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瑞涛

中国的中子弹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面临着愈演愈烈的美苏两国核军备竞赛，数万枚核弹头的阴云笼罩在世界人民的头上，也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并且部署了大量坦克装甲部队，给我国带来了空前的战略压力。

当时苏联与我国接壤的军区及武装部队部署如下：远东军区（总部哈巴罗夫斯克）15个师，后贝加尔军区（总部赤塔）12个师，西伯利亚军区（总部新西伯利亚）5个师，中亚军区（总部阿拉木图）6个师、土耳其斯坦军区（总部塔什干）3个师，驻蒙古集团军（总部乌兰巴托）3个师，太平洋舰队以及各地区的内务部队。

上述军区的总部全部靠前迫近中国边境，拥有大量的陆军、边防军、内务部队和海空军，总兵力约200多万。最高峰时期有127万兵力集结在中国边境，坦克数量达到14000辆，战机2500架，海军各型舰艇600余艘。一旦中苏开战，苏军还会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迅速调运兵员和物资，向中苏边境地区再增加50～60个陆军师，兵力火力规模真是非常吓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苏军驻蒙古的部队是一个坦克集团军，战时任务就是利用机械化集团军的高速强突击力沿着内蒙古草原快速进攻直插北京。因为是草原沙漠，无险可守，以中国军队当年薄弱的反坦克武器是绝难挡住机械化苏军的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突击的，北京基本上守不住。

面临着空前的战略压力，中国不得不继续研究发展核武器技术和改善自己的核武器系统。中子弹是能够改变战争方式的新型核武器，是对付装甲坦克集群的利器。

苏联在中国周边部署军队情况

阅兵式上的苏联坦克部队

苏军一望无际的“钢铁洪流”

苏联坦克部队在渡河

邓稼先在写诗

某基地大门两侧刻着邓稼先的诗

1977年7月，美国总统卡特证实美国中子弹研制成功，10月卡特下令生产中子弹，引起世界广泛关注。朱光亚组织有关单位迅速反应，提出发展我国中子弹技术的建议。应军事科学院政委粟裕同志邀请，朱光亚1977年9月赴军事科学院作了专题报告。同年9月21日，时任国防科技委员会主任的中国战略武器项目负责人张爱萍将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首诗：“合金钢不坚，中子弹何难。群英攻科技，敢破世上关。”这首诗的意思很明确：如果有中子弹，那么坦克上的合金钢就不坚了，中子弹有何难？只要我们努力攻关科学技术，也能研制出中子弹！从另一方面来讲，从张爱萍将军的这首诗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子弹研发在当时已经取得了一个相当可靠的进展，尽管没有以官方形式公布，但是张爱萍将军的这首诗里，实际上就已经告诉我们，在1977年9月之前，我们在这方面的研制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

1977年9月21日，《人民日报》也刊登了一篇介绍中子弹情况以及解释其基本原理的短文。得知中国要发展中子弹的意向以后，苏联当局陷入了恐慌。中国要是有中子弹，以后中苏若是有战争，苏联的无数坦克铁军从北向南大规模推进就变得不再可能。

1978年5月5日，朱光亚给国防科委机关干部讲解了中子弹技术知识。经中央军委批准，我国迅速启动了中子弹研制工程。在朱光亚直接领导下，由邓稼先、于敏、陈能宽等具体组织，很快取得突破，震惊了世界。1980年，张爱萍将军对一支访美代表团成员称，中国需要中子弹来对抗苏联。我国媒体还报道了法国的中子弹研发项目，并认为这种武器是“大国地位”的象征。此时，国防科工委和二机部提出了研制第二代核武器的任务，并指示要采用先进技术，以高比威力、小型化作为第二代战略核武器发展的核心，同时研制中子弹。从技术层面上讲，武器专家认为中子弹和当时正在开展的核弹头小型化的技术原理是一样的，可以将这两个项目合二为一。为此，他们把中子弹问题分割成不同的组成部分，或称“组成原则”，来分别加以解决。于敏负责理论设计，解决了设计结构和材料难点，开辟了中子弹新技术途径。时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部门副总工程师的薛本澄负责研制工作的组织协调，他全身心地投入，参与了中子弹所用的一种新材料的研制和组织工作。为了保证每次试验的成功，薛本澄从试验整体方案的设计，到试验全过程的每一项技术、每一个环节，都以严谨的科研作风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严格把关。

1982年至1984年，我国开展了5次强辐射弹头（ERW）和小型化核弹头测试。1984年12月19日，我国在第五次平洞核試验中进行了中子弹的原理试验，取得“原则性的突破”，为全面突破中子弹技术瓶颈和首次中子弹核试验打下了基础。这也是邓稼先组织指挥的最后一次核试验。试验后，他欣然写下了一首诗：“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诗中“轻舟”寓意小型化，“二代轻舟”指的是中子弹和小型化核弹头等二代核武器，“已过桥”就是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下一步就可以实用化了。对于此次试验，当时我国并未公布，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同志批示要“留一手”。

