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环境的“改变”绝不等于环境的“破坏”，由此提出环境人类“干涉限度差异”命题。区域环境敏感度天然差异决定了人类改变环境干涉限度区域差异，不同生产力背景下的环境“临界线”差异进而使人类干涉环境的程度形成了时间差。历史时期的资源客观上存在“匠化”“选择”“重建”三种考量过程差异，就会出现主观上资源利用“干涉限度差异”。干涉限度差异表现在历史时期食物资源的利用中的“匠化”程度差异，历史时期燃料、建材资源利用与人类选择取向上的人类的干涉差异;历史时期植物资源与动物资源在重建上回归性差异。为此，中国环境史或历史环境地理学者更应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应该多储备有关环境、资源的技术知识，更多从事小空间“小生境”的中国环境史或历史环境地理个案研究，更加重视田野考察在中国环境史或者历史环境地理研究中的作用，努力形成中国环境史或历史环境地理的本土话语。

关键词中国环境史环境资源干涉限度差异

〔中图分类号〕K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4-0001-09

不论是在历史环境地理研究语境中，还是在中国环境史研究视阈下，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互相影响是一个常识，并不值得我们太多思考。但是，由于中国环境史和历史环境地理的研究热潮都是在现实环境问题严重的背景下展开的，所以，海内外的相关学者几乎都认为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主体是一个负能量，历史时期人类“改变自然环境”往往与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话语意义完全相同。对于环境而言，在工业化时代环境破坏的背景下，人们对环境的原生态追求成为主流，世界上绿色和平组织众多，极端环保主义、极端原生态主义思想流行，对我们研究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理念影响甚大。这样，在历史研究的话语中甚至出现秦代就有严重的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事件。对于资源来说，同样在当下生物催生素普遍使用和转基因生物盛行的背景下，人们更强调对资源利用的本真性，仿佛资源越绿色、越原始、越山野就越好，这种观念折射在中国资源开发史的研究领域，使我们往往认为历史时期越是原生资源就越好，历史上人类对资源改造利用的力度越大，往往就越改变资源的原生性而不利于人类，好像“资源的原生”就等于“资源的优生”一样。但是环境史或者历史环境地理研究针对的环境，不是一个完全非人化的环境，即我们谈到的环境应该是相对于人类和人类社会而言的环境。环境、资源的好与坏完全应该以人类本体而言，环境和资源对于人类本体的好坏本身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或者可以说是一个时间概念。因为在不同的生产力背景下，人类本体对于资源、环境的好坏认知并不一样。为此，作者在多年的环境史研究的田野调查和理论反思基础上，提出干涉限度差异理论，以期形成中国环境史或历史地理研究的本土学术话语。干涉限度差异是基于人类主观上影响环境和资源程度的强弱差异。它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人类与不同地域、不同海拔高度、不同物种等等之间的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差异认识。所以，一方面我们很有必要提出环境改变的“临界线”、资源利用的“临界线”;另一方面也应深刻认识到这两个“临界线”可能因为人类影响程度的不同、生产力背景的不同、资源类型的不同而导致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并不统一的客观性。

一、环境的“改变”与“破坏”：人类干涉环境的限度差异

在历史时期人类对环境的改变和对资源的利用中，环境与资源对于人类和人类社会而言是相当复杂的。环境改变并不等于环境破坏，人类影响生态环境有一个从正能量向负能量的转换点“临界线”。不同环境的地区、不同生产力背景下这个“临界线”又往往是不一样的，所以“临界线”出现的时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1.区域环境敏感度天然差异与人类环境改变干涉限度差异

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本生在不同的气候带（区位地缘）、不同的海拔高程（环境高差）下，天然就会存在一种对外来影响敏感度上的差异，或者说环境天然的脆弱与稳定差，进而使环境在敏感度上差异明显，就会出现一种区域地缘和海拔高程差异形成的环境“临界线”差异。这种天然的差异显现历史时期人類干涉改变环境的影响在空间、高程上会出现明显的差异。应该承认在很长的时期内，不论是在中国环境史或是在历史环境地理的研究话语中，我们主观上可能并无这种区别认识的观念，大多只是发现同样的人类行为客观上可能对当时、后来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的历史研究环境观和现实关怀的环境观都有很大意义。就是说我们在历史研究的话语中，对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人类改变自然环境行为的影响客观上差异明显，所以我们应该差别认知、具体分析。在我们现实开发发展的话语中，主观上一定要树立人类干涉改变自然环境的程度是有强弱差异的，形成与不同地域、高程的“干涉限度差异”理念。

