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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拜厄特《孩子们的书》中多萝西的童话性塑造

2019-04-21盛盈袖

文教资料 2019年36期
关键词:他者

盛盈袖

摘    要: 《孩子们的书》中的刺猬人形象,源自《格林童话》中《罕斯我的刺猬》一则。人兽变形童话常常影射着儿童的无知与无能,源自德国的童话元素则暗示了多萝西的德国血统。解读童话是她自我探寻的重要方式,故事随现实发展而逐步推进的动态过程影射着她与创作者奥丽芙关系的变化。童话体现了成人站在“他者”立场上对儿童做出的種种界定,潜藏着成人的权力掌控意识。过度沉溺于童话的儿童可能模糊幻想与真实的界限,消极避世。汤姆与多萝西的对照说明儿童的成长之路即是脱离童话世界、正视现实磨难的过程。

关键词: 拜厄特    《孩子们的书》    童话性塑造    他者

《孩子们的书》于2009年出版,讲述了1895年至1919年风云变幻中几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是该年度布克奖决选作品之一。2014年南海出版公司推出本书中译本,此前国内研究将书名译为《儿童书》《儿童之书》《孩童书》等。本文聚焦于书中女性人物多萝西·威尔伍德,分析拜厄特是怎样借助童话塑造这一人物形象,对童话的特性又有怎样的认知。

一、《孩子们的书》对《罕斯我的刺猬》的重构

托德福莱特的威尔伍德一家由汉弗莱、奥丽芙、他们的七个孩子以及奥丽芙的姐妹维奥莉特·格里维斯构成。奥丽芙是一名童书作家,为每个孩子创作了一本故事书。二女儿多萝西生父实为德国木偶艺人安塞尔·斯特恩,她对身份的探寻以及理想的追求贯穿全书。她的故事中有一位能借助斗篷变幻为刺猬的希格勒女士,安塞尔指出这一形象源自《格林童话》中的《罕斯我的刺猬》①一则。该童话的主人公上身是刺猬、下身是人,名叫“罕斯我的刺猬”。他因形态奇特被父母厌恶,长大后独自前往森林放养牲畜。两位国王相继在森林中迷路时,主人公为他们指路但要求他们付出回宫后遇到的第一样东西作为回报。两位国王最先遇到的都是自己的女儿,第一位不守诺言受到了惩罚,第二位信守承诺让两人成亲。新婚之夜,主人公的刺猬皮被烧掉,他恢复了人形,从此与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并继承了王位。

拜厄特对这则童话的借用并非首次,《占有》中克里斯塔贝尔所作童话集《写给天真之人的故事》里便有一则源出于此。但《占有》之故事遵循了童话原貌,《孩子们的书》则改动较大,仅仅保留了人与刺猬间形态变换的情节。若非安塞尔点明希格勒(Higgle)女士与罕斯我的刺猬(Hans mein Igel)的关联(德语中Higgle与igel发音相似),读者难以将二者联系起来。

全书共有四节谈及故事内容。第七节谈到故事的开端:佩吉②发现了一扇木门,这扇门通向一个陌生国度,那里生活着半兽、人和某种能变形的生物;第二十七节中,多萝西想起故事里的小人,他们穿上兽皮便可变成半个刺猬的模样,又想到“地下厨房里那个系围裙的刺猬女”[1](376);第三十一节中,奥丽芙为前往德国拜访生父的多萝西寄来了后续故事:希格勒女士的刺猬斗篷被偷走了,动物们因此失去了变形的魔力;第三十九节中返乡的多萝西看到了故事的结局:佩吉远行归来回到树洞前,发现洞里满是尘土,乍一看那件能让人缩小的刺猬衣还在那里,可是“她弯下腰,把它拎出来,发现不是原来那件——是又不是——她的那件刺猬衣。那是一只刺猬,一只真正的刺猬,死了很久而且干成皮子了。鼻子上还有几滴凝结的血,亮亮的小眼睛已经合上了。”[1](570)

