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

摘    要： 前人已证实《汉书疏证》为杭世骏所作，且多处征引齐召南之说，可谓《汉书考证》“未全之稿本”，《地理志》中尤多，因此将两书《地理志》中的条目进行汇总、比对，一是探究《汉书疏证》在选择考证条目时有何规律，二是总结武英殿本《汉书考证》在定稿时，遵循哪些规则，以期厘清殿本成书的要素。

关键词： 《地理志》    《汉书疏证》    《汉书考证》

董恩林的《佚名〈史记疏证〉、〈汉书疏证〉的作者考——兼论杭世骏〈史记考证〉的性质》[1]和巢彦婷的《杭世骏作〈史记疏证〉〈汉书疏证〉补考》[2]，分别从考证内容与外部史料入手，严密论证了原题“佚名”的《汉书疏证》，作者实为杭世骏，而非“国朝沈钦韩著”，沈钦韩亦有同名著作。

杭世骏，字大宗，又字堇浦，与齐召南并于乾隆元年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分别取得一等第五名和二等第八名的佳绩。乾隆四年一同入武英殿校勘经史。乾隆八年，杭世骏因言获罪，解职归乡。后收到齐召南寄来的经史馆校勘书籍，这在《史记考证》的序言中有所提及：“既余以狂言获谴，天府之藏未由再得窥见。同年，天台齐侍郎惠寄三册，而《史记》俨然在焉。……乾隆十年龙集乙丑四月朔。”[3]此处的“同年”说的应是被罢官那年，即乾隆八年，而乾隆十年四月，是撰写序言的时间。董恩林和汤军在论文《武英殿本〈汉书〉“考证”编纂研究（二）》中认为“在乾隆十年，齐召南寄经史馆校刊书籍予杭世骏”[4]，疑未确。乾隆十年四月正值齐召南回乡丁忧期间，且同年五月，他收到修订完成的殿本《汉书》，并奉皇帝敕令撰写“考证”，分两次递送进京。其后人齐中嵚编写的《齐侍郎年谱》中有详细记载：

乾隆九年二月十九日聞讣丁忧。三月初十日奔丧，五月二十七日抵家。乾隆十年三月十九日，经史馆总裁励宗万面奉上谕：经史馆考证内《礼记》《汉书》二部，原系翰林齐召南承办，令丁艰回籍。仍著寄信与齐召南，令其在籍编辑，陆续交送武英殿进呈。钦此。经史馆咨移浙府常、浙抚行布政司潘、行台州府冯、行天台县海文。五月，到书一匝，系武英殿新刊《前汉书》一部。公书一封，于五月二十四日收到。七月十二日将编成《前汉书考证》稿本四十卷全匝，次本县海送递。九月二十二日将编成《前汉书考证》稿本六十卷全匝，交本县海送递。[5]

首先，齐召南在丁忧期间无法接触到经史馆校刊的书籍，更无法寄送给杭世骏。并且，张学谦在其硕士论文《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校刊始末考——兼及殿本〈十三经注疏〉》中论述了乾隆七年六月，时任经史馆总裁的张照再提为《十三经》和《二十四史》编辑《考证》的建议，并被采纳，各书由专人负责，陆续进行考证工作。齐召南承办了《尚书》《礼记》《汉书》三书《考证》的编辑工作，并从乾隆八年开始陆续完成。[6]而《史记》作为史部首要之书，其成书时间应也在乾隆八年左右，杭世骏也参与了《史记考证》的编写，则在其被罢官后，寄送一本《史记》，也在情理之中。

