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星

摘    要： 本文以当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的学术争鸣为背景，从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认识出发，论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合理性以及两者的内在关联，以求在“争鸣”中寻求“真明”。

关键词： 韦勒克    《文学理论》    比较文学    世界文学

有关“比较文学”“世界文学”抑或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论是在学术课堂还是专家论坛，对于其存在的合理性、研究内容与方法、危机与转机的讨论，已经成为了学术争鸣的“必备课题”。今年正值韦勒克与沃伦合编的《文学理论》出版70周年。笔者重读此书，重温韦勒克对“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的论述，以期在学术“争鸣”中寻得“真明”，进而不困于心。

一、比较文学的危机与转机

比较文学是什么？这是本学科自诞生至今几乎从未断绝的话题。二十世纪50年代，韦勒克同样也提出了对比较文学学科的质疑。他认为，以实证为主的研究方法是导致该学科危机的重要原因，由此，他提倡回到文学内部，将“文学性”摆在研究的核心位置。

韦勒克在书中指出，在实际的研究中，比较文学主要包括三个研究范围。一是关于口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民间故事的主题及其流变的研究。二是以法国学派为代表的探讨两种或更多种文学关系的研究。三是把“比较文学”与文学总体的研究等同起来，与“世界文学”或“总体文学”等同起来。

针对前两种研究范围，韦勒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韦勒克认为，第一种研究在文学的追根溯源上固然有重要价值，但是如果将研究重点局限在对故事素材的收集和整理上，难免顾此失彼，失去了文学研究的中心。因为文学研究绝不是材料的堆砌，或是对材料的简单整理，而应该是在整理的基础之上，对材料进行审美性分析，发现材料与材料间的不同或是联系。韦勒克对第二种研究的不满远甚于第一种，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当时如火如荼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确切地说，指向了法国学派。在20世纪上半叶，法国学派凭借本国深厚的文化实力，打着“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的口号，大力提倡以实证的方法探索作家、作品、流派之间的相互影响，尤其是本国作品、流派对国外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作品成了证明影响与被影响的例证材料，成为了结论的“附属品”，其自身的价值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审视与分析。张隆溪教授在回忆钱钟书先生时说：“他又希望有志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同志努力加深文学修养和理论修养，实际去从事于具体的比较研究，而不要停留在谈论比较文学的必要性和一般原理上。”[1]（138）韦勒克在另一篇文章中更为细致地论述道：“比较文学在只研究两种文学关系的狭窄含义上也不能成为一门有意义的学科，因为那样，它就必然变成两种文学关系之间的‘外贸，变成对文学作品支离破碎的探讨，就不可能对个别艺术作品进行深入研究。就会使比较文学成为文学史一个附属的学科，使它处理的题材散乱无章，使它无法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2]（27-28）韦勒克所攻击的正是法国学派的软肋，其狭隘的“文学关系史”研究方法，暗含着“法国文化沙文主义”的实质。他呼吁研究者关注文本的“文学性”，对于当时的实证主义之风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并直接导致了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崛起。

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名称所带来的质疑一点也不比其他方面所带来的少。韦勒克在书中说道：“比较是所有的批评和科学都使用的方法，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充分地叙述文学研究的特殊过程。”[3]（34）韦勒克的质疑说出了许多比较文学学者的心声。的确，一门学科的成立，在于其是否有自己的纲领、研究内容和研究价值。倘若我们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字面上，着重关注“比较文学”之“比较”上，并将其视为文学的修饰语，我们将很难树立学科存在的根基，因为我们一旦承认比较文学的核心在“比较”这种方法上，我们就不能否定“比较心理学”“比较哲学”“比较解剖学”的合理性。再者，即使这种“比较”文学能够成立，比较的范圍又应该如何确定？在学界，我们通常承认探讨伍尔夫与普鲁斯特意识流技巧的异同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而探讨李白和杜甫诗歌艺术的异同则不是，我们此时是将国籍作为判断的重要依据，尚且不谈清朝之前我们是否具有国家主权意识，仅就西欧文学的渊源来讲，身处英国的伍尔夫与深处法国的普鲁斯特之间的差异似乎并不强于中国东部汉族作家与西部某藏族作家抑或维吾尔族作家。进一步来说，我们将普鲁斯特换成了亨利·詹姆斯，这位由美入英籍的作家，这种比较关系又是否能够成立呢？一系列问题接连不断地出现，反映了学界对这一问题存在较大的分歧。其实，说到底，问题的核心在于处理好“比较”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前者如若仅仅是后者的研究方法，其作为学科的根基也就相应地被瓦解，成为悬在学科头顶的“达摩克斯之剑”。而后者如果构成了后者的肌理，并且指射到了一个更为宏大的目标，那么“比较”也就不再简单的是“文学”的注脚，而成为这门学科的肌理与核心，成为其最终要达到的目标。

