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冰欣

文物被赋予宏大涵义的那一刻，是历史在施展魔法，为人力介入从而孕育的结晶，渲染远超其物理价值的神秘光晕——这需要数百、数千、数万年;但那些巧取豪夺、偷天换日的手段，却可能只发生在短短的一瞬间。而一旦国家宝藏落于他人之手，便无异于漂泊在外的游子，其漫漫归乡路，往往历经坎坷，乃至举步维艰。

抢救流失文物，刻不容缓。建国后，周恩来曾专门成立“抢购文物小组”，通过合适的中间人疏通信息，不惜代价“拿下”贵重文物。“文革”前，故宫得到的捐赠蔚为可观，自身也做了大量征集工作，且尽力收购珍品，免遗珠之憾;改革开放以后，则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积极说服藏家卖出，盖独乐不如众乐矣。

1989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公约，与21个国家签署了相关政府间文件，旨在追回非法出口文物;2002年起，财政部设立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2003年，启动国宝工程，继续为抢救流失文物、保护文化遗产奔走;近年来，我国更逐步探索、建立综合使用外交斡旋、协商谈判、执法合作、司法诉讼等方式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体系……让我们庆幸的是，通过种种努力，“文物还乡”的佳音时有耳闻，堪以告慰。黯然销魂，莫过别离，客途霜冷，幽愁暗恨;岂知春风吹度，终得重临故土——“新回家时代”有日益强大的后盾作依托，相信更多文物再次感受到母国怀抱的温暖，或指日可待。

今次意大利返还中国文物，正是“一带一路”上又一个良好的开端。当然，一件文物的成功回归，其实也是多渠道配合的结果，与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都是分不开的。而就目前来看，面对非正常手段流失的文物，回流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即回购、捐赠与追索。

回购：常见文物回流手段，天价、辨伪是考验

关于回购的第一个故事，须从乾隆说起。

在其收藏的历代书法作品中，有三件系帝特所钟爱之：王羲之写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写的《中秋帖》、王珣写的《伯远帖》。为随时欣赏晋人三帖，乾隆命人在养心殿西暖阁辟出一间小屋，赐名“三希堂”，将三帖妥帖放置，故曰“三希帖”。

《中秋帖》行草相杂，书法古厚，神韵独超，天姿特秀。

《十咏图》是一幅山水人物图，环境幽雅，气象恢宏，且文献价值极高。

1924年，著名古瓷学家郭葆昌得知，爱新觉罗家的不肖子孙溥仪将《中秋帖》《伯远帖》带出宫，抵押在日本银行。唯恐传世名帖到期未赎，失落东岸，郭葆昌花重金赎回“二希”。1951年，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途经香港做短暂逗留时，意外得知流失的“二希”竟滞留此地。原来，二帖被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押给一位印度人，印度人又将之转押英国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赎期限定在1951年底。郑振铎忙向中央报告，望政府能出资购買;与此同时，张公子伯驹也一直关注着二帖的去向，上书周恩来力陈赎买之事十万火急。周当机立断，批示“确定真伪后，两件国宝可以重金购回”。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等人亲往鉴宝，明确真迹无疑。两件稀世国宝，遂以35万元的天价，回归故宫。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物回购多了一重路径——拍卖市场竞拍。1995年秋的某一天，北京一个容纳800人的拍卖大厅座无虚席，连走廊过道也挤满了人。临近9点，拍卖开始，现场鸦雀无声，紧张的气氛，源自拍品——张先的《十咏图》;此时，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代表故宫，就坐在竞拍席上。待拍卖师宣布起拍价，现场竞争之激烈立显无遗，故宫“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务必让《十咏图》回老家。最后，拍卖会场出现感人一幕，参加竞拍的代表有人喊起来：别争了，把画留给故宫吧！就这样，故宫斥资1800万，如愿以偿。

事实上，凡珍贵文物“出山”，故宫始终活跃前台。除大手笔收下《十咏图》，还分别以400多万元购石涛《高呼与可图卷》，600多万元购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事实上，凡珍贵文物“出山”，故宫始终活跃前台。除大手笔收下《十咏图》，还分别以400多万元购石涛《高呼与可图卷》，600多万元购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2003年4月，故宫得知嘉德公司将拍卖隋人书《出师颂》的消息后，立即与该公司进行接洽。7月8日，北京市文物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指定“故宫博物院为《出师颂》的优先购买单位”。故宫动用本院文物征集专项资金2200万元予以收购——这个数字，也破了“宫里”的纪录。至8月24日，“铭心绝品——两晋隋唐书法名迹展”在保和殿西府开展，《出师颂》被置于显著位置，同时展出的，还有《中秋帖》、《伯远帖》、西晋陆机《平复帖》、唐冯承素摹《兰亭序》。据故宫书画专家单国强介绍，搬出另外4件墨宝的重要目的，亦是为了验证《出师颂》的“是非”。