据统计，《汉书疏证》中共征引87条齐召南之说，止于卷二十九《沟洫志》（董恩林的论文《佚名〈史记疏证〉、〈汉书疏证〉的作者考——兼论杭世骏〈史记考证〉的性质》原文说止于“卷三十《沟洫志》”，然卷三十为《艺文志》，而非《沟洫志》，且《艺文志》并未征引齐说，因此修改为“卷二十九《沟洫志》”）。为何杭世骏对齐说的引用戛然而止呢？上文说到齐召南一人承办了《尚书》《礼记》《汉书》三书的考证工作，且丁忧回乡之前已经展开了《汉书考证》的编辑，则此书应历经了在乾隆七年到乾隆十年这段时期。书中杭世骏的按语不多，且都在前半部分，最后一条按语见于《地理志》，由此可以猜想从编写开始，到杭世骏解职归乡，《考证》的编写工作进行到《地理志》《沟洫志》部分，而后齐、杭两人再未交流过《考证》内容，因此《汉书疏证》在《沟洫志》后不再征引齐说。而并非董恩林、汤军所说，乾隆十年四月，齐召南所寄的书中还包含《前汉书》及前一部分的考证。若上述笔者的假设成立，则在编写过程中，杭世骏所见的俱是齐召南的稿本，也就是说《汉书疏证》中齐召南的按语为《考证》的未全之稿本。

到此介绍了齐、杭二人的渊源，这些交集为杭世骏在个人著作中引用齐召南的考证结果奠定了基础。下文将举例说明杭世骏选择的五类条目，从中总结撰书的原则。并对两书同时出现的条目进行对比，梳理殿本《汉书考证》定稿时对稿本的去取别择，厘清武英殿定稿的原则。不容忽视的是，在定稿过程中，殿本《考证》也存在一定的疏失和错误，应辩证看待。

一、《疏证》对齐说的选择

齐召南在律历、地理、经史等方面都成果颇丰，可谓博学广识，其中地理方面成就最高，著有《水道提纲》《黄河编》《江道编》等。杭世骏征引齐说最多的部分也是在《地理志》，共计有53条，占总数的61%之多，其他篇目引用齐说甚少，甚至有些篇目并未引用。由于齐召南《考证》的稿本已不得见，因此我们推测，杭世骏在引用齐说时也进行了挑选。通过梳理《地理志》中的53条考证，根据其内容进行分类，大致可分为体例分析、文本校勘、纠正前注、补充训释、发疑推测等五类。

其中，文本校勘类和补充训释类占绝大多数。首先，杭世骏在挑选时剔除了版本对校过程中发现的差异。《汉书考证》的校勘特征之一是“凡监本脱漏，并据庆元旧本补阙订讹，正其舛谬”，因此有很多监本与宋本的对比，修改之处都详实地记录下来。《汉书疏证》则更注重史实的正确性，而不考虑版本的差异。因此其所谓的“文本校勘”，多是通过唐代或唐以前的文献，如《左传》《尚书》《史记》《三辅黄图》《水经》等，而《地理志》中，更多的是引证《水经注》。或用本校法来核查原文，这些脱漏错讹不能通过简单的版本对比所发现。如：

折泉。折泉水北至莫入淮。[7]

齐召南曰：“按淮无莫县，盖‘箕字之讹也，《水经注》引此文曰‘至箕县北入潍，是。”

此条以《水经注》为依据，认为“莫”是“箕”之讹，一是《水经注》提供的文献依据，二是淮地确无莫郡。且从字形来看，“莫”和“箕”字形相近，有可能转写时会产生讹误。

但由于唐代抄本或唐以前的抄本已不得见，无法得到版本方面的实证，只能通过其他文献材料来论证，因此得出的也仅仅是猜测，缺少证据的支撑。例如：

陇西郡  氐道。《禹贡》养水所出，至武帝为汉。

齐召南曰：“按‘养当作‘漾，志引《禹贡》‘嶓冢道漾，既作‘漾，则此处亦当作‘漾也。但师古注‘养音弋向反，则自唐以前本已作‘养字矣。”

对校《禹贡》，疑原作“漾”。《禹贡》作为先秦地理类文献，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师古注“养音弋向反”，后还有“字本作漾，或作瀁”云云，这说明在唐初便已有作“养”，也有作“漾”，可能后来统一隶定为“养”。

