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民

摘 要： 社会功利性价值是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重要价值。在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当代小说理论的社会功利性价值内涵也各有不同。1949-1976年间小说理论的社会功利性直接体现为政治性;1980年代小说理论的社会功利性体现为启蒙的社会功能性，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精神支持;1990年代以来，小说理论的社会功利性体现为从精神角度弥补市场经济专注于功利性的精神缺陷，也体现为对全球化的反抗上。

关键词： 中国当代; 小说理论; 社会功利性; 价值

中图分类号： I054;I207.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4.017

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性国家，在外力作用下被迫走上现代化的历史征途。如何追赶西方现代化的脚步，是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来的基本目标。社会历史风云，也反映到文学创作上与小说理论建构上。中国近代社会开启改良运动，“小说界革命”随之发生。“小说界革命”配合了政治上的改良运动，这是传统小说终结的重要体现。在此历史阶段，小说被看作有益于群治，也被看作是政治革命的工具。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把小说的功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民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进入到现代文学时期，小说仍然需要承担推动社会与历史前进的重担。五四时期小说理论“为人生”的启蒙价值观，1930年代左翼小说理论致力于“为阶级发声”等等，都把小说和改良社会包括推动社会革命看作是小说应有的价值。进入到当代时期，小说理论体现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文化助力与精神支持的社会功利性。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当代小说理论的社会功利性也体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在当代小说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小说理论的社会功利性直接体现为政治性;第二个阶段，小说理论的社会功利性体现为启蒙的社会功能性，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保持一致，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精神支持;第三个阶段，小说理论的社会功利性体现为对市场经济的反抗，从精神角度弥补市场经济专注于功利性的精神缺陷，也体现为对全球化的反抗上。本文拟依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的阶段性，对小说理论的社会功利价值一一展开探讨。

一

从1949年到1976年的小说理论具有鲜明的政治功利性，这是毋容置疑的。这一特征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政治功利性倡导密切相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文艺的方向定义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观点从根本上把文艺纳入到社会功利范畴之中。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毛泽东关于文艺的基本观点被广泛地接受，政治性作为基本红线，贯穿在三个主题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之中。建国后，周扬把学习政治看作文艺家的重要任务：“为了创造富有思想性的作品，文艺工作者首先必须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各种基本政策。不懂得城市政策、农村政策，便无法正确地表现城乡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政策是根据各阶级在一定历史阶段中所处的不同地位，规定对于他们的不同待遇，适应广大人民需要，指导人民行动的东西。每个个人的命运，都被他所属阶级的地位，以及对待这一阶级的基本政策所左右的，同时也是被各个具体政策本身或执行的好坏所影响的。”[2]周扬以解放区文学创作上的成绩为例，提出了在政治价值的影响下，小说的主题、人物形象、语言及形式上的规范性。他认为“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是小说“新的主题”;至于小说所要塑造的人物形象，他认为应该塑造“模范人物”、“英雄人物”。他说：“中国人民如何在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各式各样的斗争中，克服了困难，改造了自己，产生了各种英雄模范人物。……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斗争和行动的时代，我们亲眼看见了人民中的各种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如此平凡，而又如此伟大，他们正凭着自己的血和汗英勇地勤恳地创造着历史的奇迹。对于他们，这些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人，我们除了以全副的热情去歌颂去表扬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表示呢？”周扬认为，解放区文学在形式上也是新的，找到了民族形式的崭新表现形式：“这首先表现在语言方面。‘五四以来，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止一次地提出过与讨论过‘大众化、‘民族形式等等的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实际的彻底的解决。直到文艺座谈会以后，由于文艺工作者努力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努力学习工农群众的语言，学习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大众化、‘民族形式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至少找到了解决的正确途径。”[2]