就在《出师颂》回到国人视野的一年前，中贸圣佳拍卖公司从日本征集回米芾代表作《研山铭》，国家文物局启用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资金，以定向拍卖的形式用2999万元人民币购得——这也是专项经费设立后，回购的首件珍贵文物，具里程碑意义。如今，《研山铭》和《出师颂》一样，栖息“宫内”，静候后世或惊艳、或质疑的目光。

“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款，每年5000万元左右，好钢一定要用在刀刃上;注意辨析真伪、科学评估、明察暗访、有所侧重……而且，这笔资金，不当花在早年被侵略者带出国门的文物上。”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彭卿云强调，“我的东西被偷走了、抢走了，如果拿钱再买回来，岂不是等于承认对方偷得对，抢得对？”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尘封的历史晦涩复杂，文物离散之苦，尤以皿方罍“器身”和“器盖”一度天各一方的故事，最为曲折。皿方罍堪称中国晚商青铜器鼎盛时期的“方罍之王”，1922年出土于湖南省桃源县漆家河，多次辗转，罍身与盖分离。1952年，器盖被交给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妥为保存”;1956年，湖南省文管会与省博物馆合并，器盖移交湖南省博物馆。“我第一次亲眼见到皿方罍器身，是在1993年6月下旬，日本收藏家新田栋一的家中，”原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熊传薪回忆，“两方都希望身盖合一，收归己用，新田栋一甚至列了非常实惠的条件。后来，没谈成。”

2001年，新田栋一家族将皿方罍器身交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上海博物馆和保利艺术博物馆联手筹集了一笔巨款赴美竞买。可惜，夺标者是个法国人——报价比我方高出四成。2014年，皿方罍再度出现在纽约佳士得亚洲艺术品拍卖会上，中国文博界、企业界和收藏界组团，众志成城前往洽购，终于促成皿方罍器身与器盖“兄弟团聚”。5000万美元，是“全球华人统一战线”的聚合力，演绎了完罍归湘的动人传奇。

皿方罍

雖然回购是最常见的文物回流方法，但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文物的天价和回购的资金不成比例，致使回购常半途夭折;另外，专款资金来源主要靠社会、企业的募捐，而企业当然更希望文物直接就回归到“自家”了，于是，新的矛盾浮出水面。二是作为基本行规，拍卖行并不对交易的文物保真，买家要承担更多的风险。“真的东西越来越少……有一年，我飞了日本4趟，看了100多件东西，全是假的。”著名收藏家易苏昊摇头叹道。

捐赠：参与捐赠者不少，思想境界定要高

杨新曾说，“最佩服的捐献者，是张伯驹”。

簪缨世家，一生最爱诗文书画……和妻子潘素。为了不让国宝文物流落海外，他倾尽全力挽狂澜，“败家”无悔。不当官，不做事，只钻进一个“痴”字。上世纪50年代初，张伯驹便已将隋展子虔《游春图》、明唐寅《王蜀宫妓图》（《四美图》）等捐予故宫。为《游春图》情之所困，他寝食难安，先是卖掉了弓弦胡同1号的豪宅，偏遇上坐地加价，怔怔回家，孩子气般躺地上，央求潘素当首饰，因为，“画一定要留在中国”。1956年，张伯驹又以夫妇两人的名义，将杜牧《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赞》、黄庭坚《诸上座帖》等8件绝世书画珍品捐给国家。时任文化部长沈雁冰亲笔签发了一纸奖状，赞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可又有多少人知道，换来这薄薄一纸的8件国宝，耗费了张伯驹30年的光阴，还差点搭上性命——遭绑架时，他“痴病”发作，说，宁可我死，也不要变卖字画来赎人。