其次补充训释类的考证。此类考证条目数量繁多，由于班固好用古字，《汉书》语言艰涩难读，而随着时代的推移，文人的用语习惯发生变化，字词、典故的含义日渐消没，《汉书》某些字词更难理解，因此，这类条目是为有助于理解。例如：

代郡  班氏。秦地图书班氏。

齐召南曰：“按秦地图书，即高祖入关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图书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者也。凡至言某郡秦置、秦某年更名，据此图书知之。其引图书则代郡班氏及琅邪郡长广县下自注曰‘奚飬泽在西，秦地图曰‘剧淸地，此其明证。《三辅黄图》云：‘石渠，内藏入秦府所得图书，然则汉世宝贵此书，同于图球刀训矣。”

“秦地图书”何解？此处齐召南补充了萧何收图书之事，便于理解，且引《三辅黄图》为证，说明秦地图书在汉代受到重视并运用广泛，因此出现在《汉书》之中。

并且旧注中有一些表述模糊的地方，齐召南也会通过补充使其更为严谨。例如：

乃封为附庸，邑之于秦，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

齐召南曰：“按此陇西非郡名，言陇县之西有秦亭、秦谷，即是其地陇县属天水郡，《后书·郡国志》：‘（陇）有大坂名陇坻。豲坻聚有秦亭。注云：‘秦之先起于此。”

此处为班氏自注，虽言“陇西”，但并未言明是郡名还是县名。齐召南于此进行补充，便减少了误解的产生。

条例分析、纠正前注和发疑推测类相对少一些。齐召南多于卷首进行条例分析，如《地理志》，虽说是“地理”，但其概念与如今“地理”的概念不同，它更偏向于“人文地理”，志中不仅提到山川大河，还会大篇幅地涉及郡县、人口等信息，对此，齐召南是这样解释的：

按各郡国下皆书元始户口，所以搃一郡之大凡，故各县下不分载也。而亦有记户口者，京兆尹之长安，左冯翊之长陵，右扶风之茂陵，颍川郡之阳翟、傿陵，南阳郡之宛，楚国之彭城，户皆四万以上至八万，盖汉制令、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也。县至户一万以上，已足当边郡一郡（南海郡户一万零，合浦郡户一万零，日南郡一万零，郁林一万零，武威、酒泉、敦煌皆一万零，张掖、苍梧皆二万），况四万至八万乎？故特详户口，志是县为重地也。

社会的建立基于人口，而人口群聚形成郡县，中央集权制度要求统治者将郡县收入管辖范围之内，由是郡县的人口、山川等信息成为《地理志》重要的组成部分，被收入史书。齐召南列举了几个人口数量庞大的郡县，来证明此数县为重地。

《汉书》由颜师古一人作注，《地理志》还有班固自注的内容。颜师古在唐初所见的《汉书》便已有转写之讹，因此颜注并非完全正确，在“《汉书》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史学家皆有所考订，齐召南自是不会例外：

淮、沂其乂。师古曰：“淮出大复山。沂出泰山。”

齐召南曰：“按志沂水出泰山郡盖县，然则泰山乃郡名，非谓沂水出泰山之麓也，注与‘淮出大复山对言，竟似沂出东岳矣。三刘不加纠正，何耶？”

师古注所言不明，且易造成歧义，三刘也未纠正，由是齐召南特为揭出。

对于自己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齐召南将其指出，并做出合理的猜测，一是方便后人寻查疑问，二是给予启发，使其有迹可循。

