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琛琛

摘    要： 明朝初年发生的空印案牵连数百人，死罪者甚众。这薄薄的一纸空印文书，拾起来却是沉重万分。空印文书之重有三，一来这些空印文书反映的是明朝地方赋税情况，关乎国家财政大计，本身意义就极为重要;二來被牵扯入空印案的官吏，上至中央户部官员，下至地方佐贰，层次不一，凡涉案官吏均受到严厉惩处，见其所受刑罚之重;三来空印案对明代文书用印制度的完善、官吏的严酷管理、政治制度的改革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实质是明代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强化，意义不可谓不重。

关键词： 空印案    空印文书    用印制度    官吏管理

空印案起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这一年户部考校钱谷册书，如同往年一般，布政司和府州县吏派遣官吏到户部核对钱粮、军需诸事。钱谷之数，府必合于省，省必合于部，必须到户部审核后才能确定具体的数额，而后方可成册用印。但由于省府距离户部路途遥远，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单为盖印一事往返其间便需要整一年的时间，因而各省府依照惯例，由官吏携带空印文书至户部，遇户部驳回当即修改成册。明太祖朱元璋得知此事后盛怒，认为空印之事欺君罔上，下令严查此案，惩处涉案官吏数百人，手段严酷，朝堂震动。

空印案为明初四大案之中最早发生的一桩，可以说是明太祖朱元璋为整顿吏治挥下的第一把刀，确有研究的必要。目前学界对空印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案件的发生年代、案情规模及惩治的必要性等，笔者试就空印案中的一些细节，诸如空印文书、涉案官员以及空印案的深远影响，论空印文书之重。

一、空印文书意义之重

《明史·卷九十四》中记载：“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常。”[1]（2319）空印案中的空印文书，即为“钱谷册书”（《明会要》中的“钱谷策书”引自《明史·郑士利传》，或因抄写之误而产生错字，本文取用文献记录更早的“钱谷册书”），用以核对“钱粮、军需诸事”。“钱谷”的意思是钱财与粮食，“自杨炎作两税法，简而易行，历代相沿，至明不改”[1]（1893），明代沿用两税法，钱粮并征，因而“钱谷”即指明代所征收的田赋。

“即位之初，定赋役法，一以黄册为准。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税，曰秋粮，凡二等。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两税，洪武时，夏税曰米麦，曰钱钞，曰绢。秋粮曰米，曰钱钞，曰绢。”[1]（1893-1894）赋役黄册的编纂起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成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由此可知，“钱谷册书”即为“黄册”的前身，是登记有民户人丁、产业、徭役及赋税的统计文书。

中央政府依“钱谷册书”管理百姓，征调徭役，征收赋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文书中所反映的田赋一项，乃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关乎国家财政大计。在如此重要的文书之上先印后书，变相地给予了地方官员把握赋税数额的机会，官员从中贪赃枉法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明太祖朱元璋出身民间，本就最为痛恨贪官污吏，也无怪他在此案中大为震怒，从严处理。

“洪武间，凡天下衙门收用钱粮，一年一报。务将当年已支见在。及天下放支该用数目，开报户部稽考。”[3]（41）“钱谷册书”中亦可见地方财政收支状况，皇帝凭借统计文书了解地方财政状况，依据户部所呈汇总文书了解国家财政情况，也能够据此考察当地官员作为，决定官员升降与否。空印文书的存在使得公文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大打折扣，不仅会造成统治者对国家财政状况了解的偏差，也易使得官员任用不当的情况产生。心思不正的官员大可能利用这一漏洞贪污受贿，谋得升迁，血流成河的郭恒案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空印之事如若不查处清楚，空印之风一开，必然导致文书处理工作的失误，以致政令执行不当。

二、涉案官吏刑罚之重

涉案官吏的人数、官职以及明太祖对于涉案官员的惩处，在史书和别集中均有简略记载。《明史·刑法二》中记载：“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1]（2319）《逊志斋集·卷二十二》也有记载：“洪武九年，大臣擅事者以过用印章，系郡国守相以下，数十百入狱，劾以死罪，中外冤之而不敢言。”[3]（41）由此，可以基本确定涉案官吏的人数，应为“数百人”，涉案人数可谓众多。

关于涉案官吏的名单及具体官职，史料记载并不明确。《明会要·舆服下》中有：“空印事起;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狱，凡数百人。帝以为欺罔，守令署印者，欲置之死;佐贰以下，为军远方。”[4]（390）大抵是因为涉案官员分布于各地，人数又甚众，史书仅以“长吏”（“守令”、“郡国守相”）、“佐贰”、“各行省官吏”、“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代指这些因空印案获罪的官吏，主要囊括了地方政府主官及其辅佐官。“洪武初，建都江表，革元中书省，以京畿应天诸府直隶京师。”[1]（881）由此可知，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前，“钱谷册书”的审核需通过府、省、部三级，这也可以从“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得到验证。主管地方印信的主官，及在经历三层审核的空印文书上“署字有名者”的官吏都被卷入了空印案中，那么具体的涉案官吏应为府、省、部主官及其辅佐官。

由史料可见几名因空印案而被判罪的官吏的具体官职及受惩处情况，例如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时为济宁知府，乃一府之主官，正四品，掌管一府政务，担负着均赋役的职责，因空印案被捉拿处死;郑士利的哥哥郑士元，时为湖广按察使佥事，是湖广省按察使的辅佐官，正五品，并非主印者，被杖打一百后劳役于江浦;河南参政安然、山东参政朱芾俱有空印，参政是一省主官的辅佐官，从三品，本应受“榜一百，戍远方”的罪责，却反而升迁至主官布政使，为方徽所奏。这些遭受刑罚的官吏皆“数十年所成就……通达廉明之士”[1]（3997），在各级行政机构中均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便是涉案官员之重其一。