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是建国后文艺论争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它反映了新生政权对于文艺的要求。从文学思潮角度看，对阿垅《论倾向性》一文的批评是其中最为明显的标志。而从小说理论规范来看，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是一次从政治需要出发的对小说理论的重构，体现了政治性价值诉求在小说理论建构上的深入体现。以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批评者认为，俞平伯所持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把《红楼梦》看作是曹雪芹的“自叙转”，而事实上，《红楼梦》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由盛转衰、封建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现实主义小说;批评者批判了《红楼梦》的主题是“色”、“空”的观点，提出了《红楼梦》的主题是对封建社会叛逆者和被压迫者的同情，对于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的尖锐批判;批评者还批判了《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认为《红楼梦》的风格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具有强烈的反抗封建社会的思想锋芒。总之，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对现实主义小说理论规范的一次重塑，是政治性的价值诉求在小说理论层面上的一次具体而又全面的体现。

政治性的价值诉求对小说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建国后较长时间内，小说论争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对小说作品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政治标准上。从1949—1966年，重要的小说争鸣多次发生。例如，对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以及路翎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洼地上的“战役”》的批评，对《红豆》《改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美丽》的批评，对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杜子美还家》《广陵散》的批评;对于长篇小说《腹地》《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战斗到明天》《青春之歌》《创业史》《金沙滩》《保卫延安》《红岩》《刘志丹》等的批评。这些批评、争鸣过程中政治倾向性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对于小说价值的评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小说的科学判断。政治性的价值诉求，具体体现为强调小说创作的立场，对当时的小说创作的批评，从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性逐渐上升到小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立场上，最终以修正主义立场作为批判小说的价值立场，政治性的诉求一直攀升，甚至最终取消了艺术的属性，把小说文本当作政治材料来看待，体现了庸俗的政治观点对于小说创作与小说批评的干预。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性价值的诉求对于小说理论的影响，也体现在为适应新生共和国对于文艺建设的需要，从小说理论的角度来创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的小說理论。比如，小说题材，要求是工农兵的阶级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在小说人物形象上，主要塑造体现新社会面貌的模范人物和英雄人物;在小说形式上，主要吸收民间文艺的语言、形式，体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审美需要等。这些小说理论命题在建设过程中，虽然屡次受到政治影响。但是，还是体现了小说艺术的根本属性，既适应了政治价值的需要，也没有违背小说艺术自身的艺术性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建国后一段时间小说理论为适应政治需要而作出的某种调整，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除了一些对于小说简单、粗暴的政治批评之外，都应该看作是小说理论建设上的自身调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在文艺方针政策上，体现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有政治逻辑上的合理性。在体现政治上的合理性时，小说理论在题材的选取上，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语言和形式的把握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命题。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历史地看，这个时期的小说理论在现实主义理论规范的建设上，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的，比如，小说的倾向性如何体现，小说的真实性该怎么理解，典型形象的艺术把握方式，小说如何面对传统文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不应该否认。

二

进入到1970年代后期，关于文艺与政治之间直接、简单的关系受到了反思和批判。机械、僵化理解政治和文艺之间关系，使1950年代一些优秀的小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些小说在1970年代末期得到重新评价。1978年底，《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对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文学作品予以平反。得到重新评价的小说有《保卫延安》《刘志丹》《三里湾》《山乡巨变》《归家》《赖大嫂》《“锻炼锻炼”》《在桥梁工地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这些小说作品得以平反，意味着小说观念开始出现的变化。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得到了重新审视。在这个时期，政治和文艺的关系也得以重新调整。例如，不再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而把文艺看作和政治平行的两种意识形态，恢复了文艺的艺术属性;重新找回了文艺的审美功能、认识功能，不再把文艺的功能局限于社会教育功能;丰富了文艺作品的题材，不把文艺取材限制于政治生活等。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调整，并不是要否认文艺的政治效果，只是不再简单、机械地理解政治和文艺的关系而已。