从1985年开始，我国的核武器试验进入了“暂停期”。当时，国际上核裁军的呼声很高，法国也决定反对开发中子弹，加大了这种武器开发的阻力。面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和核大国对我国的压力，核武器研究院院长邓稼先通过对核大国当时发展水平和军控动向的深刻分析，认为美、苏等核大国的核武器设计技术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不需要进行更多的发展。因此有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改变它们先前坚持的主张，随时可以“全面禁止核试验”，限制别人发展、维持其优势地位。自1945年以来，美苏等核大国进行了数百次核试验，他们的核武器设计技术发展很快，从战略核武器到战术核武器做到了小型化、多弹头，实现了多种不同性能、不同型号。这些核大国已经把大的、小的、远的、近的、天上的、地下的、水里的核武器都做出来了。不仅如此，现在他们已经可以进行实验室模拟，以取代实际的爆破试验。核大国要求“全面禁止核试验”，对他们自己不会有什么重要影响，而对于正处在发展关键阶段的我国，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此时，我国的二代核武器还未完全武器化，还需要做许多必要的热试验。如果我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核极限试验，那么我国就会被禁，丧失时机，导致应该做的试验不能做，我国的核武器将会维持在很低的水平，而不能成为核大国，带来“多年努力，将功亏一篑”的严重后果，将会对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为此邓稼先不顾重病缠身，亲自组织研究讨论，起草给上级领导的报告、申述意见和建议。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以超人的顽强意志在病榻上思索、工作。他忍着化疗带来的痛苦，坐在橡皮圈上对报告作一字一句的推敲、修改，抢在大手术之前，还满满地写下了二页纸，提出报告的内容还要作哪些调整、最后如何润笔、报告应报送哪里等意见。在这份报告中，邓稼先客观地分析了各国技术发展水平和军控谈判的动态，分析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了爭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以及需要集中力量攻克的主要目标，并且非常详细地列出了达到这些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措施。

我国某次地下核试验的情景

据说是我国试验中子弹的场景

原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在讲述秦山核电站建设时，提到了同一时期的中子弹试验

《考克斯》报告

1986年4月2日，由邓稼先和于敏署名，胡仁宇、胡思得等九院多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他们认为美国和苏联可能会订立禁止核试验条约，阻止中国的核武器现代化建设。他们提议加快核试验速度，尽快完成新式弹头设计，以免“错失良机”。如果中国没有立即完成新式弹头的测试，很可能会长期处于劣势地位之中。

这份建议书得到了中央和上级领导的赞同，我国领导层批准了这项计划，并及时采取果断有效的对策和措施。此后，我国按照这份建议书制定的目标、途径和措施决定继续开展核试验。在国防科工委的组织下，抓紧制定了核武器加快发展的具体规划。中央的正确决策，使我国在1996年9月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完成了必要的核试验，突破了先进核武器的关键技术，不仅中子弹获得里程碑式的成功，而且造就了核武器小型化、武器化的10年辉煌，使我国的核武器设计水平达到了美俄同等水平，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利益。1996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我国进行了第45次也是最后一次核试验，以使人们永远铭记他对中国核武器研制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1988年12月29日上午，我国在罗布泊中央分区核试验场成功测试了中子弹，爆炸当量约2500吨TNT。这枚中子弹是由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四川广元制造的。鉴于后来的国际形势有所缓和以及中子弹的维护费用比较高昂，我国只是测试了中子弹，以保证我国的“技术储备”，并没有实战部署。我国的中子弹可以装在“东风”-15战术导弹上，该型导弹是我国第一种正式装备的战役战术地对地弹道导弹，导弹最大射程为600千米，能够携带一枚500千克的核弹头，具有很强的机动性。

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侵略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对其进行了连续78天的狂轰滥炸，并炸毁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我方3人遇难，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谴责。然而，美国为了哗众取宠，转移世界的注意力，煽动反华情绪，诋毁中国形象，一手捏造了臭名昭著、满篇谎言的《考克斯报告》，污蔑中国1988年窃取美国的中子弹技术。为反驳该报告，1999年7月15日，我国正式对外宣布：中国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先后掌握了中子弹设计技术和核武器小型化技术。众所周知，1950年代以来，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一大批才华横溢和富有创造精神的科学家，依靠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成功地突破了一系列技术难关，掌握了核武器技术。在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与核讹诈的年代，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技术。在中美建交前15年，1964年6月29日，中国就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自行研制的地地导弹，同年10月16日中国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12月28日中国突破了氢弹原理技术;在中美建交前12年，1967年6月17日中国就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颗氢弹;中美建交前9年，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了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完全有能力自主开发任何国防尖端技术。在此期间，中国还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自卫核反击力量。1970年代和1980年代，面临着美国、苏联两国空前的核军备竞赛，数万枚核弹头的阴云笼罩在世界人民头上，也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中国不得不继续研究发展核武器技术和改善自己的核武器系统，并先后掌握了中子弹设计技术和核武器小型化技术。