平曲，侯国。莽曰平端。

齐召南曰：“按同名之县甚多。如两阳城，一属颍川，一属汝南。两开阳，一属东海，一属临淮。两临朐，一属东莱，一属齐郡。两剧县，一属北海，一属菑川。两平城，一属北海，一属雁门。两宜春，一属汝南，一属豫章。两朝阳，一属南阳，一属济南。两溧阳，一属沛郡，一属丹阳。两酇县，一属南阳，一属沛郡。两安定，一属巨鹿，一属安定。两安丘，一属北海，一属琅邪。两富平，一属平原，一属北地。两乐陵，一属平原，一属临淮。两东阳，一属临淮，一属清河。两安阳，一属汉中，一属汝南。两新市，一属中山，一属巨鹿。此类颇象，然既所属异郡，无嫌同名，惟东海一郡有两平曲，此理之不可解者，其自注。一云‘莽曰平端，一云‘侯国莽曰端平，以‘莽曰端平推之，疑此县本曰‘曲平，后人转写之误，遂亦作‘平曲耳，存疑于此。”

同名之县不乏，但均分属两郡，一郡不可有同名之县，因此东海郡不应有两个平曲县，必有一讹。齐召南通过王莽所言，认为这是“后人转写之误”。

杭世骏在征引齐说时并非全盘拿来，而是经过细致的筛选，各个方面的考证皆有摘录，也遵循着自己的撰书原则：不对版本进行考据，力求准确的史实和清晰的表述，对模糊的或者有歧义的注解进行订补。无法得出结论的条目，便指出存疑，勇敢地面对个人知识的不足和时代的局限。

二、殿本《汉书考证》的定稿情况

由于《汉书考证》中所摘录的齐说可谓是《考证》的未全之稿本，因此两者比较便能得出武英殿本《汉书》在定稿时對齐召南稿本的去取别择，从而厘清武英殿定稿时的原则。笔者将两书《地理志》中共同出现的条目进行整合，共29条。

通过整理，发现殿本定稿时，对稿本的条目大概有几种处理方式：一是直接承用，二是完全删除，三是有所增补，四是删繁就简，五是语序调整。

直接承用和完全删除这两种情况都无需赘言，下面主要分析另外三种处理方式。

首先是有所增补，有6条属此类，对考证的内容有所增加。例如：

京兆尹，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右内史。

《疏证》：齐召南曰：“按《百官公卿表》曰‘内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内史、右内史，与此不同。师古谓‘据《史记》，知志误，按《史记·景纪》二年秋但云‘置内史，祋祤为县，未云‘分置左右内史也，不知师古何据？”

《考证》多“若据本书表，则孝景元年，即书中大夫鼌错，为左内史矣”一句，即对史实进行了考据，并列出书表与志不同之处，以备查考。

其次是刪繁就简，有14条属此类。有的是语言方面的精简，意义不变，如：

横，故山，名台水所出，东南至东武入淮。莽曰令丘。

《疏证》：齐召南曰：“按‘名台水当作‘久台水，久、名字相近而讹也。‘莽曰令丘，《水经注》作‘合丘。按入淮，‘淮即‘潍也，志中亦作‘维，亦作‘淮，如朱虚之汶水曰‘入维，灵门之浯水曰‘入淮，横县之久台水曰‘入淮，折泉之折泉水曰‘入淮，实皆入潍水耳。今俗呼此水为东淮河，知自汉已然矣，《水经注》引此志总曰‘入潍是也。”

《考证》大致相同，不过将“灵门之浯水”“横县之久台水”“折泉之折泉水”合在一起，仅用一个“入淮”，文字更为简洁。

有的是考证内容的删减：

汝南郡。莽曰汝汾。分为赏都尉。

《疏证》：齐召南曰：“按‘汝汾当是‘汝坟之讹，‘分为赏都尉当是‘赏都郡之讹，莽改‘汝南郡曰‘汝坟郡，又分置赏都郡，而改‘宜禄县曰‘赏都亭，为赏都郡治耳。”