比如在历史时期中国南方热带雨林、亚热带阔叶森林、暖温带针阔叶森林、干旱半干旱灌丛中砍伐同样量的植被，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是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在北方山西、河北一带松木的采办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就更明显，而南方亚热带地区的楠木、杉木采办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就相对较小。我们认为岭南地区原始雨林很早就受到人类活动影响而出现环境破坏的观点，并不是很科学的认知。因为在热带雨林地区砍伐一定量的木材对整个热带雨林的生态影响是相当微弱的，因为热带雨林的生物多样性和气候温湿性使森林系统的抗干扰性相对较强，这是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不能相比的。即使是在同样纬度空间内的相同等量的行为，由于海拔高程的差异，同样量的生态改变行为，可能出现的生态影响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南方亚热带地区，由于采办对象桢楠、冷杉、云杉的环境适应性差异，也会出现影响的差异。如桢楠生存地区为相对低海拔的近水之地，而冷杉、云杉则主要生存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山地，蓝勇：《近500年来长江上游亚热带山地中低山植被演替》，《地理研究》2010年第7期。所以，在同样多的积蓄量的背景下采伐同样多的树木，可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亚热带地区低海拔的自然森林恢复功能明显要比高海拔的强得多。另外生长云杉、冷杉的地区往往又是水源林地区，水源林地区的环境变化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具体说就是采办云杉、冷杉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采办桢楠的影响，而不是以前仅局限于笼统认为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就是在同样纬度和高度的地区获取森林资源，由于获取森林资源的目的、方法的差异，造成的环境改变和环境破坏也是不一样的。据我们研究，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亚热带山地对森林植被的改变过程存在具体差异性。如明清时期在这样的环境皇木采办只是破坏个别巨大的冷杉、云杉，对整个森林的生态系统破坏整体上并不明显，即使是商业性采办也只是砍伐较大的林木，大量中幼林不会受到影响，整个森林植被的系统并没有失去回归复原的功能。但是清末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在人口急增背景下的玉米、马铃薯高山垦殖运动不仅完全将地表植被完全砍去，而且还将森林灌丛的根系完全破坏，使整个森林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自然生态系统难以自然回归复原，这才是造成亚热带山地灾害性水土流失的重要原因。蓝勇：《近500年来长江上游亚热带山地中低山植被演替》，《地理研究》2010年第7期。很有意思的是目前地理学界将中国南方亚热带山地的许多高山草甸看成一种常态，所以，当这些草甸地区出现灌丛、幼林时还以为是草原退化，实际上现在许多纯粹的高山草甸本来在历史时期就是草甸灌丛乔木混交地带，只是近几百年来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而才退化为纯草甸的。所以严格来讲，这里草甸出现灌丛、中幼林反而不是一种退化，而是一种自然回归的征兆。

在历史时期，中国东部暖温带和南部亚热带地区与中国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同样有一个天然水面减少和人工水面增多的过程， 但其生态环境意义却完全不一样。因为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水文生态环境更脆弱，改变以后自然恢复更困难。所以，历史时期华北平原地区湖沼水面的缩小对华北地区生态的负面影响更大。反观秦汉以来，江南地区的一些湖沼面积的缩小却要区别对待，在早期可能在人类的作用下天然水面减少，人工水面增大，甚至大量围湖造田造成的影响可能还是呈现一种正面的影响。因为在茫茫天然湖沼湿地“丈夫早夭”的环境背景下，部分湿地湖沼熟化为良田、赶走毒蛇害虫、建立村庄对于人类本体而言应该是一种发展，是一种进步。不过，这个行为过程的环境限度到来，即“临界线”在何时出现，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当然，人类适宜的环境本身就应该有区域差异，如水源林地区我们要尽可能保持其原生态，但人类活动频繁的人口密集区，适度人化的自然环境可能更适宜人类居住生存。所以，我们对两种地区的人类干涉程度的干涉标准就应该分别制定，区别对待。以此去分析历史时期的人居环境的好坏，自然也应该是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这就如烟瘴满山的自然环境确实超原始、纯生态，这应该是人类生态林、水源林的理想状态，但这并不适合人类就近居住，并不应该是人类的理想居住环境。

