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谢刚主说过：知道明天要死，今天的书还是要买的。他把拥有生命与拥有书籍画上了等号。

由此想到了那些爱书的人们。

隋朝甫一建立，文帝杨坚便重金征集各类书籍，开出了“每书一卷，尝绢一匹”的高价，此举使得平日难得一见之书，纷纷露面。其子炀帝杨广同样惜书爱书，“喜聚逸书”，最终收集书籍多达37万卷。《旧唐书》说，“隋代简编，最为博洽。”

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十三岁随家人自苏格兰移民美国。由于家庭贫寒，小小年纪的他在纺织厂当小工，一个礼拜才能挣一点二美元。但他如饥似渴地迷上了读书。邻居安德森上校藏书四百余部，每逢周六晚上免费向失学的青年工人开放。每周六卡内基必到，借书读书从未间断，他最终走向成功以及成功之后大作频出，与其爱书、苦读密不可分。

散文大家，著名文学研究家，藏书大家唐弢收集图书始于1942年。他说，那时住在上海徐家汇，日本军侵占上海，一天几次警报，家家烧书撕书，成批地当做废纸卖书。目睹文化浩劫，实在心痛得很，于是发了个狠，别人卖书我偏买书。我节衣缩食，想尽办法，把所有可以省下的钱都花在买书上。有几次，我钻在废纸站的堆栈里，一天只啃两个烧饼。我决计把它们接回家来，掘开地板，揭去屋瓦，塞入煤球堆，盡一切可能安顿了它们。这样，我就被迫成了个“藏”书家。

对爱书、读书者而言，书籍是可以裹腹的。苏联时期的文学大家高尔基就说过这样的话：我扑在书藉上，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

对爱书、读书者而言，书籍是能够支撑人的内心的。古罗马著名政治家西塞罗说，没有书的房间就是没有灵魂的躯壳。

对爱书、读书者而言，书籍是充满温情的。朱自清用诗一样的语言阐发他的情感：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1975年4月，蒋介石与世长辞。在他暂厝慈溪的棺木里陪伴他的，是他经常阅读的四本书：《三民主义》《唐诗300首》《圣经》《荒漠.甘泉》。

至死与书相依，著名诗人海子也做到了。1989年3月于山海关卧轨自杀的他，身边带着四本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康拉德小说选》、《新旧约全书》。

书籍是他们生命中须臾不可离开的终生伴侣。

而今，图书海量出版，仅中国每年就达五十余万种。该怎样择书读书呢？让我们领略一下先贤的真知灼见。

苏东坡认为：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黄庭坚的体会是：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杂。读书务博，常不尽意；用心不纯，讫无全功。大率学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滥百书不若精于一也。有余力，然后及诸书，则涉猎诸篇亦得其精。盖以我观书，则处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

北宋思想家、教育家横渠先生说：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但须通贯得大原后，书亦易记。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

清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戴震以为：学贵精不贵博。吾之学，不务博也。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也。

同是清人的汪烜认为，读书不会疑，便是不会读；疑而不能悟，亦是不会读，总是未尝用心去求得之病。

乾隆朝进士，做过湖广总督、两广总督的阮元说，世人每矜一目十行之才，余哂之。夫必十目一行，始是真能读书也。

曾国藩曾这样论及读书：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敢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叔本华则提醒：重要的书应当重读一遍。

众口一词，读书宜在“精”字上下功夫。

而余光中先生对读书更有它独特的心得。他以为读书的最高境界是读出智慧。他说：知识爆炸不一定是智慧增高。今人的知识，一定胜过古人，但智慧则未必。智慧需要再三玩味，反复咀嚼，不断印证。如果一本书愈读越有味，则所获也愈丰，大概就是智慧之书了。

从1995年开始，“4·23”，作为一个新的节日，每年伴着东风而来，那便是“世界读书日”。开卷有益，不论何时。记得朱永新先生有一句话：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实质上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

此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