《考证》无“而改‘宜禄县曰‘赏都亭，为赏都郡治耳”一句。前文已将文本校勘做得完善了，此句存在与否不影响总体文意，大可删去。

最后是语序调整，共有3条：

南陵。沂水出蓝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

《疏证》：齐召南曰：“按沂水，《水经注》引此条云‘浐水出蓝田谷，北至霸陵入灞水，是也，浐灞为关中有名之水，‘沂水自是‘浐水之误，但不知误始何时耳。”

《考证》：臣召南按：“‘沂水当作‘浐水，各本俱讹，《水经注》引此条云：‘浐水出蓝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是其证也。”

《考证》通常将结论前置，后加上文献依据。由于殿本首先要呈上御览，这种处理的优势是让皇上最快地看到结论，并知道这是有证据的，也就节省了阅读的时间。且这种语序调整也符合思考的逻辑顺序，不会让人觉得紊乱和别扭。但也有例外的情况：

折泉。折泉水，北至莫，入淮。

《疏证》：齐召南曰：“按淮无莫县，盖‘箕字之讹也，《水经注》引此文曰‘至箕县北入潍，是。”

《考证》：臣召南按：“汉无莫县，《水经注》引此文曰‘至箕县，北入潍，则‘莫字系‘箕字之讹也。”

《疏证》是将结论穿插于论证过程中，《考证》对语序进行调整，先论证，后出结论，这种论证过程更加顺畅。

通过上述各例的分析，可知在定稿过程中，对稿本的修改十分严谨细致。其中删繁就简最多，力求用简明的语言将问题阐释清楚，也是为了成就不刊之论。但尽管如此，在定稿过程中，有些修改还是有误的：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

《疏证》：齐召南曰：“按《武纪》：‘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岂至太初四年乎？志与纪自相矛盾，自应以纪为实。师古于此不加考辨，何也？”

《考证》：臣召南按：“《孝武纪》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杀其众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位武威、酒泉郡。岂迟至太初四年乎？志与纪自相矛盾，应以纪为实。”

《考证》不应作“并杀其众来降”，若皆杀了，则不需置属国以处之，且正文中亦作“并将其众来降”。由此可见《考证》定稿过程中亦有讹误。

且还有条目作者错置的问题，例如《考证》中有一条杭世骏所写的按语，即：

东莱郡  曲成。

臣世骏按：“《郊祀志》作‘曲城，《孝武纪》‘祀参山八神于曲城，皆‘曲城，而后书《郡国志》则与此志同。”

《疏证》中有此条目，但标为“齐召南曰”。此句仅罗列异文，并无学术判定，因此条目作者究竟为谁，并不重要。但由此可知二人定一起参与并交流了《考证》的编纂，才有此等“张冠李戴”的事情发生。

虽然清代武英殿修书处作为古代官方修书机构的代表，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赞赏，但其作品仍然存在一定的疏失和不足，还应辩证看待。

对于传世文献的保护，保持其文本的正确性，是实现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基础。武英殿经史馆校勘“十三经”和“二十二史”，为《四库全书》的编纂提供了经验。上文通过杭世骏对考证条目的选择，可以看出清代史学家在从事校勘时存在倾向性;而厘清武英殿定稿的原则，对“四库学”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且其工作的缺失和不足，也值得后人治学时引以为戒。

参考文献：

[1]董恩林.佚名《史记疏证》、《汉书疏证》的作者考——兼论杭世骏《史记疏证》的性质[J].历史研究，2010（3）.

[2]巢彦婷.杭世骏作《史记疏证》、《汉书疏证》补考[J].古典文献研究，2017（2）.

[3][清]杭世骏.续修四库全书第263册 史记考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董恩林，汤军.武英殿本《汉书》“考证”编纂研究（二）[J].四库学，2017（1）.

[5][清]齐中嵚.齐侍郎年谱[A].谢海林.齐召南《汉书考证》综论[C].古籍研究，2008（2）.

[6]张学谦.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校刊始末考——兼及殿本《十三经注疏》[D].济南：山东大学，2013.

[7]佚名.续修四库全书第265册 汉书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