总的来看，我们以前的历史环境地理、中国环境史研究往往是不分地区、不分高程、不分影响方式地将人类改变或获取森林和人类改变天然人工水面比例的行为统统视为破坏环境，即将人类改变环境的行为影响不论空间、高程、方式看成一种均质的影响。这种研究现状在20多年前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仍局限于这样的局面，这不仅是在学术诉求上，同时在现实关怀方面也都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同样的人类干涉程度，可能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高程、不同的方式下，差异巨大，有的可能结果完全是相反的。所以，对于我们而言，以后的研究需要面对不同的空间、高程、方式的背景进行研究，这就对我们历史环境地理和中国环境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强调在小区域“小生境”与“微社会”的个案研究基础上总结区域话语的重要性。

2.不同生产力背景下的环境临界线差异与人类干涉环境的时间差

历史时期人类同样力度的改变环境的行为，在不同的生产力背景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差异也是巨大的。前人甚至将“蜀山兀，阿房出”认定为当时已经对巴蜀地区的环境造成了破坏，实际上这种认识完全是不科学的。从人地关系来看，秦汉时期的巴蜀地区，广大周边山地生态环境仍相当原始，森林植被还保存原生态状态，有大量的高大楠木资源作为制作船棺、悬棺之料，还有大象、犀牛生存山地间，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样躲避毒蛇猛兽的侵扰和让更多森林变成有人烟的田园耕地，所以，在这个时候修一个阿房宫的木材需求是远远不可能对巴蜀地区生态环境大格局造成破坏的。现在看来，所谓“蜀山兀，阿房出”不过是文人出于对秦始皇的敌意而出现的文学夸张而已，即使到了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对西南地区的亚热带山地森林的影响也是较小的。西南地区真正对亚热带山地生态环境产生毁灭性的负面影响是20世纪以来的高山马铃薯、玉米等高产旱地农作物的种植运动。

实际上，生态环境的好坏是基于人类自己生存所需而定，这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人本主义，自从有了人以后根本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一种超越人类自身的绝对原始生态环境。在人类社会早期，原始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的基本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威胁，原始密林中的毒蛇猛兽瘴气威胁到人类的基本生存，密林阻隔了人类基本的交通交往。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才将“开启山林”赋以褒意，认为砍伐林木对打造人类生存的环境而言是一种走向正能量的行为。在唐宋时期，中国各地都有虎患，所以武松打虎才被人们千古称道。明末清初，巴蜀地区一度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战乱，人口大量损伤，出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虎患和巴蜀历史上少有的一次环境回归原始状态。所以，“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垦殖旧地，实际上应该是一种恢复适宜人类基本生存的正能量行为。至于清后期人口大量向山地进军，主要原因并不是“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本身，而是与高产农作物的生物引进条件下人口空间拓展有关。这个空间拓展过程，即使没有明清人口的波折也可能會通过人口自然滋生出现。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湖广填四川”移民垦殖破坏了巴蜀地区的生态环境。

在汉唐时期，巴蜀地区存在一种称为“鱼害”的自然灾害，指的是发生洪灾时江河里的鱼漫到稻田中将稻谷吃掉了，可是现在看来这种灾害是不会出现了，因为自然界的江河中没有那样多的鱼了;再则即使出现可能我们并不会将其称为灾害了，因为在当前的价值背景下，天然的鱼的经济价值可能远比吃掉的稻谷大得多，人们将鱼捕下后稻谷的价值可以忽略不计了。这又是一个不同环境和生产力背景下同样环境事件的性质完全不一样的鲜活案例。