原童话中刺猬皮不仅是不被需要的,甚至是诅咒的产物——无子的农夫受到嘲笑,愤怒之下说只要能有孩子哪怕他是只刺猬也没关系,拜厄特则将刺猬皮改写成了一件有魔力的宝物。

《格林童话》中的人兽变形故事基本可分为三类:“1.主人公因为某种原因(通常是受到诅咒)变成动物,后又重新变成人;2.主人公生来即为某种动物(或者是半兽人),后变成人;3.主人公穿着某种兽皮,在某个时刻脱去兽皮。”[2](42)第二类与其余两类存在先天性与后天性的区别。原童话中半兽人形态为先天性,属于第二类;拜厄特的改写明显参考了第三类。同时,多萝西的故事里存在多位刺猬人,希格勒女士只是其中一位,也许即为那位厨房里的刺猬女。

刺猬皮性质的改变导向了故事后续的剧变,原童话中主人公主动抛弃了刺猬皮,本书中则变为被偷走。因刺猬皮的失去,罕斯我的刺猬变形为人,结局圆满;多萝西的故事中却只剩下一只死刺猬——虽然没有明说是或不是从前那件刺猬皮,但死刺猬无疑意指变形的失败——不仅没有变形成人,甚至失去了变形的能力,走向死亡。

二、拒绝人兽同体:多萝西的探寻

人兽变形元素早在古希腊神话中便有出现,如宙斯化身公牛掠走欧罗巴。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促成了人兽变形文学的再度繁荣,《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童话集中即多有出现。多萝西的故事借用了童话中的人兽变形元素,虽仅以零散片段连缀而成,其奇思妙想也足以令人称叹。但小说中多萝西本人一直反感这篇故事,并谋求着摆脱人兽同体的状态。安塞尔依照童话原貌为她表演木偶戏时,她为主人公化茧成蝶般的变形而感动不已。这既是由于多萝西自小注重现实,排斥想象世界,也折射了她与母亲之间的隔阂,“如果一个家长与孩子缺乏沟通,或者过于关注自己内心无意识中出现的问题。就可能一味根据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孩子的需要来讲述童话故事。”[3](231)

(一)血统混杂与自我迷失

本书中,半兽人形象被赋予了血统存疑的含义,隐含的德国童话元素表明了多萝西潜在的德国血统。安塞尔对她说:“你就是那个被渴望得到的孩子,一半血统来自别处,是个很特别的孩子。”[1](451-452)多萝西为木偶戏所感动与她对身份的确证相联系。

托德福莱特的七个孩子中,多萝西生父为安塞尔,而菲丽丝与弗洛里安的生母为维奥莉特,他们的身世之谜贯穿了小说前两章。通过种种迹象,多萝西早早察觉到他们的身世存在隐情,她认为自己说不定是维奥莉特的孩子。她原本就对家庭氛围怀有怨怼——身为女孩,她不像哥哥汤姆那样有家庭教师辅导;作为长女,她不得不充当保姆的角色;同为女孩的菲丽丝也更漂亮、更受宠。当怀疑的种子扎根心底,她更不愿对父母投入过多激情,担心真相揭露时这份爱无以维系。与生父相认后,两人日益亲近,生父的妻子与两个异母哥哥也和多萝西相处融洽,但她无法遏止对家乡的思念,最终回到了英国。

半兽人既不为人类群体所认同,又无法融入动物群体。原童话中,主人公被众人厌弃,但对于较人低级的动物(如故事中作为代步工具的鸡、作为食物的猪),他拥有毋庸置疑的绝对权威。兼具英德血统的多萝西同样面临着无所适从的困境。“这里对她来说已经什么都没有了。”[1](570)读完故事的结局后她这么想到。童年的幻象被打破,她与家人尤其昔日父母的关系无法回到从前。汉弗莱对她的父女之爱中混杂着男女之爱,她需要维系表面的父女关系但又要警告养父止步于此;奥丽芙对她的疏忽早已使她心怀不满,真相进一步扩大了裂痕,甚至在奥丽芙因汤姆之死颓废痛苦,渴求她的陪伴时,多萝西也以自己的医学事业为由冷漠相待。然而她也无法真正融入德国亲人,多萝西对德语以及德国文化知之甚少甚至抱有偏见,曾因充当翻译的格丽塞尔达能说流利的德语而失落;她对生父的了解也并不完善,一战结束后才偶然得知生父为犹太人。同时,生父与生母在多萝西心中是无法调和的,一个自幼熟悉却欺瞒多年,一个虽是意外之喜却无法真正亲密。多萝西承受的苦痛他们不能感同身受,也不会因此调整自己的规划。两人协力筹备戏剧时,多萝西为这个自己眼中矛盾的情景暗自气愤。她是一个找不到归属感的孩子,宛若童话中的半兽人。

