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丽芬

摘    要： 《日光流年》充斥着作者对《圣经》中宗教性语言和教义的解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围绕摩西和三姓村的两个故事呈现世俗性和物质性的乡村生活，置换了《圣经》中对人伦情理的温情书写，阎连科关注农民生命和生存境遇，描摹了一出乡民的生命悲喜剧;二是通过比较分析《出埃及记》和小说第四卷中对于灾祸的书写，阎连科消解了《圣经》中摩西身上体现出的神性，刻画了为了生存而做出的一系列绝望反抗的司马笑笑这一悲剧形象，这是一个乡村英雄对于生命的坚守;三是阎连科通过引用圣经情节，建构寓言式的乡村空间，为自己乡村救赎书写提供了答案——回归家园。

关键词： 阎连科    《日光流年》    摩西    圣经叙事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借鉴了基督教文学进行创作，现代文学中如鲁迅《复仇》中对于基督受难母题的运用，冰心吸收其中“爱”的养分提倡“爱”的文学，老舍的《猫》《老张的哲学》中塑造的多种基督徒形象等。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史铁生、张承志和北村进一步复活了宗教创作因子。

阎连科在90年代末推出的著作《日光流年》中运用了许多圣经意象和圣经引文，如涉及逾越节习俗、用黑影寓意死亡的气息、引入牧羊人形象、用水的意象寓意生命的源泉等等，特别是在第四卷《奶与蜜》中大量运用《圣经》中《出埃及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中的经文，这些片段式内容为我们构建了摩西光荣伟大的一生，展现了摩西从受命、跨越红海、旷野流浪和死于摩押地的生命旅程。在这一卷对应的故事是村主任司马笑笑带领村民抵抗蝗灾做出的一系列自救——吃蝗虫粉、开放粮仓、抛弃家中的残病孩子来节约粮食、食用乌鸦，最终自愿当成为吸引乌鸦来的诱饵，让村民捕食乌鸦存活生命的死亡结局。摩西和司马笑笑带有身份上的相似性，都背负着巨大的神圣使命，前者要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前往迦南，后者要挣脱三姓村不能超过四十岁的宿命。通过比较阅读，可以发现的是阎连科用反讽式的笔调在小说中对原本圣经呈现的宗教意义进行了改写和解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圣经语境和三姓村两个故事的推进和不同的结局走向，呈现世俗性和物质性的乡村生活，置换了《圣经》中对人伦情理的温情书写，阎连科关注农民生命和生存境遇，描摹了一出乡民的生命悲喜剧。二是通过比较分析《出埃及记》和小说第四卷中对于灾祸的书写，阎连科消解了《圣经》中摩西身上体现出的神性，刻画了为了生存而做出的一系列绝望反抗的司马笑笑这一悲剧形象，这是一个乡村英雄对于生命的坚守。三是阎连科通过引用圣经情节，建构寓言式的乡村空间，为自己乡村救赎书写提供了答案——回归家园。

一

小说中第四卷的圣经引文展现了摩西生命中的几个情节片段，但阎连科进行了意义的解构和情节对应性上的背离。《圣经》中讲述了一代领袖摩西在上帝的帮助下带领以色列人民寻找居住地并最终归顺耶和华的故事，这与小说第四卷的故事发展形成了相反的情节走向，由此形成和圣經相比同中有异的故事，乡村的现实生活利益消解了《圣经》中的神性。

这里选取了三个有鲜明对比性的章节：一方面是摩西在上帝的引领之下成功走出埃及并获得了生命的食粮，而司马笑笑为了存活背弃亲缘关系拿妹夫杜岩的粮食接济村民;一方面是以色列人因为没有获得耶和华的允许捕食鹤鹑受到惩罚，三姓村村民通过弃子来节约食粮，并因捕食乌鸦获得生命的延续;一方面是以色列人终于结束旷野流浪得以进入奶与蜜之地，摩西完成上帝赋予的责任葬于摩押地，最终成为伟大领袖，受到世世代代的敬仰和纪念，而司马笑笑在死之前还卖皮换粮，用自己的身体去吸引乌鸦为村民带来更多的粮食。在圣经中我们体会到的是上帝的神助和最终获得解救的希望，在而在《日光流年》中我们体会到的是村民为了存活所作出的一系列绝地求生的努力，充满了生命的悲剧感。