同样是山地游耕，不同的生产力和人口规模背景，产出效果和生态影响也相差较大。尹绍亭先生在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刀耕火种时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后来，我将其放在唐宋时期西南地区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也证明了山地游耕在历史时期的相对合理性。在唐宋时期人少地多背景下的山地游耕，不论是一荏轮歇制，还是轮作轮歇制，合理的林地比例和严格的隔火道制度下，是不会影响整个森林的生态系统的。同时，轮歇制下的火耕与休耕保证了土地肥力熵的持续性，使投入与产出比也较为可观。只是当人口急增，人地关系达到人地矛盾的临界线时，情况才越过熵限度。具体讲是当玉米、马铃薯等高产旱地农作物在亚热带山地广泛种植以后，从山地游耕变成山地固定坡耕，大量海拔2000米的水源林被砍伐变成旱地，南方亚热带山地形成结构性贫困，才出现对生态环境的严重负面影响。蓝勇：《刀耕火种重评》，《学术研究》2000年第1期;蓝勇：《明清美洲农作物引进对亚热带山地结构性贫困形成的影响》，《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所以，我们对于历史时期亚热带山地的刀耕火种不能简单认为是原始的、低产的、破坏生态的，要区别时代的差异来具体分析。

在历史水文地理或者中国水环境史话语中，往往根据历史文献中的片言碎语和诗歌中的一两句对江河水体清浊描述来分析当时的水生态环境，认为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水体破坏和污染。其实，在传统生产力背景下，至少在清代中叶以前，中国西南地区古代水体的特征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1）大多数江河清浊的变化是江河湖沼水体自然常态差异，即季节差和自然环境差异，与人类活动破坏并无关系。我们知道江河湖沼由于所经地形地貌的不同、河道形式的差异、季节的不同，可能对江河湖沼的水文景观影响都相当大。如以地形地貌来看，三峡黛溪上游经过了煤层地区水体表面呈现黑色，所以才有黛溪之名，但如果我们仅以文献水色记载来看，往往就形成一种水土流失严重的认知假象，实际上黛溪河两岸森林植被相对较好，水体质量是很好的。再如金沙江支流溜筒河流经昭觉县红土地区，故水色显红褐流入金沙江，而仅十公里之旁的支流苏角河因来自大凉山腹地森林地带则河水清澈见底。这种差异并不是人类干涉的结果，而是地形地貌差异形成的自然现象。历史上正是由于金沙江下游沿线有几条像溜筒河、牛栏江、小江这样的红褐色支流对整个金沙江历史时期水质黄褐色相起了决定作用。所以，在清中叶以前由于金沙江流域人类活动力度并不太大，人类的活动对金沙江水质的变化的影响是相当小的。要指出的是以前有学者认为长江、乌江在1970年以前所有季节都是清澈的，1979年后所有季节都是混浊的，显然也是没有根据的。[美]罗兹·墨菲：《在亚洲比较下观点的中国环境史》，刘翠溶、伊懋可：《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册，“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107页。不过，当人类生产力发展到可以在金沙江上修建大量水库电站以后，由于大坝的拦沙蓄清作用，金沙江水质从表体上看相当清澈了，致使四川宜宾完全一改以前的“岷金分明”中的“岷清金浊”变为“金清岷浊”。显然，当人类生产力提高以后，对水文的干涉程度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显现了人类干涉环境力度的时间性差异。

（2）在传统时代，在没有生态意识的背景下森林砍伐、城乡污水排放当然会出现水文变化和污染。但是由于传统时代生产力的干涉力度限制，江河湖沼水体并无明显的生化无机污染，即使存在有机污染也仅限于少数大城市之小河之中。如汉唐时期成都的锦江还可以濯锦，有“濯锦清江”之称，即便就到了清代末年，锦江河水仍可饮用，故才有“河水豆花”“河水香茶”的话语。当然，清末成都城内金水河、护城河已经受到有机污染不能饮用，井水也受到影响。同样清末民初自流井附近也因此塘井和斧溪河都受到生活垃圾污染而难以饮用。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56～258页。不过这种污染仅是有机污染，主要为生活垃圾污染，大多数是可能通过停止污染源和自身净化实现清污的。但工业化时代以来，大量无机污染出现，许多河流表面上呈现不透明的绿色，但水质本质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而且难以自我分解净化。这一是说明我们不能简单用水的颜色来鉴别水质的好坏，一是说明当进入工业化时代后人类活动对水环境的污染起的负面影响更大，也显现了人类干涉环境的时间性差异。

在传统时代，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社会上认为山林往往是藏亡纳叛之地，所以在历史时期很多砍伐森林的目的都有消除森林的这种功能的诉求，我们以前就知道传统社会土匪都在乡野。但随着热兵器时代的到来，山林作为藏亡纳叛的功能相对削弱。在当下这种信息化、核武器时代，人们砍伐森林的诉求中自然没有这样的考量了。这种变化自然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同样也体现了人类干涉环境的差异。