(二)动物性与成人的心理期待

多萝西并不喜欢奥丽芙的故事,“奥丽芙想把她当作一只刺猬那样去爱,可她想做的却是人类和成年人。”[1](436)动物形象在童话中十分常见,既有人兽变形故事,也有许多直接以动物为主人公的故事。这些故事“一方面是为了便于展开幻想,以切近儿童‘泛灵观的心理,但更为深层的含义就是,成人也将儿童视为动物,或者说他们认为儿童具有某种动物性,是不完善的人。”[4](30)

以成人的视角来看,儿童不谙世事,动物尤其是性格温顺、体型娇小的动物与儿童的形象完美契合。同时,天真又意味着无知,如《狼和七只小羊》中小羊仅凭嗓音与爪子颜色判断门外是狼还是羊,因而受骗。奥丽芙希望孩子们扮演的正是不明真相的角色,然而多萝西是个聪明、敏锐又重视真实的孩子,生发怀疑后便不再阅读自己的故事。真相大白后她对奥丽芙感到愤怒,使她愤怒的并非母亲一时的情迷意乱或是对她的长期忽视,“真正让她生气的是那个谎言。人被隐瞒后都会觉得自己渺小、被拒绝、无用。”[1](458)

随着科学的儿童观的形成,成人认识到儿童心理的特殊性,而“儿童心理学、教育学以及人类学等理论又为成人看似科学的想象提供了依据,比如儿童的智力发展水平低、逻辑思维能力弱、好奇心强、感性冲动、情感脆弱、社会化程度低等等”。[5](126)儿童在成人看来是不开化的,需要服从成人的指示。反观《格林童话》,孩童变为动物常常是因为未能遵循成人的意志,如《乌鸦》中小公主因过于淘气惹王后心烦而被变成乌鸦。

多萝西早早树立了成为医生的理想,并为之持之以恒地努力。威尔伍德家算是个开明的家庭,虽然她的选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代背景下相对出格,众人并未阻拦,尽管多萝西还是隐隐察觉到大家的漠然。故事中那个厨房里系围裙的刺猬女是否反映了奥丽芙的潜在期待?多萝西长期担任代理保姆,被称赞为善解人意,处事周到。奥丽芙曾直言:“我知道你想的全都是救死扶伤,工作漂泊不定,可是你忙得连家都不顾,也不关心下他们。”[1](618)但多萝西不是童话中顺从的小动物,她明知奥丽芙的期待却坚守着自己的理想。

三、远离他者世界:多萝西的成长

西方学界认为儿童文学发端于18世纪末期,19世纪各大童话集的问世使它进入第一个繁荣期,20世纪大量优秀作品相继涌现则标志着第二个繁荣期的到来。本书第三章《白银时代》开篇即列举了20世纪初多位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及他们的经典作品,并表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品是儿童文学”[1](474)。童书作家奥丽芙这一人物形象,既是因拜厄特长期以来对女性知识分子的关注而出现,也是一个符合时代背景的身份设定。

相较于其他文学体裁,儿童文学有其特殊性所在。“它的生产者(创作、编辑、批评)是居于社会统治的成年人;而消费者(购买、阅读、接受)则是在社会上处于被支配、被照顾地位的孩子。”[6](54)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传输,成人处于“他者”的立场。他们只能对儿童做出种种想象性的界定,不同个体对童话的接受程度也存在差异。