在韦勒克之后，质疑的声音依旧没有断绝。一个是以苏珊·巴斯奈特为代表的借着翻译研究的兴盛来贬低比较文学，“我们从现在起应当把翻译研究看作一门主干学科，而把比较文学当作一个有价值但却是辅助性的研究领域。”[4]（161）另一个是以著名的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为代表的对学科的质疑，她的《学科的死亡》一书更是直言“比较文学已死”。比较文学似乎被悲观主义的色调所笼罩。我们不禁会问一句，比较文学真的走投无路了吗？我们不妨以斯皮瓦克为例，当我们真正深入到斯皮瓦克这本书的内容中去，而不是盯住那显眼的标题，我们能够发现斯皮瓦克的质疑甚至是否定并不是出于对学科的悲观主义立场，而是体现了对学科的深刻洞察，是居安思危的明智与理性。正如朱丽斯·巴特勒所指出的：“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学科的死亡》并未告诉我们比较文学已经终结，而恰恰相反，这本书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未来勾画了一幅十分紧迫的远景图，揭示出它与区域研究相遇的重要性……她还描绘出一种不仅可用来解读文学研究之未来，同时也用于解读其过去的新方法。这个文本既使人无所适从同时又重新定位了自己，其间充满了活力，观点明晰，在视野和观念上充满了才气。几乎没有哪种‘死亡的预报向人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灵感。”[5]在这一点上，斯皮瓦克与韦勒克达成了一致，他们对学科的质疑目的并非是将学科推下悬崖，而是发现学科有往悬崖下滑的趋势时，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良心而提出的理性的质疑与批判，这种质疑与批判最终指向了对学科的维护，而维护即是转机。

二、世界文学的“归来”与“继往开来”

相比于比较文学，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所带来的困惑与质疑是否变小了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对世界文学的质疑，从本质上讲，是对人的能力的质疑。即人受能力所限，不可能对全世界的文学有着广泛且深刻的认识。由此得出，世界文学是不可能实现的，是一种乌托邦的想象。这种说法具有广阔的市场，因为它契合了人对自身能力的认识。但是笔者却不认同这个观点，因为此观点“得益于”对于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有失偏颇的认识。韦勒克在书中总结了当时学界对世界文学的三种认识，其中第一种认识与此类似。即有人认为世界文学是研究从新西兰到冰岛的世界五大洲的文学。这种对于世界文学的描述难免有点“宏伟壮观得过分”，似乎蕴含着“蛇吞象”的伟大理想。除此之外，韦勒克在书中还批判了另外一种对世界文学的认识，即世界文学是文豪巨匠的伟大宝库。这种对世界文学理解的方式得益于当时高校文学教学的模式（至今也是）。不能否认的是，这种理解有利于教学与评论，有利于学生由“点”带“面”，逐步把握文学发展的全貌。但是从本质上讲，这种理解是将“世界文学”与“杰作”等同，难免“见木不见林，失于琐碎”。韦勒克还提出第三种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即将文学看做一个伟大的综合体，但是又不放弃民族文学的个性，让每个声部在大合唱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按照韦勒克的理解，坚持维护民族文学，其实就是在维护世界文学。笔者赞同这一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它既注意到了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特价值，甚至是“核心”价值，又关注到了世界文学的共性。它将世界文学比作一场大型的合唱，各民族文學在其中扮演不同的声部，研究者的任务即是不断拓展对不同声部的了解，把握各声部之间的关系，在品味合唱之余，找到各声部的精彩或不足之处。

世界文学不仅要求研究者具有深刻洞察的敏锐力，而且还蕴含着打破学科壁垒的高标准。它要求研究者有广泛的知识储备，能够熟练地使用两门以上的语言，能够自由穿梭在文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等学科之间，基于此，有人称这门学科是“天才”的学问，是常人所无法企及的。我们无法否认广博的知识储备对研究世界文学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能说从事当代文学研究或者古代文学研究就可以束之高阁，经营一方吗？文学的真知灼见来自于对文本的细致考察，来自于知识的挪用与牵引，换句话说，广博的知识储备不仅是对世界文学研究者提出的要求，而且是做学问的必然要求。这在人文学科领域尤其明显。进一步来说，对学科的专业化、精细化划分与处理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即“学科混沌”时代，学科尚未形成，至少哲学、文学、历史等人文学科具有相当大的统一性。当时的文学家或者说哲学家，他们的著书立说至今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现在所提倡的世界文学，从本质上讲，有一种向古希腊文学传统“回归”的趋势，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也就是打破思维之间的障碍。举个例子，在文学与语言学之间，高校对其边界的划分是非常清晰的。研究文学的研究文学，研究语言学的一本小说也不读。但是索绪尔、俄国形式主义者们给我们文学的启示难道不是建立在对文学和语言学知识的贯通之上的吗？