应该看到，正是由于区域和时间这两种差异，使每个地区的环境临界线的出现时间往往都不一致。也就是说同样的改变环境行为、同样量的改变环境行为，放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其影响可能都会有相当大的差异。所以，我们很难在一个太大的区域内定一个明显的环境变迁的“临界线”，而是需要在不同的地区找出这个地区的环境变化正负临界线。这样，区域环境史或区域环境地理的研究尤为必要。对于一个“小生境”来说，比如一个县城、一个几平方公里的区域，可能一次较大的改变自然较早就会出现局部的环境破坏，就会出现我们称的“小生境”的破坏，但在“大格局”意义上来看，即确定一个几万、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内的环境临界线出现，可能就较为复杂了。换句话说，如果要确定一个几万、几十万平方公里的环境临界线，可能就必须从地形地貌、气温湿度、人口规模与分布、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植被总量变迁、水源总量变化等综合考量了。就中国传统农耕时代背景下来看，浅丘地区的人口密度、人地比率是考量生态环境临界线的一个重要标志。以四川盆地为例，这个临界线可能是在清代嘉庆以后才显现出来的。就整个四川盆地而言，早期人类垦殖的基本规律主要是先在盆地内的平原和浅丘进行垦殖，但在传统生产力背景下，60-80万顷是一个环境承载的基本垦殖数字。也就是说四川盆地一旦突破这个耕地数字后，可能就要进行大量地山地坡耕。以传统观点认为清代中国南方地区耕地数人均4亩为传统社会基本温饱线为准，整个四川人口在2000萬就是一个基本人口线。据我们研究这两个数字都是在清代嘉庆年间出现的，也就是说在传统农业生产力背景下，四川盆地耕地达到60万顷、人口超过2000万是环境变化的临界线。蓝勇：《乾隆垦殖对四川农业生态和社会发展影响初探》，《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因为在传统农业生产力没有本质性发展的背景下，农业社会只有采用扩展种植空间的外延式发展的道路，向四周山地大规模进军，进行山地种植，大量砍伐森林，特别是由于种植需要对林木根系的破坏，使森林失去了自我恢复的功能，才出现了对水源林地区的较大破坏。也就是说在长江上游地区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破坏性改变的环境变化可能是在这个时期以后，清代嘉庆年间是四川盆地的环境“临界线”出现的时期。

二、资源的“匠化”“选择”“重建”：资源利用干涉的限度差异

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中还必需注意人类利用环境提供的资源的“匠化”程度，即人类在资源使用过程中对资源改变程度大小的问题。首先这是一个客观性话语的讨论问题，即我们总结历史时期人类的资源利用过程中发现人类主观上或者客观上对资源的改变程度本身是有明显的差异。即不同的资源类型对于人类本体的适宜性天然存在差异，所以，我们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人类干涉资源的用力程度就已有一定的差异。即历史时期资源“匠化”也不能简单等同于资源“退化”，不同的资源类型、人类影响程度、不同的生产力背景三个参数形成的复杂关系使得在历史时期“临界线”上出现巨大差异。这里仅以食物、燃料、建材三个方面资源来作一分析。

