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银

儿时，最爱吃邻街市场里的豆腐脑儿。

做豆腐脑儿的是一对河南夫妻。女人家生得白白胖胖，逢人来买豆脑儿，就鼓着两腮殷勤地笑，大手向木桶中一舀，每次都舀得很深，跟请客似的，生怕给少了，末了再浇上一大勺滚热的卤汁。人们拎着豆脑儿心满意足地离去，身后还有女人家爽朗的吆喝追着“吃好——吃好啊！”若是有老主顾愿意和她攀谈，她就笑得更热乎了，买豆脑儿的人常常觉得兜回去的不只是豆脑儿，还有她一团一团的笑。

男人家常常会挑担子到外头去卖，尤其是燥热难耐的夏日正午。他黑矮精瘦的身影才拐进街角，一条街上的人就蠢蠢欲动了，欢喜得像河流一样四处漫延。这个拿碗，那个端盆，叮叮当当，爆出一场欢乐的交响。人们奔走呼告，像迎来节日一样。

男人顶着火烧的日头越走越近，“豆腐脑儿嘞——卖豆腐脑儿嘞！”九曲十八弯的浑厚吆喝，彻底喊破了炎夏正午的焦热和沉闷。他在街中央稳稳地放下扁担，一只桶还未揭开，人们就像鱼群一样涌出，再自觉游动成一列，候在前头。

此时的我，会揣着姥姥给的一元钢镚，端起一只黑柄圆盖的小红锅，飞快地往街上冲。锅盖儿在上头胆战心惊，我心中的快乐却叮咚作响。

至今还记得排队买豆腐脑儿的情景。老老少少在滚热的日头里缓慢地挪动，一脚挨一脚，大家引颈而望，却都不慌不忙，集体等候着一场朴素的盛宴。

卖豆腐脑儿的男人黑得像个泥人，密密麻麻的汗珠從他黑亮瘦硬的脊背和光亮结实的胸膛上滚下，像一条条细长的雨水。可他还是十分麻利，接过人们的盆盆钵钵，弓着腰，掀开一个盖子，抡圆了臂膀，削下去。抡起来时他的胳膊总是鼓足了劲儿，好像缺了这个动作他的豆脑儿就不好吃了似的。一片片削好的豆脑儿，就这样轻快地飞进人们的碗中，雪白嫩滑，像凝固的乳汁，叫人恨不得直接吃下去。接着便要浇卤汁了，卤汁太关乎一碗豆腐脑儿的成败了。男人拌的卤汁又鲜又稠，冒着热滚滚的香气，一勺搅进去，搅起半晌散不尽的鲜美香浓，馋得人晕头转向，喉咙里的咕嘟声此起彼伏。那一碗酱色的汤汁实在太勾人了，衬着白花花的豆脑儿越发娇嫩了。末了，再洒上辣椒面儿和韭菜花，就是神仙也情难自禁啊。

老人们总是夸他：“这眼前儿，就属你家的豆脑儿好喝。”男人嘿嘿地笑着，顾不上答话，又忙活下一个主顾了。遇到大人孩子买一份的，男人总要多给，就怕短了谁一口。人们一谢谢，他又憨憨地笑了：“不值啥，不值啥！”碰巧谁买了最后一碗，男人就会把桶刮得干干净净，多余的豆脑儿和卤子全添给你，直叫人笑着喊“够了够了”，还不忘嘱咐别烫着手。偶尔有人买不上，男人便搔搔头，很不好意思地道歉，怪自己没有多担些。

很多次，我排在后面，买了豆脑儿却还有些恋恋不舍。见他满足地收起空桶挑起，长长的扁担吱吱呀呀地哼起快活的小调，渐渐消失在一堆日光里。多年后，每每想起那一摇一晃的黝黑的背影，都觉得无比温馨。

忘了是何时，豆脑儿挑担子就不再来了，市场里的铺子也空了。人们笑着说，那两口子挣够了给孩子念书的钱，回老家了。从此，炎热的夏天便滋味寡淡了。

此后的许多年，我抱着这个童年的念想，吃过无数碗豆腐脑儿，可它们却豆脑儿不成豆脑儿，汁儿不成汁儿的。豆脑儿的颜色没有那样白，也没有那样亮，里头更没有阳光和大豆的醇香，有时甚至是苦涩的。到南方以后，才知道“豆腐脑儿”叫作“豆花”。端上来，竟然是甜的。红豆、果仁、芝麻、椰片……五光十色地洒了满眼，叫人狠不下心去吃，到底不是记忆中的味道了。

哎，我终究没法再吃到儿时那一碗有模有样、香嫩鲜稠的豆腐脑儿，也终究没有再遇到那样憨厚实诚的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