(一)远离他者的权力掌控

如现实中的童书作家一般,奥丽芙虽有明晰的为孩子们创作的意识,但她终究是处于“他者”的立場上。孩子们的态度也大相径庭,汤姆沉迷于童话世界无法自拔,遭受欺凌时也甘愿冒着受罚的风险躲藏起来阅读故事,多萝西则偏激地认为“奥丽芙是为奥丽芙自己而写,而且独自在阅读和写作的行为中基本完成了这个使命”[1](377)。

故事中的佩吉与其说是原书所写多萝西的化身,不如说是奥丽芙的化身——她构建了一个世界,希望女儿始终停留其间,而多萝西更像是那些可以自由变形的刺猬人。刺猬斗篷/刺猬人/刺猬的状态映衬着她们的关系。于奥丽芙而言,多萝西原本作为她与汉弗莱的女儿生活在她身边,是佩吉走进木门就能遇到的刺猬人;汉弗莱的疏忽打破了安稳的现状,得知真相的多萝西沉默冷淡,奥丽芙感到忧惧而愤怒又无法把握事情的走向,此时,童话世界里的希格勒女士丢失了能变形的刺猬斗篷;一切尘埃落定后,多萝西与她愈加疏远,斯特恩父子来参加露营会时,奥丽芙察觉到多萝西与生父及异母兄弟相处融洽却不想让作为母亲的她分享幸福,随后,她以死刺猬为这个故事画下了句号——佩吉在树洞里发现的只有一只死刺猬,她的生活不再有幻想的余地。

童话以浅显而生动的故事迎合儿童的需求,但童话世界里儿童并不是自由自在的。《格林童话》中存在不少主人公因不听话而受到惩罚的故事,禁令五花八门。尽管不要拜访陌生人、不要偏离大路等是出于儿童安全的考虑,但也有许多所谓的禁令只是儿童十分常见的行为(如《乌鸦》中小公主的淘气),原本略施训导即可,童话中却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说明忤逆成人才是最大的禁忌,其间蕴含着成人与儿童之间的权力关系。多萝西的故事也体现了奥丽芙潜在的权力掌控意识。“童话的结局一般都是圆满的。这种圆满的结局对儿童起到了心理慰藉的作用。”[6](257)死刺猬的结局在极大程度上背离了惯例。多萝西不仅远离了奥丽芙的掌控,还将作为生母的她排除在亲情纽带之外,她的痛苦只能在故事中得到倾泻。

(二)辨清幻想与真实的界限

虽然七个孩子都有各自的故事书,受到偏爱的汤姆的故事是最长的,甚至发展为系列作品。汤姆也是最喜爱母亲故事的孩子,但童话也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本就沉迷山林的他在经历了辛酸的校园生活后愈加避世,母亲擅自将原本独属于他的故事改为戏剧公开上映,使他失去了最后的心灵庇护所,最终投水自杀。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指出故事若是发端于日常生活场所(如儿童的起居室、住房的后院),故事中的人物也会被儿童与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人对应起来,“这些故事就把现实的因素与愿望的满足和幻想的方式混杂起来,容易使儿童感到迷惑不解,不知道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不真实的。这样的故事无法契合儿童的内心世界,虽然它们可能是对于外部现实的真实描述,但却拉大了儿童的内心经历与外部经历之间的距离。”[3](95)奥丽芙的故事均是如此,孩子们故事中通往异世界的门分别位于地窖、苹果树根系、餐厅的钟、茶壶裂缝、烟囱中。汤姆的故事里,主人公的名字和经历都与他一致——主人公的名字由“兰斯林”改为“汤姆”,他在地下探险的同时,现实的汤姆也为了避开众人阅读故事而走进地下储煤坑和锅炉房——这就使得汤姆比其他孩子更容易模糊现实与幻想的界限。他的悲剧命运早已注定,但奥丽芙事后才意识到对汤姆而言“这只不过是一个童话故事。它又不是一个童话故事”[1](636)。