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跨越学科界限、打破学科壁垒的重要性。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甚至开设了科学与文学的专业课程。有人依旧会提出疑问，知识的取得是依靠语言为媒介的，世界语言众多，人受其能力的限制又怎么能够获得“真”知识呢？的确，世界文学的研究者通常掌握两门及以上的语言，这是本学科对研究者的专业素养提出的高要求。但是韦勒克同时也指出：“19世纪的学者将语言障碍的重要性过分地夸大了。”[3]（39）他还举到了欧洲文学传统的例子，论述道：“如果仅仅用某一种语言来探讨文学问题，仅仅把这种问题局限在用那种语言写成的作品和资料中，就会引起荒唐的后果。虽然在艺术风格、格律，甚至文学类型的某些问题上，欧洲文学之间的语言差别是重要的，但是很清楚，对思想史中的许多问题，包括批评思想方面的问题来说，这种区别是站不住脚的。”[3]（40）

一种“回归”的暖流流淌在学科发展洪流之中，但是我们需要做的不仅是“回归”，打破学科、思维之间的壁垒，而是要“继往开来”，利用作为“现代人”的优势，拓展人的认识边界，力求获得有价值的结论。

三、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认识

纵观各学科发展史，很少有学科像“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所带来的争议之大。1997年，原分属于不同学科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被合并到一个学科。一波激起千层浪，这使得原本对两个学科的质疑之声变得更加混杂、响亮。否定与质疑，肯定与赞赏，如此两种极端的态度均是表达对同一学科的认识，这着实是不多见的。前者从学理的层面出发，认为此举抹除了两个独立学科的特殊性，模糊了对“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认识，同时也造成了人们对合并之后学科认识上的困扰，难以理清“外国文学”“比较文学”“世界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之间的关系;后者则从实践出现，由表及里，试图发现“比较文学”“外国文学”“世界文学”“总体文学”“民族文学”等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方面的异同，寻求“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成立的合理性依据，加深人们对繁杂名称的认识，建立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有规模的学科体系。

其实，对“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的质疑并非始于1997年，而是伴随着学科的诞生与发展，质疑并非是完全的否定，而是批判性的肯定，展现的是“新生代”学科的普遍诉求。针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个名称，早已有学者提出“两美具，二难并”的质疑，聂珍钊教授从“外国文学即是比较文学”的角度对该学科进行了维护，汪介之教授所提出的观点也颇具说服力，他论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学科后，原先的两个学科一方面将继续保持各自的专业特点，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彼此靠拢，即‘比较文学更加强化世界文学、总体文学意识，‘世界文学更加自觉地以比较文学的观念、视野与方法展开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其建设和发展的基本目标，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各国文学，进一步清理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致力于探索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追求对于文学的总体认识。”[6]（127）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洪流之中。一方面全球化的趋势促进了国与国之间、学者与学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促进了不同地区学者之间的观点交流与碰撞;另一方面则是反向而为之，即文化上的“闭关主义”的兴盛。全球化趋势的兴盛，加重了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民族主义情绪渗透到文化领域，便形成了日益狭隘的地方性观点研究民族文学的倾向。这是一股清晰的逆全球化的研究趋势，以本国立意为出发点，而非以学术进步为出发点。由此，再次强调韦勒克所言，即维护民族文学个性，共谱世界“大合唱”，则显得尤为重要。

在《文學理论》一书中，韦勒克等总结了当时学界对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的研究内容、方法与目的，并提出了质疑和自己的认识。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过度关注影响与流传的“外部研究”，呼吁学者将比较的核心放在作品的模式、形式、手法等“内部研究”上，同时，韦勒克等指出世界文学应以保持各民族文学的个性为基础，朝着伟大的文学综合体的理想而迈进。他的观点也启示着当今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者。对于比较文学初学者而言，笔者认为大不可为繁杂的质疑与否定声中退缩，这种质疑起自学科诞生之日，今后也会绵延很久，这本身反映的即是新生学科的学科诉求：“百家争鸣”与“各抒己见”。当今我们需要做的，应该是瞄准这一新生学科的能力要求，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面，不断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和专业技能，从而发出真知灼见与独特的声音。

参考文献：

[1]张隆溪.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J].读书，1981（10）.

[2]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M].刘象愚，译.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3]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

[4]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1993.

[5]参见斯皮瓦克书封底的巴特勒评论.

[6]汪介之.“世界文学”的命运与比较文学的前景[J].外国文学研究，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