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地炼已经开始获得原油进口权和进口原油使用权。2015年12月，东明石化首获1万吨汽油出口配额，自此拉开了地方炼厂参与成品油出口序幕。到2016年，地方炼厂申请出口配额增加到了12家，共计发放配额167.5万吨，而实际完成总量近100万吨，完成率为60%。但由于民营炼厂未能完成出口配额指标，才被商务部暂时取消出口配额资格，避免配额资源再度被浪费。这也透露出政府部门对于地方炼厂直接出口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等存在疑虑。民营炼厂直接出口资格被取消后，或将转向四大代理公司代为出口，因对成品油加工原油来源并没有约束，因此即使切断了民营炼厂出口，但是通过与主营炼厂签订供应协议，仍可实现其油品资源外流目的。从市场整体发展角度来看，这有利于我国石油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资源整合。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国企改革做出顶层设计之后，我国油气领域改革进入快车道，多个重磅改革政策相继出台，其中“三权”放开尤为引人注目。因政策和体制机制上障碍形成的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迅速消融，2015年5月，东明石化成为首家获得进口原油使用权的民营地炼企业，扼制民营石油“咽喉”的油源问题就此破题。也正是“油源开闸”，激发处于中等规模的地炼向千万吨级炼厂扩能的热情，一批民企大型炼化一体化项目开建，浙江石化项目全部建成后原油加工能力4000万吨/年。而在油品终端市场，从结构上来看，非国有加油站数量占比逐年增加。截至2016年8月，具有成品油批发经营资质的企业数量达316家。经过10多年清理整顿，地炼非但没有在清理中沉寂，数量反而不断增加，一次加工能力超过1.6亿吨。与2000年相比，山东地炼一次加工能力增长超过25倍，主营业务收入增长超过70倍，原油一次加工能力和主营业务收入均占全国地方炼厂的70%以上。2015年3月底，东明石化以50亿美元价格，将公司49%股份转让给卡塔尔两大石油巨头—卡塔尔投资发展集团和哈马德·本·苏海姆企业集团，而变现的资金，将作为该公司在山东等6省建立并运营1000座加油站的投资费用。

而这一切，离开政策支持是不可能做到的。

至于为什么要暂时取消民营炼化出口配额资格，还是从风险和整体利益通盘考虑的。央企出口比民企出口有很多优势：一是相对集中。二是能够把握货币问题和防范汇率风险。况且，在我国外汇储备大量下降情况下，让民企去出口成品油，外汇储备回流是个问题。有些人不理解我国进口原油再出口成品油和化工产品，认为这是把污染留在国内，把产品卖到了国外。其实这个观点过于短视。我国是原油进口大国，但在全球石油市场上却是个弱国。因为你只有原油需求量，是没有意义的。现在全球每年有超过40亿吨原油需求量，我国充其量仅占1/10，也就是4亿吨左右，根本谈不上拥有话语权。只有一边大量进口，一边大量出口，才能形成巨大的贸易规模，从规模中获取话语权。而民营炼油，显然还不适合进行这样的规模操作。三是从风险角度讲，央企的避险机制更完善。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弱势产业，对他国实施非歧视性贸易壁垒。2000-2014年，我国出口的成品油遭遇到9个国家的反倾销，总数达25次。由此可见，我国成品油贸易出口面临的国际环境较差。

过去3年，我国成品油出口配额规模变化不大，2017年下半年开始一般贸易出口模式全面替代原有的加工贸易出口模式。今年，随着恒力石化、浙江石化两家2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投产，预计我国成品油出口规模将增至6000万吨，其中汽油出口压力最大，约800万吨增量需要寻找释放空间。出口规模猛增也将给国家预判和规划成品油出口配额提出挑战。随着配额数量，以及复杂性增加，细分企业主体、品种，以及时间段配额执行方式可能需要进一步优化，以增加配额管理空间和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