2009年阅兵式上的“东风”-15导弹

1995年7月，臺湾危机期间，“东风”-15导弹夜间向台湾周边海域发射的场景

中子弹在一般人看起来似乎很神秘，实际上它是一种特殊的氢弹。中国作为掌握了原子弹、氢弹技术的国家，经过不太长时间的努力就掌握中子弹技术，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我国在1984年12月19日进行的中子弹原理试验更是从时间节点上反驳了美国的指控。

于敏与我国的中子弹

于敏是我国的“氢弹之父”，也是我国中子弹理论研究与设计的领导者与决策者。在中子弹突破中，作为主要领导人和参加者，他提出了中子弹的设计指标，明确了中子弹探索的主攻方向，指出了某些关键技术问题和难点，研究了热核反应中等离子体过程，分析了中子弹的反应规律并归纳为三个阶段，提出了判断聚变点火裕量的主要判据和提高裕量的措施。

从1977年8月开始，于敏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开始了对中子弹的探索。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于敏根据报纸中披露的“中子的杀伤比冲击波的热辐射要厉害得多”以及800米距离等零星的信息，提炼出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并循着这个思路提出了中子弹设计的两个指标：一个是剂量指标，一个是当量指标。据此，他敲定了中子弹的研究思路，即威力尽量小，以减少冲击波的破坏半径，而单位威力具有高穿透力的中子数必须要尽量大。进一步地，于敏明确提出了中子弹设计指标。经国防科工委批准，于敏所提出的中子弹设计指标被正式下达并启动研究。

1978年秋天，经过一年的系统研究，于敏在第一次中子弹技术讨论会上做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明确了中子弹探索的主攻方向和初步设计目标，指出了某些关键技术问题和难点;确定了中子弹设计的基本技术途径;提出了解决某一关键难点的可能途径等等。基于对设计关键点的认识，为确保中子弹试验的成功，于敏提出了“三锤定音计划”。

1980年，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领导班子大改组，于敏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的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即理论部）的所长。于敏为了初级的小型化和中子弹的研制，确实是事难平，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全力以赴，做到了鞠躬尽瘁。

于敏非常清楚，中子弹的物理过程比之过去的热核武器有自己明显的特征，但是他也非常担心有的因素因为无法通过实验室的物理实验进行检验，如果在量上把握不准，有可能导致地下试验失败。因此，他不但要求设计人员要仔细地分解复杂的物理过程，而且要求他们在具体的理论设计中要留有裕量。

1984年于敏（右）和邓稼先（左）在一起

于敏在九院九所科研室查阅计算数据

于敏的一贯作风是深入实际，直接掌握第一手资料，对一系列物理过程的特点了然在心。他深入群众，与同事一起分解物理关键。当他把几个最令人担心的物理因素综合起来分析时，发觉忽略了一些因素的影响，因而热试验成功的把握还不够大，还需要把理论方案设计得更加稳健一些。他指出这次是中子弹的原理试验，一定要成功，原理成功了，如果还有裕量，再做定型试验时，理论方案还可以改进。为此，于敏专门到院部去，向邓稼先、高潮和胡仁宇等领导详细汇报了自己的意见，要求将试验装置再加固一些。院领导经过讨论，一致同意了于敏的意见。

于敏在工作中牢记着周总理当年的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即使到了试验场地，他对有的物理因素和物理过程还放心不下，还在不断地与理论部的人员讨论和分析有关问题。

在于敏的亲自指挥下，中子弹试验于1988年获得圆满成功。这标志着中国成功突破了技术先进的中子弹。于敏作为第一完成人的“中子弹装置的突破”工作，荣获198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薛本澄与我国的中子弹

薛本澄，195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工程师。薛本澄刚从清华大学毕业就被选调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直接参加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在突破原子弹和氢弹之后，突破被外国人吹得神乎其神的中子弹技术成了新的攻关目标。1970年代，时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的邓稼先和常务副院长高潮，在物色一个可以作为院领导的得力助手、可以担当中子弹研制试验技术负责人的人选时，薛本澄进入了他们的视线。当时只是一个职能处室副总工程师的薛本澄刚动过心脏手术，但他接过了这副重担。一方面他要组织好全面的攻关，一方面还参加了与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联合组成的一个课题组，研究中子弹所必需的一种特殊结构的材料。十几年的协同攻关结出了硕果，1988年一次成功的试验，标志着中国完全掌握了中子弹技术。薛本澄作为这项成果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其后又负责设计下一代核武器，提出了多种可供选择的“影子弹头”的要领设计，通过10多次核试验，终于负责完成了中国最新一代核武器的研制工作。薛本澄前后参加了20多次核试验，作为主要完成人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次获得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因核试验前后动过两次心脏手术。进入1 990年代，国际风云变幻。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严峻挑战，我国核事业必须加快研制步伐。1990年已担任院副总工程师的薛本澄挑起了“加快”任务总技术负责人的重任。1996年他领导进行了一系列必要的试验任务，实现了核武器技术的重大突破，为增强我国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我国进行的数十次核试验中，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开始，薛本澄先后以不同的职责参加了二十几次。

[编辑/何懿]

某次地下核试验过后，薛本澄（左二）与同事在核试验场看测试数据

薛本澄在讲述核试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