在基督教文化中对于生命是十分珍视的，即使是身体有缺陷的人也能够得到上帝的庇护，耶稣一开始时就拯救了大批在患难中似乎被命运弃绝的人，其中有瞎子、瘫子、麻风病中患者，等等[1]（138）。但在《日光流年》中，三姓村的村民为求生所做的每一个行为都体现出了世俗性和物质性的特点，在大部分村人身上体现出生存至上的现实物质观念，在卖皮、弃子、争食乌鸦和丧葬等情节中，身体和血缘都成了书写符号，圣经中出现的温情和对尊重生命的人性观念在现实物质生活中被一一瓦解。《日光流年》中，为了让聪明伶俐的孩娃得以存活，不得不减少憨憨傻傻的孩娃的口粮，司马笑笑作为村主任主动丢弃残弱的孩娃，他的妻子梅梅从一开始僵在园中，脸上失去血色，到最后开始自我说服，变成“孩娃死了是去享清福”的逻辑;杜根将快饿死的杜桩扔在路上等过路人去捡，在妻子死后，又领着杜桩把自己的女娃吃了，娘亲的死亡也没有给八岁的杜桩带来伦理上的伤心，杜桩更关注的是母亲在入坟之前嘴里含的那块馍馍，而其他孩娃对于杜桩的行为更多的是羡慕，甚至产生了要是自己吃了那块烙馍有多好的想法。在小说中，通过书写各个家庭的悲剧和人们为了抵抗饥荒做出的种种反抗行为，展现了村民现实生存和物质观念，并对人伦关系，亲情、丧葬的神圣性等进行了背离式消解，阎连科用乡村生活中的世俗性和物质性对圣经文学中的神圣性进行了置换，将小说中的悲剧性内聚在三姓村的背景中，呈现了底层乡村人民荒诞而悲惨的生活图貌。

二

《日光流年》中，阎连科在描摹了农村暴虐的生存景观，除了传达给人们惊心动魄的阅读感受，更是显现了作者的生存宿命感。在这里阎连科通过书写两种灾祸景观，用乡土苦难意识对摩西形象带有的神性因素进行了消解，摩西本身带有的宗教意义在司马笑笑身上发生了变化，呈现出了司马笑笑特有的异质性和人物悲剧性意义。

在《圣经》灾祸的出现常常是为了呈现上帝的伟力，让人们信仰和跟随耶和华。当法老不允许以色列人出埃及时，耶和华降下十灾，目的是为了显示耶和华的神迹，让人们能够归顺上帝。如《圣经》中有写到，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2]在《圣经》中也写到当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法版下山后，耶和华击杀百姓是因为他们制造了金牛犊而没有把耶和华当作唯一的神。可见耶和华降灾的重要意义是为了体现上帝的智大全能和美善的意义，彰显上帝的独一无二的属灵特质。而在《日光流年》第四卷中描写到的蝗灾却消解了圣经中带来的宗教意义。书中用“旷古的灾荒”来形容这场灾难的破坏力之大，就像书卷第一章的标题《注释天命》一般，三姓村人无法逃脱短暂的寿命，也无法逃离蝗灾带来的死亡，一种极强的宿命感贯穿于小说的书写之中，三姓村人只能通过做出一系列艰难的人生选择来获得生命的延续。小说中最震撼人心的情节当属于司马笑笑为了能够保存村中优良的生命力，而命令全村人将家中病残的孩子狠心抛弃，当粮食不够时，又捕食食尸乌鸦来存活;司马笑笑为了能够让村民继续存活下去，在分粮时优先分给村民而不考虑自己，把自己的粮食分给家里人口更多的村民，即使生命大限将至，还卖皮换粮。同样是背负着巨大使命的两个人物形象，他们在履行使命的过程中都兢兢业业，体现了作为一个领袖的担当，但却有了不一样的结局。摩西藏于摩押地之后，以色列人为了纪念摩西在摩押平原哀哭了三十日，而司马笑笑即使为了三姓村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之后却只有冷冷清清的葬礼，“因司马笑笑做村主任时，村里各家各户都在他手里丧有人命，所以这支丧葬队伍就越发显得冷清，没有哭声”[3]（551）。在这里，三姓村的村民忽视了司马笑笑为了村庄的存活所做出的的牺牲，他们的的生活哲学是以实际利益为导向的世俗生活。这些构成了司马笑笑生命悲剧性的一个侧面：如果说摩西是被作为天选之子在上帝的帮助下完成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埃及的，在他身上更多的是体现出对于上帝的忠诚、上帝意志的崇高和神性色彩，而《日光流年》中，司马笑笑担任村主任之职完全是自愿的，当村庄面临苦难时，他唯有选择采取最实际的方法，比如坚信种油菜来延长寿命，吃蚂蚱粉、吃乌鸦、弃子来度过灾荒，但他的结局却是最为悲惨和凄凉，在他身上宗教性的神性色彩减退了，取而代之的是书写一个凡人在绝境之中对于生命的坚守。

