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于永军

《资治通鉴》中有则故事：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唐德宗李适一次游猎，偶进农户赵光奇家，顺便询问了一些民情。他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又问：“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接着赵光奇列摆了朝廷政策不兑现的种种表现，反问：“愁苦如此，何乐之有？”同时直言：“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当时李适面色如何，书中未作交待；但这次访问的最后结果是：“上命复其家”，即免除了赵光奇一家的赋税和劳役。

司马光记下这个故事后，发表评论说：“德宗幸以游猎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载之遇也。”谁的“千载之遇”？今人解读多指向赵光奇。曰偶遇皇帝亲临其家，天赐的直达天听良机；曰幸遇德宗宽容直言，而不是周厉王那样“防民之口”；曰“不期而遇”沐浴皇恩，被免除了一家人的赋税和劳役，犹如“福从天降”，云云。细想一下，这的确是赵光奇的“千载之遇”！

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这又何尝不是唐德宗的“千载之遇”呢？千百年来，“深居九重”的君王，要想深入民间直接与一个土里刨食的农民对话，听一小民“敢言”，谈何容易！这里姑且不论安全警卫把关重重，就是上达君王的“民情”，往往也都是被中阻、打折扣、掺水分的——访察的路线、情景是事先装点布置好了的；受访人员事先精心挑选培训好了的；就连访谈内容包括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都是事先导演了的。

最终结果正如司马光所说：“人君之泽壅而不下达，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恤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基于此，司马光将德宗有幸直达民家，又恰恰遇到赵光奇不怕“冒犯龙颜”，敢于实话实说，并且确实知道了一些实情，说成了“此乃千载之遇”。

可惜的是，这本该是李适“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冤滞”，再造李唐王朝太平之业的一个大好际遇，却因仅仅止步于“上命复其家”而失之交臂。就像晋惠帝司马衷，当听到“天下荒乱，百姓饿死”时，只是傻傻地问了一句“何不食肉糜”，再也无下文。司马光因之称“唐德宗之难寤”，一针见血地指出：“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台湾作家柏杨在写白话版《资治通鉴》时，竟称唐德宗为“猪皇帝”，猪者，傻、呆也！

往事越千年。以李适“复其家”的“难寤”为镜，打量我们现代一些领导干部之办实事，不难发现，类似现象同样存在。比如，某领导“微服”访查，“亲自”解决了一起“顶风作案”焚烧秸秆问题；某领导“亲自”到群众工作中心接访，解决了一起多次上访未能解决的苯丙酮尿症患儿救助问题；某领导雪天走访扶贫村，率先垂范并号召下属给贫困村民捐赠衣物，等等。

公道地说，这些曾经见诸报端目前仍然挂在网上的实事，都是值得肯定的，有的甚至感人至深。但问题是，“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我们的领导职责所分，能够深入所有村镇吗？我们的领导者精力所限，能够过问到每家每户的疾苦么？我们的领导者财力所及，能够不断地捐出衣物么？至于像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那等作秀办“实事”，崇尚急功近利，追求新闻效应者，更值得注意。一个单位，一级政区的领导人，通过不同渠道发现了工作中的某些问题，倘若只是止步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去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弊端，不能下决心“洗心易虑，一新其政”，或者崇“浮饰”，尚“虚文”，乃至为取悦上峰而作秀，即便是办了几件“复其家”之类的实事，也与党的宗旨和人民的要求距离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