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竹沁 周建平

一

2009年10月6日凌晨3点，美国硅谷一座公寓里响起电话铃声。黄美芸下意识以为子女出了事。惊魂未定之际，她对着听筒问：“你是谁？”对方说是从瑞典打来的，有个教授要与高锟先生通话。几分钟后，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即将公布。夫妇俩浑然不觉，从没想过奖项会落到工程应用上。

高锟仍是睡眼惺忪：“什么？我！啊，很高兴的荣誉呢！”说完倒头继续睡。

发表那篇著名论文《为光波传递设置的介电纤维表面波导管》——亦即光纤通信诞生之日——10年后，1976年，高锟拿到人生中第一个奖项莫理奖。奖杯是一个史都班水晶碗，被孩子们戏称为“傻瓜碗”。以前它被拿来装火柴盒，现在则盛满了贝壳，放在书柜上。十多年前的一张行星命名纪念证书，还贴在车库墙上，正下方是换鞋凳。香港中文大学同仁曾在高锟的荣休仪式上公开调侃这位老校长：“领奖就和我们领工资一样。”几十年里收获几十项殊荣，最倒霉的还是1979年爱立信奖奖牌，料想是在德国时被打扫房子的女工顺走了……爱立信奖颁奖礼规格与诺贝尔奖相当，主礼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卡尔十六世比高锟小13岁，那时还是30岁出头的青年。

12月10日，高锟走进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第三次见到这位瑞典国王，之前的一次是在新当选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的晚宴上。这一次见面两人都已银发满鬓，但高锟可能认不出国王来了。他确诊患阿兹海默症（认知障碍）已有7年，语言和行动能力也在持续退化。国王破例亲自走到他面前为他颁奖，免去台上台下三次鞠躬的繁琐仪式。高锟接过奖章，只说了一句谢谢。

当人们围住他索要签名的时候，他愣住了，口中喃喃道：“是C-H-A-L-S，还是C-H-L-S-E？”直到女儿挤进人群悄悄塞给他一张写着“Charles K. Kao”的字条，他才慢慢下笔。此前记者曾问他是否会亲自领奖，他说：“我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练习，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获奖演说由太太黄美芸代劳，过去无论是他的论文还是自传，都有她的润饰之功。对先生的科学探索，她毫不陌生，拟出标题《Sand from centuries past： Send future voices fast》，译作《古沙递捷音》——被高锟证明可作为长距离光传输介质的高温石英玻璃，亘古以来是由既廉价又用之不竭的沙粒做成。

1959年激光发明，其信息容量比此前的微波系统高出10万倍，令人们开始畅想光通信的未来，但实际研究困难重重，不成气候。高锟由香港负笈伦敦，职业生涯自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设于英国的标准通讯实验室起步，他坚信激光通信的巨大潜力，致力于寻找足够透明的传输介质。

黄美芸难以忘怀，那段时间高锟经常很晚回家，年幼的子女要在餐桌前等他吃饭，他哄她：“别生气，我们现在做的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有一天它会震惊全世界的。”

“那你会因此而得诺贝尔奖的，是吗？”黄美芸当时语带讥讽。

专家们起初认为，材料问题无法逾越。33岁的高锟在论文中提出，“只要把铁杂质的浓度降至百万分之一，可以预期制造出在波长0.6微米附近损耗为20dB/km的玻璃材料”，一开始并未引起世界关注。几年间，面对质疑，高锟不仅游说玻璃制造商制造“纯净玻璃”，更远行世界各地推广这一构想。

1970年，利用外部气相沉积法制作纤芯，在0.633微米处损耗为17dB/km的光纤波导研制成功;两年后，一条多模光纤损耗降至4dB/km。与之相对，原本占有先机的竞争对手贝尔实验室迟疑多年，在1969年才加入光纤研究行列，1972年停止在空心光波导管上的研究，其毫米波研究项目亦在1975年终止。

1976年，第一代45Mb/s光纤通信系统建成，如今铺设在地下和海底的玻璃光纤已超过10亿公里，足以绕地球2.5万圈，并仍在以每小时数千公里的速度增长。正是因为光纤，高锟夫妇在美国时间凌晨3点接到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并在短短几分钟后不断接到亚洲朋友们的道贺，以至于不得不摘掉电话以求安睡。

颁奖典礼上播放了一段采访视频。高锟说：“目前，没有其他物质可以代替光纖。我认为，如果有，起码要一千年之后。但是……”他随即补充道：“请不要相信我说的话，因为我自己就从来都不相信什么专家的话。”现场掌声经久不息。在后来的一次电视访问中，黄美芸逗他：“你是不是光纤之父呀？”他只是带着疑惑的笑容“复读”：“光纤之父？光纤之父做什么？”

二

Midst oily slicks and cable drums

在浮油和电缆鼓的包围下

He eyes me as the factory hums.