1.历史时期食物资源利用中的“匠化”问题。

我们发现鸡、猪、鱼三种资源性动物的人为干涉差异在历史上客观存在，研究表明历史上人类很早就完成了对野生状态的猪、鸡的人工训养，但对鱼的人工养殖却出现相对较晚。这主要是在于绝对野生的鸡、猪与绝对野生的鱼在适合人类口味上天然地存在着巨大差异，野猪、野鸡由于天然的腥膻味并不适宜农耕民族的日常口味，而天然的鱼却最能体现鱼的鲜味且少有泥腥味，所以，在历史上人们自然首先选择养殖了鸡和猪，而不是鱼。实际上经过人类驯养的鸡和猪在口感和口味上自然是野猪和野鸡不能比拟的。但是，当在科学技术发展、市场需求加大的背景下，人们加大对家养的猪、鸡干涉力度，使用催生激素类饲料喂养，使鸡和猪快速生长后，猪和鸡的肉质和口感又完全下降了。蓝勇、刘静：《历史时期资源开发的技术“干涉限度差异”研究——基于唐宋以来长江流域渔业经济方式变化过程的反思》，《江汉论坛》2016年第5期。这就又提出了一个“匠化”程度的新问题。再如食用植物资源来看，也并不是原始野生状态的食用植物资源都比人工种植的好，比如野葱、野蒜的品味就远不如人工种植的葱蒜，但后来完全依靠催生素培育出来硕大无味的葱蒜又过犹不及。这同样是一个“匠化”程度问题。实际上在中国饮食史上有一个较为特别的现象，许多蔬菜在野菜与家蔬之间界线并不清晰，历史时期野生蔬菜资源的丰富和人口基数不大的背景下，人们除了大量人工栽培蔬菜外，还大量利用天然的野菜，因经常食用而好似家蔬，如苕（巢）菜、苦菜、绿菜、木鱼子、纯菜等;有的蔬菜则是人工载培与野生同时并用，如竹笋、蕺菜、蜀葵等。所以，直到当下，有的菜类野生状态更适合人类口感味道，有的则是人工栽培的更适合人的口感味道，不是说所有蔬菜都是以野生状态为最好、最绿色。实际上历史时期在传统技术背景下人类培育选择的过程就是一个自然优化的过程。也就是，面对不同的资源，是否“匠化”，“匠化”到何种程度，历史时期人类已经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我们的研究表明，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资源类型、品种，人类干涉的程度是有差异的，这是一种历史上的资源本体属性与人类选择适应形成的客观现象，是历史上一个人类的主观选择的过程。当然，历史时期同一样资源品种可能人为干涉程度超过人类本体的适应性，“匠化”过度可能也会走向反面。特别是当现代技术进入后，在市场利益驱动下，往往以总产量、单株重量为一个重要的追寻目标，反而使有的蔬果生物的品质显现良莠不齐之乱象。

当人类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人类使用激素饲料养殖，许多生物资源生长速度大大加快，资源总产量和个体重量大增，由此而來的生物品质状况却较为复杂。许多资源在这种人类干涉下产量与品质同时提升，或者产量大增、体量大增但品质仍能维持原来的水平，或产量大增但品质口感味道大大下降，人类干涉的影响显现的结果并不完全一样。如许多苹果介入新技术后，单体重量大增，色相更好，但呈现品质大降，反而本土昭通、茂汶苹果口感品质不减。但许多葡萄、柑橘接受了新技术介入后品质、果体、产量都比以前好得多了。出现这种差异现象，可能是生物本体的属性的差异所致，可能是人类干涉技术的差异所致。不可否认的是历史时期人类干涉技术提高后，使生物资源品质有较大提高，产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如在历史上许多鱼类资源在近20年内完成纯天然生长向完全或半人工养殖的过程，如我们熟悉的江团、青波、鲶鱼、黄腊丁完全可以人工养殖了，但齐口和重口裂腹鱼的雅鱼则只能半人工养殖，这是冷水鱼类特殊的环境背景要求和我们的技术还不能完全复原雅鱼的生存环境所致。实践证明，这些鱼类如果使用传统饲料人工饲养，鱼类品质与野生状况相差并不是太大的。在中国农耕社会里，牛往往是作为耕牛出现的，所以人们食用牛肉并不普遍。在中国古代食谱中，牛肉菜品在肉类菜品中是最少的。但到了工业化时代后，特别人力车耕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牛作为一种相对绿色的食料资源往往更多地被用于饮食，人们才开始在牛的饲养中加大了人类干涉的强度。

不同的生物资源人类干涉它的用力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历史时期就客观存在一种差异，这是生物资源本性差异与人类生产技术发展差异双重影响所致。所以，我们认识到历史时期不是所有的资源人类干涉都是不好的，也不是干涉到何种程度都是合理的，因为有的资源必须完全干涉它，使失去原来的天然状态，有一些资源却完全需要保存了它的原生态，更多资源是需要在不同的环境、生产力背景下适度干涉它，对历史时期的资源，我们是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资源“匠化”标准的。我们在中国环境史或历史环境地理的研究中对这些资源的人类利用结果一定要有一个分门别类细化评价，不能一看到人类技术介入就说不好，以为食物越原生态、越天然就越好。这应该是我们的一种历史资源评价的标准，也应该是一种正确的现实社会考量准则。历史资源地理或中国环境史的研究需要是对历史时期这种资源干涉程度的客观过程作出研究，然后再总结其规律性，将之融化在当下的社会干涉行为准则中。