但是，这些调整并非意味着进入到改革开放年代，小说理论不再具有社会功利性。事实上，进入到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小说理论的社会功利性仍然存在。只是不再简单地体现为小说直接为政治服务。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国对此前历史的反思基础上进行的。这股改革开放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潮被认为是建立在启蒙文化思潮基础上的。曾有学者认为：“70年代末，中国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新启蒙主义，出现在民族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对‘文革封建性逆流的强烈反弹，它以现代理性为主体，以科学理性及人本理性为旗帜，构成了持续整个80年代的以文化开放自省为特征的思想解放运动，共同为民族现代化做出承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主流话语与知识精英的人文主义憧憬，重新点燃了迷茫于‘文革废墟的中国民众的现代梦想，整合了时代的时代精神信念。正是基于这种文化信念的共同性，‘反封建成为一个全民性的口号。它一方面倡扬科学精神，以讨论检验真理标准的方式，批判‘文革中横行的个人意志的非理性专断;另一方面呼吁人的自由、解放，从而为现代性追求确立了新的价值目标。”[3]1980年代的小说理论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启蒙思想与文化资源，是小说理论的社会功利性的主要体现。从提供“启蒙”的思想和文化的类型来看，大抵有三种类型。一是直接提供启蒙思想和文化，体现为以人道主义为思想资源评价新时期的小说;二是广泛引进西方小说理论，塑造出开放的文化氛围;三是进一步探求“科学”的小说理论。

以人道主义为小说批评的主要思想资源是1980年代初期小说理论的一大特色。人道主义是批评家评价小说《班主任》《伤痕》《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蝴蝶》《人生》《爬满青藤的小屋》等的思想武器。上述小说贯穿了“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包括1980年中期出现的“寻根小说”等小说潮流。总体看来，小说理论不仅突破了人的社会、伦理、文化层面，甚至突进到了人的自然属性层次，完成了对于人的立体的思想探索：“从人的地位、人的尊严、人格到人的价值，从人的自我意识到人的主体意识，从伦理学、认识论到价值论、目的论到审美论，西方文学史上几乎所有关于人的话语在这里都有痕迹，都在此得到激情的喷发和理论张扬。在文革后的十多年里，我们似乎听到西方几个世纪以来的智者的声音。回响在这些声音里面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人的觉醒！这是一次人的全面的大觉醒的时期，人的一切方面都得到谈论，都需要重新认识、重新把握。”[4]有关“人”的一切理论，在这个历史期都得到了广泛运用，十分鲜明地体现了小说理论“配合”、“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最为集中、有体系地体现1980年代初期启蒙精神的小说理论是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

《性格组合论》是一部关于论述小说人物形象的著作，核心观点是把人当作活生生的充满着血肉的形象来看待、描写。“应当把人当成人，不应该把人降为物，降低为工具和傀儡，这种物本主义只会造成人物的枯死，也不应当把人变成神，这实际上又把人变成理念的化身，这种神本主义必然剥夺人的丰富性。我相信，物本主义和神本主义只能把文学艺术引向陌路。”[5]4因此，刘再复认为小说家要“面对人的真实的复杂的世界，把人按照人的特点表现出来，把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些价值表现出来”[5]4。刘再复所理解的“人的性格”，不再是单一体，而是善与恶、悲剧与喜剧、崇高与怪诞、崇高与秀美等因素的二重组合。刘再复分析出性格的复杂性，其目的是还原人的本身的复杂性，从而避免把人沦为工具。虽然难免机械化、绝对化、简单化的倾向，但是，性格组合论是新时期小说理论给予启蒙文化思潮提供强大支持的一种表现。

小说理论的开放性也体现了这个时期小说理论“适应”改革开放社会的一大症候。改革开放初期，外国文学开始大面积地被译介到中国。为了帮助理解外国文学，出现了大量的对西方文学理论的翻译、介绍，其中小说理论最为丰富。1980年代初期，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出版，是中国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外来小说理论的标志。《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立足于西方现代派小说，从小说技巧的角度，给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现代派小说的主旨、形式、技巧、审美风格等方面的特色。随后，意识流、新小说、复调小说、结构主义等理论纷纷被介绍到中国，并成为小说理论的有益滋养。这些不同于中国小说传统的理论，给中国的小说理论带来了强大的刺激，并为中国当代小说理论提供了有益滋养，丰富了中国小说的理论形态。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在1949—1970年代基本上以现实主义理论形态为主。由于受到了西方小说理论的影响，开始出现了反思以往小说理论过于单一的思考。高行健认为，小说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没有一成不变的小说理论，而且他认为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小说的未来有着更为广阔的前景。他的观点实际上打破了小说理论墨守成规的现象，使小说理论面向未来社会与科学的变动，而做出相应的调整。李陀的《论“各式各样的小说”》则以西方小说为参照，提出了小说的样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理论观点。像高行健、李陀这样的开放的小说理论，受益于西方小说理论的刺激，也推动了中国小说理论更加丰富。