在厂房的嗡嗡声里，他望向我。

And sends to me by a sleight of hand

传给我一张

Secret notes， I nonchalantly stand

小纸条，我装作无动于衷

...with colleagues in a canteen line.

和同事在食堂站成一线。

We thought our blushes went unseen;

我们以为没人看得见我们脸红

Unknowingly grows love pristine

可不知不觉，原始的爱意在生长

...soon spied by all， shy Valentine！

很快被所有人发现，哦，多么害羞的情人！

1992年，凭借这首英文情诗，黄美芸拿到《南华早报》情人节征诗比赛冠军。晚年她评价高锟是“最好的男朋友”“一个有着最可爱笑容的人”。

两位年轻华人工程师相识于同一家英国公司，从此携手60载，这段佳话写在高锟自传第一章“邂逅”，开头便是他向准岳母提亲被拒，于是两人“私奔”的全过程。

中文译者许廸锵对原文中的一句话印象极深：“Gwen threw her key on the floor with a noticeable bang（美芸把钥匙砰一声抛在地上）”，“那砰的一声就是女性主义最响亮的宣言。”而在黄美芸心目中，“思维超前”的倒是高锟，上个世纪60年代初正忙于那篇重要论文的他，还经常包揽家中给孩子换尿布的活。

谦谦蔼蔼，光华内蕴，上德若谷。“教授就是任谁都可以向他发脾气的那种人”，“他几乎从不发脾气”，许多接触过高锟的人都这么说。能够举手反对的也只有黄美芸。与阿兹海默症相伴的16年里，他的心智逐渐接近一个一岁婴孩，最多能说出“yes”“no”“because”，碰到最常见的肚饿、病痛、犯困开不了口，就急得发起脾气。最难过的莫过于他与黄美芸再也不能无话不谈。年轻时他睡到半夜还要跟她聊研究，她会答他：“我要睡觉了，你写下来吧。”

500万瑞典克朗奖金，在美国交完税只剩六成，如果拿来支付每剂一万美元的新药疗程，很快就能花光。黄美芸决定用部分奖金推动阿兹海默公益事业，次年高锟慈善基金会即告成立。高锟逝世当天，黄美芸在媒体通稿中也特意提到基金会，称之为高锟的“最后遗愿”。

有港中大学生回忆，曾经校长会一边与你聊天一边在白纸上画几何图案。患病后，他却连执笔动作都忘记了，手眼协调十分困难。2013年，黄美芸为他找来艺术治疗老师，经过反复练习，他才艰难地点染出一幅幅图画。三年后，画作展出：许愿树、彩虹、马航飞机……黄美芸深感欣慰：“可能唤醒了creativity（创造力），有些spark of life（生命的火花）。”

创造力的火花早在生命萌芽时期就不时闪现。高锟在上海度过15岁前的时光，祖父是清末民初南社文人高吹万，与柳亚子交情颇深，父亲高君湘是留美返沪的大律师，堂叔父高君平是著名天文学家。白天，他在霞飞路上的顶级贵族学校接受西式教育，晚上回家还有私塾老师教四书五经。高锟最热衷的是化学实验，曾自制灭火筒、焰火、烟花、晒相纸甚至泥球弹丸，经手的氰化物号称“足以毒害全城的人”。危险实验被家长叫停后，他转而迷上无线电，组装一部有五六个真空管的收音机不在话下。

1948年举家迁往香港，四年后他以全港前十的成绩考上预科留英，工作后辗转英美德诸国，取得英美双重国籍，一步步走向世界。在华人备受歧视的年代，他跻身全球电信业精英之列，1983年出任ITT公司首席科学行政总裁。后来他说：“是孔子的哲学令我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童蒙时期不明所以背诵的那句“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启发他独立思考，也让他受惠终生。

1970年，高锟受邀在香港中文大学创办电子学系，四年后返回ITT。1987年，他被遴选为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自认使命就是“为师生缔造更大发展空间”。以工程界人士身份出掌高校，外界质疑其行政能力，他却觉得，教职员只要有独立思想，就有创造性;只要能理解科学家和学者，让他们从事一流研究，就能成事。

面对学生抗议也是如此。1993年底，中大30年校庆开放日当天，高锟正要在开幕礼上致辞，有学生爬上台，扬起上书“两天虚假景象，掩饰中大衰相”的长布横幅遮盖校徽，擾攘十多分钟后才被保安推下台。典礼结束后，一位学生报的记者高声问校长：“校方会不会处分示威的同学？”他边走边平静地说：“处分？我为什么要处分他们？他们有表达意见的自由。”这个记者后来得知正是高锟力顶学校高层压力，涉事学生才安然无事，而校长这么做并不是“容忍”学生，而是出于欣赏。他曾对太太说：“什么都反对才像学生哩！”不然他就听不到新思想了。

