一切都肆无忌惮、直露、赤裸。不过，越是这样的社会，礼法就越在某些地方固执地停留。

比如，从西门庆拜望蔡太师、宴请六黄太尉中可看出，上下级官员间的应酬，等级森严，极端烦琐;妻、妾、婢之间也宗法俨然、礼数周全，凛然不可侵犯，月娘甚至有权力把当初的姐妹都卖掉。

而且，明代也是最强调女性贞节的朝代：《宋史》里记载的节烈女不过55人，《元史》几十年就达到187人，《明史》所发现的竟不下万人。不过，越强调道德的时代，越是道德全面崩坏的时代，所以此时涌现了大量《三言两拍》这样的世情小说。《金瓶梅》本身更是最轻蔑的道德炸弹，炸得贞节观和道德观魂飞魄散，无所遁形。

明代也是个“法治社会”。明初还建立了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个相互制衡的法律机构，制定了《大诰》，大力推进普法运动，甚至通晓《大诰》或《大明律》的罪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减刑;《大明律》中还有专门的法律来防止刑讯逼供。可《金瓶梅》里，由西门庆为首，动辄就用榔头把犯人打得“胫骨皆碎，杀猪似也喊叫”;哪里发现了凶杀案，官府就把旁边的僧人或百姓全抓起来，先打20大板，拷得口供。苗青杀主一案本是凌迟大罪，西门庆却收了1000两银子摆平了;蒋竹山被殴打陷害，地方保甲抓了一干人等，夏提刑首先就把蒋竹山打30大板，因为他“一看就像个赖债的”。然而对西门庆而言，多少官司、多少参劾都在财物的运营转送间，灰飞烟灭。

這么一想就不难理解了。《金瓶梅》就是一个鼓吹禁欲的纵欲时代，一个无法无天的法治时代，新的社会共识，比如商业社会、契约社会还未形成，旧的价值观已溃烂。最聪明的、拥有最多财富和社会资源的一群人，对时代做出的应激反应，必然也是自相矛盾的。

一方面，他们在这种失序的社会里闷声发大财，礼崩乐坏、律法松弛成为他们积累财富的绝佳机会，不少商人还通过行贿成为主持“公道”的官员。而初具商业社会雏形的时代，又创造了大量财富可供剥夺。这就是一个黄金时代，专门留给“精明人”。

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鼓吹出一个“守礼”“守法”的基本面，因为必须保持等级，提倡道德，才能凸显有钱有权有势者的优势，已褫夺的财富才可能安然地装在他们的口袋里。当然，他们知道这种“礼”和“法”自己是不必守的。只是，世界上的聪明人不只是西门庆们，许多小人物也懂得像蟑螂一样顽强地在各种缝隙中存活，在乱世里尽可能地捞一票。

西门庆当真不知道打秋风的应伯爵、常峙节、妓院里的李桂姐等是什么人吗？不，他知道，只是他更知道自己没资格要求别人讲义气、讲道德。他了解自己有多无耻，所以把对别人的要求和标准也放得很低，不计较应伯爵的背叛和李桂姐的三心二意。即便他们骗了他，他也觉得是小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门庆性格中有“真”的一面。正如某些商界大佬明知自己被某专家骗了，仍然夸专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样，西门庆的心理也不难猜想：我够牛，他们即便骗我，也不过是我身上的九牛一毛，老子骗得起，老子乐意！

所以在我们普通人眼里，被骗与其说是伤自尊，不如说是伤金钱，在这些权势者眼中却根本不值一提：他们并不在乎有没有被骗，钱对他们来说只是个数字，他们要的就是像西门庆那样被应伯爵和诸多媳妇、婆子们众星拱月般的吹捧。

是的，在《金瓶梅》那个名不副实、精神分裂的互害社会里，思考和良知都是累赘;只有没心没肺地随波逐流、全面俗化，才有可能从那种游戏规则里分得最后一杯羹。

编 辑/夏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