人道主义丰富了小说理论在小说题材、主题、人物形象上的理论建构路径，体现了启蒙思想在小说“内容”層次上的表征;面向西方，大量引进西方小说理论，彰显了中国小说理论的开放与民主的心态;而探求小说自身的特性，则是“科学”精神在小说理论上的体现。如何认识小说，如何探求作为文体的小说的独特性，是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到新时期的必然产物。1949—1970年代的小说理论，在小说的文体理论上，探究较少，很少把小说作为独立的文体来看待。在启蒙文化语境中，“科学”地理解小说文体的独特性成为小说理论的历史合理性的体现。在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里，小说的技巧作为重要的特性被提出来了，小说文体开始成为独立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存在。而比较系统地思考小说文体特征的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各种基本小说理论。例如：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伍尔夫的《论小说与小说家》、布斯的《小说修辞学》、赛米利安的《现代小说美学》等。这些专门性的著作，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小说文体的属性、特征与功能。上述小说理论著作的译介，推动了中国小说文体理论的发展。随后，在1987年，中国出现小说文体理论探讨的高峰。小说的体式、语言、结构等，替代了小说的题材、主题、性格等问题，成为小说理论关注的特点。无论是西方小说文体理论的译介，还是中国关于小说文体的探究，归根结底是揭示小说作为文体的特性、功能等超越内容、主题的内涵，这样的理论探讨无非是探寻小说这种文体的独立性。对小说文体的独立性的探究，是把小说从工具中解放出来的反映，是“科学”认知小说的必然路径，回应了新时期启蒙文化思潮。

三

1990年代初，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崭新的天地。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剧烈的变动，为中国作家带来了崭新的写作题材与主题，另一方面，如何讲述中国当下的历史变动，成为中国作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裂变。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生产要素配置的转变，带来的是生产方式和劳动者生活方式的变化。中国人面对市场大潮的冲击，情感方式也发生了巨变。表现在小说创作上，小说从1980年代中后期的凌空超道中走出来，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生活的变化。1990年代中后期涌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和本世纪初期出现的底层写作两股创作潮流，冲刷着中国小说批评家和作家的思想观念。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成为中国新时期小说理论的聚焦点，现实主义创作潮流重新走上了历史前台。小说理论再次把对现实的书写作为小说家的使命。小说家纷纷认识到重归现实的重要性。“我觉得创作本身离不开‘现实精神的强化。单就题材而言，现实主义作品要表现出强烈关注当下现实的品格。而且把目光和笔触直接切入当前改革的两大战场，大中型企业和农村。生活本身就是立体的、鲜活的，民情万种，作家真正深入进去，就普通百姓关注焦虑的问题做出及时真实的文学反映，这就是现实主义吗？我觉得还是不够的，作者应该站在时代的美学的哲学的高度来鸟瞰生活，穿透生活，把握生活，完成典型人物的塑造。”[6]在谈歌看来，贴近现实生活最为重要：“我从来不反对别人写历史，写未来，写私人生活，但写直面人生的现实，也是更应该的。在这样一个历史转轨期，个人的痛苦与欢乐，都不应该算作什么，即使这种痛苦和欢乐再多再大，那也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种事情会随着你的小说而在地球上消失的。而社群的痛苦与欢乐，并不会随着某个人的消失或者溜号，这应该叫做历史。”[7]