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一职期间，张伯驹收藏了不少好画，更将个人收藏的60多件文物捐赠出来，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让馆藏文物在数量和质量上跃居全国前列。如今，他的捐赠，业已是吉林省博的镇馆之宝。其中最特殊的一件藏品，是南宋女画家杨妹子的《百花图卷》。这幅长卷，乃我国现存最早的女画家的作品，中国古代女性在艺术方面可以达到的高度，观此画气韵可知。

张公子是一座珠穆朗玛峰。而在曾任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处长、人称“大内总管”的梁金生眼里，同志们现今的觉悟，似乎不乏日渐提高的趋势。他曾几乎每周都会收到要求捐赠或出售文物的信件、电话。很多收藏家，选择将自己经营一生的珍宝捐献给国家，视之为最好的归宿。

2009 年2 月25 日，佳士德拍卖圆明园兔兽首，引国际社会谴责。

兔首

鼠首

圆明园十二大生肖兽首的经历，亦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后，兽首流失海外。2003年初，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在美国寻访到猪首的下落，经努力争取，美国藏家同意将猪首转让给该基金。2003年9月，何鸿燊向该基金捐款600余万元，转赠猪首铜像于保利集团，现存放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予公众观赏。国宝工程顾问何博士的“一掷千金”，还未完待续：2007年9月初，苏富比拍卖公司发布消息称，将以“八国联军-圆明园遗物”专拍之名拍卖马首铜像，一时各界哗然。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率先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公开拍卖”，并提出应以公益方式实现马首回归。9月20日拍卖会举行之前，赌王以6910万元港币镇四方，并宣布将马首铜像捐赠国家。

2009年，鼠首和兔首在巴黎被佳士得拍卖行以2亿元人民币起拍价强行拍卖，引国际社会谴责。后皮诺家族（世界第三大奢侈品集团Kering集团的掌控者，佳士得拍卖行的大股东）从文物原持有人手中买下了这两件兽首，并向中方表明无偿捐赠的意愿。佳士得中国区公关负责人承认，“兽首拍卖风波给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带来影响，声誉上受到很大的损伤”。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励小捷则分析，“皮诺家族捐赠之举，主要还是考虑中国人民的情感，以及两国文化交流，不应该单纯从商业利益和商业背景看待。”实际上，值得学习的榜样，十几年前就有了——1993年，美国国际集团友邦保险公司创办人斯达先生的基金会，从法国收藏家手中购得颐和园万寿山佛香阁西侧铜亭宝云阁流失的十扇铜窗，随后无偿捐还中国。

迄今为止，除蛇首、鸡首、狗首、羊首下落不明外，8个圆明园生肖兽首皆重返故乡。而圆明园的旧物，不止于此。2007年6月8日晚，圆明园遗址公园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把包括汉白玉石鱼在内的10余件流散文物一起迎回了家。这对石鱼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流落民间，2006年，文物工作者在西单横二条34号院里偶然发现了它们。院内住户李晓卯老人证实，石鱼确实是老一辈人从圆明园拉回来的。经协商，该院住户和该院所属的中组部机关事务管理局无偿地将石鱼送回。同时回归的其余8件石雕构件，6件是西式风格的护栏、2件为中式雕栏，均重逾千斤，是由北京教育网络和信息中心及两位热心市民捐献的。

2018年的春晚，一幅《丝路山水地图》（学术界更为通行的名字是《蒙古山水地图》）横空出世。据称，这幅古地图20世纪30年代流出国外后，一直被日本著名收藏机构藤井有邻馆收藏，秘不示人。2002年，易苏昊、樊则春造访藤井有邻馆征集中国文物，看中了一件所谓“清代青绿山水画”。该手卷以矿物质石青、石绿作为主色绘制，酷肖明吴门画派仇英的风格。为此，他们与馆方多次谈判，最终征集成功。2004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介绍，北大考古系教授林梅村对作品进行了长达八年的研究。其间，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出资2000万美元收购此画，并于2017年11月30日，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坦白讲，捐赠首先需要的是文物持有者在思想上达到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境界，毕竟，任何一件文物都价格不菲。近些年来国内虽然回归了不少文物，但与散落天涯的总数相比，仍只冰山一角罢了，留待有志者持续不懈付出。

追索：耗时耗力，成功率相对较低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文物追索的力度，成绩有目共睹。但实事求是说，追索既是法律与情理的博弈，也是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战役。

1988年，湖北省秭归县屈原纪念馆二层中的9件顶级文物失窃，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在战国一号墓中出土的青铜敦。

