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C：之前因为新书《量恒街》获得了一些奖项，获奖这件事对您来说还重要吗？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笛安：首先，“人民文学奖”对我来说确实是意外之喜，因为我没想到一个完全写当下的小说会获得评委们的认可，意义也许就在于——至少有人注意到了我这些年的改变，在写作上，我的改变是有意识的，在追求一些和之前哉然不同的东西。有人看到了这个，这很重要。至于《人物》杂志的年度进取面孔，我觉得他们对我太好了——我这样持续拖稿的一个懒惰的作者，出了一本书就获得了年度进取的鼓励——这样一来我还真的不好意思不勤奋了。

CHIC：网上很多提到您这本书时，会有很多“沉寂4年，暌违55年”这样的字眼，这几年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笛安：其实我并不是刻意想要停下来这么多年，这几年成了妈妈，曾经人生里那些管理时间的办法几乎都用不上了，学习适应这个新的身份不知不觉间就过去了很久。我从没有想过不再写作，一直都是把作家这个身份当成我人生一个最重要的标签的。所以，当小朋友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开始艰难地督促自己开始工作。最大的变化是——我想我的性情有了很大的改变，因为小孩最需要的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所以我在生活里越来越平和了。往日那些激烈的东西变得很少了。

CHIC：有读者会说觉得这次写出来的作品和之前有所不同，但您说，面对自己的作品，有时候“无情”是必须的，这个“无情”怎么讲？

笛安：就是不要过分地觉得自己必须成为他们中的谁。有时候作者本人的叙述代表的不应该是特别多的与人物们的共情——这不代表我不爱他们。而是说，作者视角应该包含一些复杂的东西，比如说天地不仁，那么作者的视角应该是讲出来那种残忍的东西的，这跟我这个作者本人的立场和偏好都无关，世间如果原本如此，那就忠实于这种残忍，或者说，不要过度地描述这就是残忍——或许这只不过是自然规律。

CHIC：就爱情而言，每个人最爱的人都是自己，您完全同意这句话吗？

笛安：不太同意，有些人最爱的是爱情本身，有些人根本连自己都不爱所以没能力爱任何东西，还有很少很少的一部分人，真的爱一个人本人，爱那个“他人”远远超过爱自己。这样的人非常少，隐藏在众人之中。而且我觉得，大多数人，其实没那么爱自己的——只不过是想占便宜，这和爱自己还是不太一样。

CHIC：从内化的计好型人格，害怕让别人失望，到现在分享给大家能够勇敢也是一种运气，这期间内心经历了怎么样一个过程？

笛安：就是一种——像是车祸一样的感觉吧，我原本以为我可以永远努力做一个让周围人满意的人，后来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这个美好的平衡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打破它，让周围人惊愕或者失望，其实忍一下就好了，很快就会过去的，然后豁然开朗，天地宽了，人的呼吸也会变得自如起来——对，我就是这样的人，然后呢？然后我就能好好地活下去了。

“观察人物也是一种修炼自我的过程，面对自己的弱点与不堪，尽可能地承认它也不美化，这其实很难。”

CHIC：在之前您提到，“写作”这个行业带给一个人最致命的东西，就是一个写作者会日益过分看重自已的存在感，越来越拿自己当回事。这个是您现在对于作家这个职业身份越来越厌倦的主要原因吗？

笛安：是，没错，时刻过分看重自己的人都很乏味的，他们理解不了很多事情但是自己不自知。有一些同行，说话的时候时不时就提起自己的某篇作品里的某个人，自己刊登于某个没人听过的杂志的专栏里的某些观点——你为什么要假设所有人都了解你的作品呢？你又不是鲁迅本人——可能常年的写作会异化一个人，我非常恐惧成为一个那样的作家，所以还不如少写一点，少以“作家”的身份出现在人前，这样或许能延缓变成自己讨厌的那种人。

CHIC：为什么说越来越觉得自己和作品中的人物之间是一种修行？在您看来，作家和读者之间应该保持怎么样的一种很好的良性关系？

笛安：观察人物也是一种修炼自我的过程，面对自己的弱点与不堪，尽可能地承认它也不美好，这其实很难。至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理想的关系——作者努力写，读者耐心一点等，不想等了安静离开，彼此恪守着君子之交的温润，就行了。我从不要求读者必须怎么理解我的作品，读者愿意怎么理解都可以。

CHIC：我们杂志这一期的主题是：非结果性导向，您觉得当下人是否一定要带着非常强烈的功利性和目标去做一件事？

笛安：这个事情要分人，有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功利的人，你让一个功利的人放弃自己的目的性，那其实是一件不符合人性的事情。所以要先弄清楚自己真正的诉求，如果就是一个功利的人，那就承认自己就是目的性强，就是想要达成某个目标，设置一个相对合理的目标就好了;至于一些没那么功利的人，就不要让功利的人的目的打扰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做就不做。我的認知其实是，很多人就是什么都不想做的，对这些人讨论目的性，其实也没那么恰当，什么都不想做的人，就尊重他们吧，大家不要互相打扰。这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