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汪徐秋林

“资本向善”的倡议，从未有过停歇。

来自上海的沈杰，创业之前，曾是中国科学院通信与信息系统的博士，研究方向是热门的物联网。

2016年，沈杰在浙江湖州创办了一家名为“庆渔堂”的科技公司，致力于用互联网的模式改变中国农村地区渔业长期落后的局面。他开发了一套水质监控系统，以水质监控科技服务为切入点，降低养殖风险和劳动强度，连接零散鱼塘，形成规模化水产养殖，实现无公害、零排放、高效益的生态养殖模式。

“我是渔民的儿子，在鱼塘边长大，对渔业很熟悉，对渔业很有感情。”沈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寻找启动资金时，他屡屡碰壁。“资本对渔业的认知，还是比较陌生的。”沈杰说，“前后我见了好几十位投资人，最后禹闳资本和跟投方投资了2000万元。”

2018年6月1日，在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2018年会举办的影响力投资签约仪式上，沈杰与上海禹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闳资本）签约。

沈杰认为“庆渔堂”是社会企业，他希望通过成立企业解决某个社会问题，而投资“庆渔堂”往往被称为“影响力投资”，一种义利并举、公益与商业相融合的投资，财务回报之外，也追求对社会和环境的正面影响。

2019年4月12日，中国首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扫描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北京发布。根据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中国拥有“自觉意识”社会企业数量1684家左右。社会企业发展的背后，“影响力投资”日益成为公益行业热点，期望引领“资本向善”的潮流。

社会企业在中国达到175万家

与沈杰经历类似，“水滴筹”创始人沈鹏出生于沂蒙山区，少年时曾攀爬电线杆被电击，住了8个月的医院，“从那以后，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关注中国医疗技术的应用和升级”。

2016年，29岁的沈鹏离开美团，创办“水滴筹”。2018年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上，“水滴筹”获得“年度社会企业奖”。

在报告中，“水滴筹”和“庆渔堂”都属于“自觉意识”的社会企业，参与业内活动，自己和同行都认同其社会企业身份。报告推断，在更广泛层面上，尚未认识到自己社会企业的身份，不被业内所了解或接纳的社会企业，在中国甚至达到175万家。这些企业具有社会或环境目标，并能够采用商业手法实现目标。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邓国胜解读报告时表示，抽样调查发现，接受调查的370多家社会企业，已经为1.05亿个弱势群体提供了相应服务。其中40.4%的社会企业将弱势群体定为目标客户。

另一发现是，无论是基金会、政府类公益创投，还是商业投资机构，约46%-55%的机构在教育与培训、健康与医疗领域进行社会投资，其中，影响力投资是基金会和商业投资机构的主要投资方式。

邓国胜认为，无论是基金会、政府的公益创投，还是商业投资机构的“影响力投资”，在未来都将加大投资比例，“加上现在提出的绿色金融、绿色债券、PPP的概念，发展潜力无限”。

但值得关注的是，“影响力投资”一词至今仍无统一定义，也没有统一的衡量方法和指标。

在纠结于概念辨析外，投资人和企业从业人员更关心“希望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环境效益”的投资能够影响更多圈外人，并让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效益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效果难评估

在多个场合，禹闳资本创始人、董事长唐荣汉都被视作中国从事社会影响力投资的代表人物，但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再三强调自己并没有将所从事的投资事业圈定在“影响力投资”的范畴之内。

成立禹闳资本前，唐荣汉是一名专业投资人。2006年，在广西和浙江，他看到当地村民因为污染罹患遗传性疾病时，就曾思考能否在投资中兼顾社会环境影响。2007年，唐荣汉与其他两名合伙人发起了禹闳资本。

“有同行说我在选择投标对象时有道德洁癖。”禹闳资本刚成立时，唐荣汉就将“吃饭”“吃药”“环境”作为自己投资的选择方向。唐荣汉说，“如果是有悖社会环境效益，我们就不投。”此后的四五年，除了投资金融企业，他们还重点投了农业和新能源项目。

禹闳资本的思考，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影响力投资”设想不谋而合。2007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一次有投资人、创业人士、慈善家都参与的会议中讨论资本应该投向哪里，才能最有效地造福社会和环境，这也是“影响力投资”的滥觞。

2012年，唐荣汉偶然得知“影响力投资”一词，逐渐参考影响力投资的方法，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投资逻辑，即通过研究社会痛点选择投资主题，分行业明确财务与社会环境目标并重的投资标准。

但如何衡量“影响力投资”的评估效果，公益界和投资界至今仍莫衷一是。

在国际上，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研发了一套包含四百多个指标、环境和经济绩效的投资标准，非营利组织B-Lab也为社会影响力投资项目和投资者开发了一套评级体系，用以识别和促进“共益企业”，但是大多数观察者都认为，寻找一种可靠的方式来测量社会影响力，充其量只是一项“正在开展的工作”。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SDG影响力金融高级别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杰德·艾默生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一些投资机构对“影响力投资”的认识停留在“生产的产品是否对公众有益”的层面上，但是“影响力投资”作为一种价值认同，将促进企业内部的革新和改造，促使企业重新思考资本所能发挥的价值。“影响力投资的意义还体现在对公司、对员工更为友善。”杰德说道。

“影响力投资” 范畴偏窄

这种情况下，禹闳资本自己聘请团队，对每一个考察的项目做尽职调查。

“虽然影响力投资被称为‘耐心资本，但我们这类的投资周期并不比其他类投资时间长。”唐荣汉很高兴地发现，“目前我们投资的项目，没有一个出现亏损，从已退出的几个项目（股权）来看，收益也与普通投资的收益相差无几。”根据禹闳资本提供数据显示，机构投资的收益在年化25%左右（含税）。

唐荣汉认为，一些主流投资机构虽然尚不了解“影响力投资”的具体内涵，却在践行“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要求社会与环境效益”的内涵。

因此，唐荣汉认为“影响力投资”概念范畴比较确定，但其外延不宜过窄，“如果我们将投资的目标和标准仅仅放在其中，有更多主流的投资机构认识不到这一概念”。

目前，对社会企业的投资主要来源是基金会、政府机构和商业投资机构，其中，基金会（63.2%）和商业投资机构（91.7%）都确立了对财务回报的要求。

唐荣汉认为，帮助投资的企业提升商业竞争力、克服“小而美”的局限、走上规模化的发展道路，既是对投资人负责，也是所投企业使命使然。但对于创业者，企业朝着既有目标生长，不发生“价值或目标的偏移”，还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

无论是曾有争议的“摩拜单车”，还是明星级别的扶贫项目“中和农信”，都经历过“目标是否偏移”的追问。

被美团收购后，摩拜单车如何发展，无论是公益界还是投资界都存有疑问，而中国扶贫基金会自2018年不再担任中和农信的大股东后，这个曾经的明星扶贫项目还能否继续保持初心，也值得关注。

作为投资人，唐荣汉希望企业坚守社会目标。“如果因为换了股东，就担心社会企业发生‘价值偏移，或许还不够全面。”他认为，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如何在商业竞争中发挥社会价值，如何持续发展，都需要将它放置到更广阔的空间中，才能进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