进入新世纪，小说理论对于现实的关注仍然是时代的潮流。作为“底层小说”的主将，曹征路如此说：“关注时代、关注现实、关注社会进步是文学摆脱不掉的历史使命。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要求就会有什么样的美学形式。现实主义的核心追求是人的现代性，是追求人的价值尊严全面实现，是提升人的精神而不是刺激人的欲望，这就决定了它在内容上的理性色彩和手法上的写实风格。它是严肃的而不是游戏的，它是批判的而不是消遣的，它是画人的而不是画鬼的，所以它在艺术上的难度绝不在任何形式之下。人是环境的动物、文化的动物，文学自然也是环境的产物、文化的产物。中国不可能隔绝于人类文明的历史阶梯之外，文学进步也不可能超越于发展规律之外，这是现实主义不死的最深刻的民族背景。”[8]

现实主义的回归对于小说理论来说，是小说重新回归社会功利性的一种重要的表征。应该说，从先锋小说到新写实小说，乃至新历史小说、女性主义小说都有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倾向。然而，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让中国小说再次走上了现实的前台，重新把书写现实作为重要使命。应该说，小说理论的再次转型，适应了时代与社会的发展。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虽然和建国后小说理论崇尚现实主义不一样，这一时期小说理论倡导现实主义，体现了强烈的道德关怀。作为“现实主义冲击波”重要一员的刘醒龙，告别“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的写作，把对灵魂的关注作为小说创作的焦点：“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必须以笔为家面对遍地流浪的世界，用自己的良知去营造那笔尖大小的精神家园，为那一个个无家可归的灵魂开拓出一片栖息地，提供一双安抚的手。”[9]“现实主义冲击波”强调小说对于社会大众的心灵抚慰作用，底层小说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新叙述底层，是为了唤起道德的同情和怜悯？当然不是。是为了重新接续某种‘苦难叙事？也不完全是。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回答，就我个人而言，在非文学的意义上，重新叙述底层，只是为了确立一种公正、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10]总体看来，从“现实主义冲击波”到底层小说这两股小说创作潮流，从根本上起到了呼唤“公正”、“平等”、“正义”的社会功利性。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199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中国也无法幸免。为了应对全球化浪潮，中国文学界兴起了探求“中华性”的理论潮流。如何塑造中国的民族审美，在小说理论领域，如何吸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构中国叙事学，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重要责任。在新世纪，一股探讨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的理论潮流出现，把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征的叙事，和中国当下社会紧密结合起来，开始成为小说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目标。小说理论在构建中国叙事学和探讨“中国故事”的趋向，适应了自1990年代以来日渐浓厚的民族主义文化潮流。这应该也是小说理论的社会功利性在新世纪的新发展。

中国当代小说理论走过的近七十年的發展道路，始终和社会发展变革联系在一起，因此，小说理论的社会功利色彩比较浓重。从强调政治功利性到隐藏在启蒙文化中的社会文化功利性，再到依托道德功利性企图达到改变社会的面貌，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这是当代小说理论社会功利性发展的历史之路，也是当代小说理论社会功利性的三维表现。

[参考文献]

[1]  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J].新小说，1902年第1号.

[2]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J].人民文学，1949（1）.

[3] 张婷婷.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四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3-4.

[4] 程文超.意义的诱惑：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现代转型[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24.

[5] 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6] 关仁山.作家眼里的现实主义[J].小说家，1997（4）.

[7] 谈歌.后记[M]//谈歌.大厂.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8] 曹征路.期待现实重新“主义”[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3）：78-86.

[9] 刘醒龙.信仰的力量[J].延河，1996（4）：69.

[10]蔡翔.自序：相关的几点说明[M]//蔡翔.何谓文学本身.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文 格）

Abstract：Social utility value is an important valu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novel theory.In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novel theory，the social utility value connotation of contemporary novel theory also varies.From 1949 to 1976，the social utility of the novel theory was directly reflected with the political nature.The social utility of the novel theory in the 1980s was reflected in the social function of enlightenment，which provided spiritual support fo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Since the 1990s，the social utilitarianism of novel theory was reflected in the spirit of making up for the defects of market economy focusing on utilitarianism，and also in the resistance to globalization.

Key words：contemporary China; novel theory; social utility;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