三

阎连科曾说：“到我这个年龄，如果有点宗教信仰支撑，可能会活得好一些，会找到生命的支柱。但是我们没有这一传统，或者说，我们没有信仰。没有信仰而活着，你会经常陷入一种无端的烦恼。”[4]（31）无疑，阎连科企图从宗教中获得宗教资源完成个人信仰的救赎，他通过置换圣经中的神圣性因素将自己的救赎可能寄予在乡土家园之中，通过回归家园获得新的生命力量，家园不仅是实实在在的乡土社会的实体，更是存在于产生生命原初意义的母体之中。

《日光流年》第四十六章以圣经引文中的一句话“果然获了那宽阔的流奶与蜜之地”结束了第四卷《奶与蜜》的书写，圣经中构筑的奶与蜜之地是充满了生活希望和信仰的美好世界，以色列人虽然历经苦难，最终却是在上帝的指引之下有了完美的结局。而三姓村的苦难命运却并没有结束，人们历经旷古的蝗灾、饥荒，四人任村主任尝试运用多多生养、种油菜、更换土地、挖灵隐渠等方式对抗堵喉症，村中无数妇女集体卖淫筹钱，无数男人集体卖皮，前者祥和的奶与蜜之地的家园想象和后者永无止境的苦难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样的宿命性的苦难下，人们的个人意志沦丧，更为可悲的是村民在付出惨痛的代价之后迎来的是接连的失败。阎连科对于乡土家园是始终保有热爱的，在《附录》中，作者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作者在都市中受到冷遇，但却在回家路上获得了安慰，“回归家园”构成了阎连科小说的另一层意蕴，他在对乡土社会中权力意志的批判的反面，表达了他对乡土的热爱，并将其内化为自我救赎的方式，并试图通过对乡土家园的书写，完成精神家园的救赎。于是，将精神家园放置在了母性子宫和乡土之根中。

首先，小说的第五卷《家园诗》中，作者将时光完全倒流，把小說的情节推至司马蓝还在母亲子宫之中。在这里母亲的子宫成了生命力的来源，也是生命原初意义的集中体现，小说通篇都采用了倒叙式的方式，其中死亡是贯穿其间不变的主题，在宿命性的反抗中，人们惧怕死亡但同时也习惯了死亡，死亡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在灾难面前，杜桩因卖皮而死，却因此获得了教火院的赔偿金，为三姓村带来的利益，在饥荒面前，残弱孩子的死亡带来了乌鸦，让村民们得以暂时抵抗饥饿，这种死亡却是带有了为了生存的意蕴，一部分人的死亡换来的是一部分人的生命，由此死亡的意义得以转换。前四卷都以村主任的死亡作为开头和结尾，第五卷的结尾却是以母亲的子宫来象征生命的诞生，从而为整篇的死亡叙事增添了一抹亮色。在此，对母亲子宫的回归更是对人类原初家园的返归。其次，阎连科将乡土文化之根作为了自己的信仰之源而不是来自对上帝的信仰。基督教中强调上帝的恩典，人们只有接受神的恩典才能选择善，基督教同时强调“因信称义”，“人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人生的基本价值在于“荣神益人”[5]（72）。而在小说中，阎连科将信仰之根深植在了对乡土家园的回归中，将故事发展的可能交给了小说人物本身。三姓村像疫区一样与外界向隔绝，因为人的寿限不能活过四十岁，满世界不和三姓村通婚，村落里还存在着“死不离窝”的观念，即使有村人尝试迁出，最终也不得不返回耙耧山脉。回家成了小说情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光流年》成了他为自己的灵魂寻找栖息之地的一次尝试。

结语

在阎连科的其他作品中，如《丁庄梦》《四书》《年月日》中都有不同程度对于圣经文学内容的借鉴和修改，他跳脱了对于宗教性圣经的书写而更侧重从文学性的角度吸取宗教精华为自己所用，分析他与圣经的关系显然更应该侧重文学性圣经对他的影响[6]（306）。在《日光流年》中，正是通过对圣经语境和小说语境所呈现的差异性的解构，消解圣经的神圣性，取而代之的是书写了世俗性的乡村生活、乡村领袖的凡人性悲剧，用乡土意识实现了以原初生命之根和文化之根相结合的精神家园的建造，为阎连科的精神提供了归属和抚慰。以乡土意识和乡村生活哲学对圣经话语进行置换，这是阎连科相较于其他乡土作家的独特性之处。

参考文献：

[1]王文胜.神恩缺失下的救赎——基督教文化视角下的史铁生苦难观[J].文学评论丛刊，2011，13（02）.

[2]圣经·出埃及记：和合本·新修订标准版[M].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2011.

[3]阎连科.日光流年[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

[4]刘志航.阎连科《日光流年》与圣经的互文性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8.

[5]毛丽娅.论道教与基督教的生命观[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4）.

[6]许相全.盛开于阎连科小说世界的圣经之“花”[J].圣经文学研究，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