2.历史时期燃料、建材资源利用与人类选择问题

随着生产力的变化，作为燃料和建材的资源都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重大替代转换过程，即在燃料上出现了从可再生生物燃料逐渐向不可再生非生物燃料转变的燃料换代过程，蓝勇、黄权生：《燃料换代历史与森林分布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期。在建材上也出现了从可再生生物建材逐渐向不可再生的非生物建材转变的过程。虽然在中国古代煤炭、天然气的发现运用出现较早，利用砖石建筑房屋也出现较早，但整体上这两个转换过程是在20世纪这一百多年之间完成的。

传统社会的燃料主要是以可再生的生物燃料为主，即以树木薪材为主。在传统时代的生产力背景下，人类获取生物性燃料相对容易，而发现和获取非再生燃料却相对更困难。在生物资料中，人类在传统时代已经开始部分转换，如将薪材转换为木炭。但是非再生生物燃料的运用相对更晚，石油、天然气虽然发现较早，但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广泛运用却较晚。在传统时代，人类对可再生的生物燃料的获取一般遵循就近获取的规律，所以，在人口密集的传统农耕区，特别是在城镇四周边，往往是一片童秃，绝非我们臆想的古代人生存的环境是如何的一片青山绿水。在传统时代可再生生物燃料的取用，对城镇周边的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明显的。不过，由于传统时代在高产旱地农作物传入中国之前，人类活动对广大水源林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在中国西南亚热带山区的广大山区整体上森林生态环境还是较好的。到了21世纪的中国，由于城乡广泛采用煤炭、液化气，完成了从可再生生物燃料向不可再生非生物燃料转变的燃料换代过程，叠加其他人口流动、环境意识的因素，可再生物燃料的取用达到历史时期的一个相当低的水平。所以，中国目前南方亚热带地区的植被状况进入到了相当好的时期。但我们发现，由于可再生生物燃料有可再生性的优点，而非再生非生物燃料存在有不可再生、破坏不可回归、生化污染严重三大弱点，反而我们在这个时候又要鼓励适度选择使用可再生燃料。所以，在燃料转换过程中，人类对不同的燃料资源的选择是有区别的，体现在干涉资源程度上就会有选择的差异。显然，现在我们看见农村适度用薪材作为燃料就不应该一味指责。当然，适度利用可再生生物燃料这个适度是需要我们研究的。我们相信，当科学技术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随着新类型燃料的出现，可能出现的人类干涉选择又有差异，如现在电能燃料、醇基燃料等。从此来看，资源的选择行为是一个与生产力水平、资源属性、社会观念相关联的行为，这就决定了人类干涉资源的选择具有时代性、差异性。显然，我们在中国环境史的研究中就不能一看到历史时期砍伐森林为薪材就认为是破坏环境，也不能一看到历史时期使用了石油、煤炭、天然气就以为更有利于环境优化。

3.历史时期植物资源与动物资源的重建在回归性上的差异问题

在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中，我们往往将森林变迁与野生动物的变迁联系起来研究。但我们较少注意到历史时期森林中的植物和动物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显现的演变规律的差异性。我们研究历史时期贵州威宁石门坎地区环境变迁时就发现，植物资源与动物资源的破坏与重建的基本规律并不完全一样。研究表明，贵州威宁石门坎地区在清代末年的森林植被状况并不如现在好，但我们发现仍然有许多珍奇的野生动物存在其中。现在森林植被相对较好，反而野生动物种类大大减少。蓝勇：《贵州威宁石门坎田野调查反映的环境变迁》，《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这种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动物与植物发展的差异性对我触动就较大。我们发现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虽然当时石门坎附近森林植被不如现在，但在广大的山地腹地仍然有较多的原始森林供野生动物们栖息;一是可能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对石门坎附近野生动物的猎取使野生动物遭受到灭顶之灾，生物链出现断链，一时难以完全回归到清代状况。问题是野生动物破坏后的回归重建与森林植被破坏后的回归重建体现的回归性并不一样。森林植被的回归重建相对更为容易，而野生动物的回归重建则相对较难。在历史时期的中国南方亚热带地区，只要土壤、气候条件不变，如果树根不被破坏，森林的自然回归恢复是较快的。但是野生动物一旦猎取捕杀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各种野生动物的生物链打乱形成断链以后，要想回归重建就相当困难了。所以，我们发现在中国南方亚热带山区很多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历史时期较高的水平了，但并没有我们曾经熟悉的亚洲虎、熊类、猿类出现，并且连中小型兽类都较为少见了。不过，由于大量食肉天敌的消失，食杂的野猪存量在森林恢复和农村人口减少背景下飞速增长，又显现了人类的另一种干涉力度的影响。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整体上野生动物生态脆弱性远比原始森林更明显，人类在历史上对野生动物的干涉一定要更为慎重，切记要控制好干涉强度。当然，即使是森林的回归也不是完全的回归，同样面积的原始林与次生林中幼林的生态意义完全是不一样的，更不要说同样面积的原始林与人工林的差异了。所以，森林覆盖率就是再提升，可能我們也无法找到历史时期的瘴气遍野的状况，因为演变成的人工林失去了产生瘴毒的众多物质来源。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讲从原始林到人工林的这种变化是有利于人类本体的，因为我们人类在受瘴气威胁与享受原始密林环境之间选择可能更多应该选择后者，而不是极端生态主义选择的前者。