他对学生尤为宽厚。有人在他背后扔纸团，等他回头，那人便指着另一人大喊：“校长，你看他居然乱丢垃圾！”而这位“总是笑得有点傻的校长”竟然顿了一顿，慢吞吞地说：“这就不太好了。”这个故事的主角之一是梁文道，后来他无比希望校长忘了这一幕，只记住毕业生们向他鞠躬请安时的敬意。

高锟任期内，针对高校大学学制和退休金制度的改革都是烫手山芋。黄美芸曾想过，高锟是否因这段时期压力太大才导致生病。高锟在自传中却显得很坦然，自称从没有卷入什么密谋协议的漩涡，招惹什么闲言闲语，“我懂得怎样保护自己，那就是不知是谁在一首诗中说的：‘我的忠诚就是我的盔甲。忠于自我，令我在晚上睡得安稳，说话畅所欲言”。

与太太手牵手在校园超市买巧克力，静静坐在一旁参加校园电影观赏和讨论会，在小小的社科研讨会上举手发问……高校长的身影至今活在很多中大人的记忆里。待他离开多年，他们方才怀念起他的自由开放，称他为“真正的教者”。

三

“我当时未免过于理想主义，若被评为太天真并与现实脱节，也不为过。可是，我是生性如此。若说我天真，我会说只是太认真而已。”回顾这段校长生涯，高锟总结道。

从中大荣休后，63岁的高锟不甘寂寞，转身成立高科桥光纤公司，继续工业之路。两年后，《科学时报》记者李浩鸣到香港采访他，接过的名片上只写着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的称谓，全无院士等荣誉称号——他曾先后当选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海外会员、英国工程学会会员、美国国家工程院会员、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问他何故，他笑笑说：“这就是在搞科技产业化。”

患病后他逐渐淡出公众视野。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陈翠玲记得，2005年香港书展高锟自传首发式上，高锟罕见地在台上兴致勃勃地说了一大通话，“他当时真的好开心，却让我更内疚”。尽管此前发了一堆邀请函，但或因与龙应台演讲撞期，台下听众寥寥。自传首印3000本，最初只售出不到一半，直到高锟获诺贝尔奖才加印、再版。

“在垂暮之年，在意识摇摆于夕照与黑夜之间的黄昏，诺贝尔奖是来得太晚了。可是，对淡泊名利荣辱如高锟那样的人来说，迟早又有什么分别呢？世界早已经被彻底改变，现在只不过是它回过头来，承认他的刹那间洞见而已，除此之外，他已经别无所求。这个世界雖然美好，也再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给他的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曾这样写道。

获奖后的纷扰实际都压在了黄美芸身上，返港欢迎式上近百名记者到场，会后被记者包围，反倒是高锟替“发言人太太”解围：“Next time， bye-bye.”黄美芸后来自述：“在香港，公众立即把高锟‘据为己有，街头巷尾喜气洋洋，筵席聚会议论纷纷。”在代撰的获奖致谢词末尾，她不无讽刺地写道：“高锟是光纤之父。也正是光纤，使那些真伪莫辨、良莠不齐的资讯得以充斥于互联网上，不分地域，无远弗届。”

早在玻璃光纤研究预产的上个世纪70年代，高锟就收到过两封信，一封指责他打开魔瓶，释放了瓶中恶魔;另一封来自一个中国农民，向他讨教有什么办法可以告诉远处的妻子给他送饭。它们预示的两种未来人类生活图景，如今皆成历史。

在自传中，高锟也曾表达对未来科技的疑虑：迅速的资讯流动可能令社会更为分化;基因改造的人类和动植物如非人们预期，该由谁收拾残局;新的物料用途广泛，人类才智得以尽情发挥，变不可能为可能，问题是，科技将带领我们前往何方？

“也许有一天地球会被一颗陨石撞毁，也许有一天太阳会冷却，变成一个黑洞。一切复归沉寂，有谁会知道人类曾经存在？但人类的精灵会存在于宇宙间，在下一次道成肉身时重现，我想，到时我们也许会再次相聚，细诉离情呢。”高锟紧接着写道。

1996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宣布，将一颗国际编号“3463”的小行星命名为“高锟星”，杨振宁先生出席命名典礼，作了如下致辞：

“今天以后，我知道每次我和小孙女看夜空的时候，看着仍然闪烁的繁星，既美丽又神秘，我将会告诉她，其中一颗是‘高锟星。我还会对她说，就在那刹那，数不清的光纤，正在传递着数不尽的bits（数位），把人类世界推进高速资讯的新纪元。”

〔本刊责任编辑 钱璐璐〕

〔原载《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