公安人员进行了几个月的排查，依旧没有头绪。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当年11月中旬，一位美籍华人文物专家向国家文物局透露：在纽约索斯比拍卖行的秋拍名录里，战国青铜敦疑似出现。文物专家经过相关信息比对，确定即将拍卖的文物就是我国失窃的那件。11月26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致电美国，要求协助追回。

消息发去，石沉大海。11月28日，新华社各驻外分社和国内各大新闻机构播发了这样一条新闻：“索斯比计划明天拍卖的一件铜敦，是失窃的中国文物，望暂停拍卖……”蜡烛不点不亮，迫于舆论压力，铜敦拍卖叫停。此后，我国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国际刑警组织中心局及美国驻华使馆进行了频繁联系和交涉，提供了包括盗窃案告破后犯罪嫌疑人供词等在内的一整套完备材料，方于1989年端午节前夕，让战国青铜敦重新回到了秭归屈原纪念馆——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通过外交途经追讨回流失国外的文物。

1998年，我国又从英国成功追索3000多件走私出境的文物;2001年，从美国成功追索被盗掘的五代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刻;2008年，从丹麦成功追索156件出土文物;2009年起，自中美两国签署文物事项相关谅解备忘录以来，美方三次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而截至2019年，我国已与多国签署了此类实施进口限制的谅解备忘录或返还非法入境文物的双边协定，亦从荷兰、澳大利亚等国追回了数批珍品……

2006年，法国讽刺周刊《鸭鸣报》指出，弗朗西斯·皮诺（没错，又是皮诺家族）捐赠给巴黎吉美博物馆的4件猛禽金首，是1992年中国甘肃省周朝贵族墓葬遭盗挖时流失的，但时任吉美博物馆馆长雅瑞吉斥责报道“荒谬可笑”。《每日电讯报》则称，大约10年前，中国方面通过一位法国专家对这些文物发出了追索申诉，虽未成功，却没有放弃通过外交渠道表达追索主张。

2019 年1 月29 日，“虎蓥： 新时代·新命运”展览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2014年，吉美博物馆和其它博物馆中馆存的、中国发出追索请求的文物，在卢浮宫的实验室中做了一次检查分析。“相似性令人震惊，”英国《艺术报》称，经查，4件猛禽金首的含金量、所使用的技术、表面涂层等都和北京现存的一件文物一模一样。10月，负责分析的委员会提出向中国归还文物的建议，“来源非法，是非常明显的了。”当年正值中法建交50周年，最后，法国文化部“回溯撤销”了赠与行为，文物又被返还给皮诺。《艺术报》跟踪报道，2015年4月14日，皮诺本人亲自将四件文物归还给了中国驻法国巴黎的大使馆。5月，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访华之际，另一名法国收藏家克里斯蒂安·戴迪耶也把从同一卖家手中购得的另外28件文物，归还中国。

2018年3月，得知稀有西周青铜器虎蓥即将在英国拍卖，国家文物局火速开展追索工作。4月底，境外买家表示愿将虎蓥还给中国;9月，国博专家团队赴英对虎蓥进行鉴定;11月23日，文物被顺利运回北京。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文物追索的力度，成绩有目共睹。但实事求是说，追索既是法律与情理的博弈，也是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战役。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履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追索牵涉到对国际法的理解和认同、遵守与執行，更重要的是牵涉到对于这些文物流失过程和关键证据的把握，牵涉到千丝万缕的历史遗留问题。“这里头间隔着国家的界限、利益的纠葛、时间的阻拦……文物在市场上几经辗转，剪不断，理还乱;国际公约、国际法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个案中缺少足以说明和证明的证据;进入国外拍卖会上的中国流失文物常被故意热炒，价格虚高;还没有专门的机构系统有效地研究海外流失文物……（我们的追索行动），还有很多不成功的努力，还有历经多年仍在进行中的努力，是大家没有看到的。”

文物回家，谈何容易，穷尽数代之功不足为奇。我们的祖先，在创造冲动的驱使下，制出了比自身更伟大、更长久的事物，而这些事物之上，是社会，是文化，是文明的痕迹。文物即是曾经的生命，它开拓人类眼界、激发人类思考、带给人类感动——帝国兴衰，世界演变，唯其不朽。为什么我们如此执著于“文物回归”？张伯驹性情中人，一语定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是想，能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寻“物”，寻“根”。何事异乡忍淹留？归去来兮，归去来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