三、中国环境史学科的新要求

如果从中国环境史或者中国历史环境地理角度来看，研究历史时期人类干涉环境和资源的程度差异，拟定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资源的人类干涉差异标准，对于深化中国环境史或历史环境地理的研究在学理上意义重大，也会使中国环境史或历史环境地理的研究在现实部门看来更有可操作性。当然，如此对于我们研究者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是要求中国环境史或历史环境地理学者有更强烈的现实关怀。如果在二三十年前，中国环境史或历史环境地理研究的现实诉求可能主要还是培养人们的环境意识，1992年我出版《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一书时就仅有这种功能，只是想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去培养社会的生态文明观，但在当下只有这种功能就远远不够了。因为当下整个社会和环境部门更多需要我们提供可资具体操作的方案和建议，而不是一些正确的口号。所以，我们中国环境史或者历史环境地理的研究者首先应该是中国环境现状的热心者、关爱者。

二是要求我们对有关环境、资源的技术知识有更多的储备。目前中国环境史或历史环境地理的研究者大多是人文科学出身，科学和技术素养相对较弱，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仅有关怀现实的热情可能还远远不够，在中国环境史或历史环境地理的研究中，储备相关的环境和资源的技术知识对于我们更科学、更深入地研究中国环境史或历史环境地理更有意义。特别是当我们深化到具体研究每一种“小生境”或每一样资源的具体干涉差异时，有关生物、地理的知识储备就尤为重要了。

三是要求我们有更多小空间“小生境”的中国环境史或历史环境地理研究的个案出现。中国历史上有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上疆域，环境背景和资源属性相差巨大，对如此大的空间，我们的认知往往是难以精准的，所以以小空间为研究背景对于我们深化中国环境史研究相当必要。只有当我们的研究精准到哪一个小区域、何种气候带、何种地形地貌、何种生物食物、何种燃料、何种建材后，我们的方案建议对社会才可能具体而精准，才具有可操作性。

四是要求更加重视田野考察在中国环境史或者历史环境地理研究中的作用。其实要真正实现上面三点要求，进行大量深入的田野考察是必由之路。正是我们多年来在亚热带高山草甸地区的考察才发现了这个地区生态变化的特殊性，正是我们数次带上老照片重走前人的道路才发现近百年来城乡植被变迁的差异性，正是我们吃遍大西南才发现许多食材资源的“匠化”的天然差异性。周琼教授正是通过大量云南瘴气的田野调查，科学地回答了学界一度认为的瘴气仅是中原文人的地域偏见其实根本不存在的观点。周琼：《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五是在中国环境史或历史环境地理的研究领域内，我们急需形成中国环境史的本土话语去影响海外。改革开放以来，环境史的研究从理论到个案最早都是来自大陆以外，西方环境史的研究理论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影响巨大，梅雪芹、包茂宏、王利华等在介绍海外环境史理论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40年过去了，虽然中国环境史或历史环境地理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但建立在坚实的田野基础上的个案研究且形成本土话语去影响海外的成果并不多。所以，中国环境史或历史环境地理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出现众多的成功个案并总结出本土话语去影响海外。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