多萝西则不会面临此种危险,“很早以前,她就拒绝玩奥丽芙的游戏——生活在一个童话故事中,而不是有着铁道火车和棘手考试的坚实大地上。”[1](436)这固然是她理性、现实的性格的折射,然而儿童的成长过程中认清真实、远离幻想是一个必经步骤。童话中的磨难终究会被克服,现实却并不如此。多萝西只是更早完成了这一过程。

拜厄特本人也坦言“我的小说也是双重性的,一切都既美丽又可怕。每个人物都必须生活在童话的世界里,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与战争的磨难。”[7](162)也许这就是拜厄特将汤姆与多萝西两人对照的原因。多萝西在聚会上不假思索地说未来想成为医生,这原本只是模糊的想法,但她借此看清了自己的内心。在汤姆日益沉溺于童话,姐妹与友人思考恋爱与婚姻的时候,多萝西忙于学业。学医耗时长久,虽然她也有过迷茫,但她始终不曾放弃,最终实现理想并在一战中拯救了包括老朋友菲利普在内的伤员。汤姆的结局则成了童话消极作用的有力例证,映衬着多萝西是怎样果决地从童话世界中抽身,坚强地面对现实的磨难。

四、结语

“孩子们的书”这一书名既来源于奥丽芙为孩子们创作的故事书,又指示着小说中十来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书中人物繁多,关系复杂,着墨深浅不一,多萝西是其中形象最为鲜明的女孩。解读童话是她自我探寻的重要方式,尽管并不喜欢这篇童话,她依然积极地进行分析、思考,试图从中确证身份,认识自我。

拜厄特对重构童话、神话的喜爱受到学界瞩目,多萝西的故事尽管仅仅保留了原童话中刺猬皮这一形态,亦可归属其间。与《占有》中的重构相比,这篇故事构思更为精巧。《占有》因其双重时空并进的结构,甫一开篇克里斯塔贝尔的童话就是以已完成的状态存在的;而多萝西的故事并非一次性呈现在读者眼前,它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逐步推进,这一动态过程影射着母女二人关系的变化。它既熔铸了创作者奥丽芙的失落,又反映了接受者多萝西的远离,并非单单作为某一人物的注脚(如《占有》中梅卢西娜故事与克里斯塔贝尔形象的相互映衬)。

《孩子们的书》立足于儿童的成长,儿童视角的引入使成人与儿童之间的矛盾冲突跃然纸上。汤姆与多萝西的对照反映了拜厄特对童话这一文学体裁的特殊性的思考,她借汤姆的悲剧揭示了童话易为人忽视的消极作用。这样的情节安排似乎在告诉读者:儿童的成长之路即是脱离童话世界,亦即挣脱成人规限并正视现实磨难的过程。

注釋:

①该童话另有中译名“刺猬汉斯”,《孩子们的书》中译本谈及此童话时即如此称谓。因“罕斯我的刺猬”更贴合原题名Hans mein Igel,本文采取这一译名。

②全书于第七节首次叙述多萝西的故事,故事首句为“Dorothys alter ego, a stalwart child called Peggy”,并未交代性别,而中译本译为“多萝西的分身是个叫佩吉的倔强男孩”。“Peggy”一般为女名,且第三十九节最后一次叙述此故事时以“she”指代佩吉(中译本此处译为“她”,无误),说明她确为女孩。中译本第七节应为误译。

参考文献:

[1]拜厄特.孩子们的书[M].杨向荣,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

[2]吴正阳.论《格林童话》中的人兽变形童话[J].中国儿童文学,2012(1).

[3]贝特尔海姆.童话的魅力——童话的心理意义与价值[M].舒伟,丁素萍,攀高月,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4]吴正阳.从《格林童话》看成人对儿童的普遍假设[J].昆明学院学报,2010(5).

[5]金莉莉.从童话看成人的文化想象[J].学术研究,2013(12).

[6]王泉根.儿童文学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7]徐蕾,拜厄特.神话·历史·语言·现实:A.S.拜厄特访谈录[J].当代外国文学,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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