即便是位高权重，“空印者竟多不免”，凡涉案官员都被关进了御史狱中，主官掌印者被处以死刑，与案件相关的辅佐官搒一百免死，流放远方充军。《明史·刑法一》记载：“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皆杖一百，每五百里为一等加减。死刑二，绞、斩。五刑之外……有口外为民，其重者曰充军。充军者，明初唯边方屯种。后定制，分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军有终身，有永远。”[1]（2282）死刑与流刑是五刑中最为严酷的两种刑法，其中流刑中罪行更为严重的即为充军，也就是空印案中佐贰以下官吏所受的罪罚，从中可见空印一案涉案官员所受的刑罚之重。

三、空印文书影响之重

空印案带给明朝的不仅仅是一场残酷的流血屠杀，空印案后，明朝从律法上严格了文书用印制度，其政治改革的进程也在这里埋下了伏笔，空印案背后的实质是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强化，其影响之重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空印案惩处结果公布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会星变求言，书生郑士利上书，详言空印事，认为此案罪罚过重，其理由之一便是从立国至今，还不曾有空印相关的律法，朱元璋阅后大怒，郑士利亦被流放江浦。但这条理由却被朱元璋记下，写进了《大明律》中，“诈为将军、总兵官、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都指挥使司、内外各卫指挥使司、守御紧要隘口千户所文书，套画押字，盗用印信及空纸用印者，皆绞;察院、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衙门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餘衙门者，杖一百，徒三年。未施行者，各减一等。若有规避事重者，从重论。”[5]（189）《大明律》及《明会典》中均记载有空印之律，对于空纸用印者处以死刑及流刑，从法律层面完善了明代的文书用印制度。

为防止地方官吏利用空纸用印谋得不法利益，明太祖朱元璋不仅将相关惩处方式写入律法，以避免空纸用印的再犯，还实行了半印勘合制度，以加强明政府对地方的行文控制。“各布政司用使空印纸於各部，查得或钱粮军需段疋有差错改正，却将印纸填写咨呈补卷，事发，太祖怒曰：如此作弊瞒我，此盖部官容得，所以布政司敢将空印填写。尚书与布政司官尽诛之。议用半印勘合行移关防。”[6]半印勘合制度虽早在洪武元年便被运用于解纳官物和检尸，但空印案的发生，才使得半印勘合制度得以在明代全面推行。《明实录太祖实录》对勘合文书有着详细的记载：“始置诸司勘合，以簿册合空纸之半而编写字号，用内府关防印识之右之半在册，左之半在纸，册付天下布政司、都指挥使司及提刑按察司、直隶府州、卫所收之，半印纸藏于内府。凡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有文移，则于内府领纸，填书所行之事，以下所司，所司以其册合其字号印文，相同则行之，谓之半印勘合，以防欺弊。”[7]考查勘合文书的形制特点及使用方式，不难发现其针对空印案的漏洞一一作了填补，虽使得文书处理工作更为繁杂，但确实严格地控制了地方文书及印玺管理，有效地补充了明代的文书用印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治国好用重典，用严酷的律法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朱元璋因出身微寒，悉知百姓疾苦，痛恨贪官污吏，对于在朝廷任职的官吏的管理，可以用“残酷”二字形容，空印案仅仅是一个前奏，洪武朝的政治血幕由此正式拉开。还未等到空印案彻底落下帷幕，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以“谋逆罪”被告发，朱元璋怒而彻查，胡惟庸被诛杀，牵连被族诛者近三万余人。此案后朱元璋罢免左右丞相，废除中书省，分相权于六部，丞相制度自此被彻底废除。

受空印案影响，朱元璋深感地方官吏的欺瞒，为防止地方权力过大，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六月甲午，朱元璋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主管一省政务，为避免地方权力集中于承宣布政使司，另设提刑按察使司掌管一省刑名按劾之事，设都指挥使司掌管一方军政，分散了一省的司法权和军权，且三司均需听命于部，保證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权。

回顾空印案，不少学者均认为这是一个冤案，而明太祖朱元璋的惩处手段残忍，过于严酷，但这场血案背后的实质是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地方官吏的大清洗，使得在朝官吏均是如履薄冰，唯有顺着皇帝的心意方能保住性命，官场为之一肃，朱元璋整顿吏治的目的显然是达成了。此案过后明朝地方行政体制的改革使得地方权力被三司分散，地方集权于中央，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再被强调。朱元璋用严刑峻法，一扫元代的吏胥之弊，震慑了贪污腐败的官吏，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明初的政治清明，但高度的中央集权给皇帝本人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责任。一旦皇帝本人没有极高的政治素养，不能成为一个足够高明又冷血的政治家，他还能统治好一个偌大的王朝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明王朝在中后期为宦官乱政所累，逐渐走下坡路，与中央集权的高度集中有着极大的关联。

空印案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个流血的案件，空印文书也不仅是一纸空文，考其细节，究其实质，明其影响，皆有着沉甸甸的重量，引人深思。

参考文献：

[1]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明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方孝孺.逊志斋集[M].上海：上海书店，1989.

[4]明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怀效锋点校.大明律点校本[M].沈阳：辽沈书社，1990.8.

[6][明]李默.續修四庫全書.1170.子部.孤树裒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明实录[M].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