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倩雯

我最后一次见到石先生，是半年前的事。你那时还没来，应该没见过他。石先生这个人呢，该怎么说，这地方只有我这一家诊所，每天要见几十个病人，每个病人都不一样。我们做医生护士的尽可能都给他们打招呼，可是姓名和长相一概记不住。石先生是个例外。跟他背景也有些关系，不过不只是我，那些不晓得来龙去脉的护士都记得他，以前每到他预约面诊的日子，就连没值班的护士也会特地留在休息室，仅仅为了等石先生来，好跟他聊天。他去世的时候大家都震惊难过，资历最老的谭姐甚至哭了。这件事，直到现在我仍然深深不可思议。

石先生戴着一副过时的金框眼镜，镀金的镜框早已暗淡，镜片比一双突出的圆眼大很多，乍看令人浑身不舒服，总觉得给他盯得死死的，片刻都不放过。但他其实很亲切，认识你的话，一见面便问候，言行举止像老古董，却称得上绅士。虽然不爱笑，可那是情有可原的，我看过其他和石先生有类似经历的人，十个有九个都神情木然，从语气听得出喜怒哀乐，却不会写在脸上。我们见面的时候他老穿西装裤，洗晒太多次以至于不认得布料原本是黑色或深褐色;衬衫的领口隐隐约约看出汗渍，却依旧整齐地折起来，衣服也没皱褶，似乎细心熨过。不认识他，在街上撞见的话，你会以为他只是个不起眼的中年男人，过着普通的生活，进普通的公司，有普通的家庭，再过几年就会退休，和家人安享晚年吧。

但石先生其实已经一百多岁。从医学角度来看，他的内脏机能仍然活跃，如果只从体型和外貌作判断，他还在生命的中段。不过以当今社会常识来定义的话，石先生是个禁忌。

他就是 Y机构当年那场临床研究遗留下的 5633名实验对象之一。

有些线虫，比如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elegans），它们的体细胞（somatic cell）分裂到一定数量后只会增加体积，不再分裂产生新细胞，原有的细胞也不会被汰换。由于不汰换的细胞会随着时间老化，国外专门研究线虫的科学家利用分子生物学原理，成功发现导致老化的基因和所引起的各个连锁反应，而 Y机构的研究者试图利用研究结果，在人体内找到类似的基因，通过以基因改造为基础的疗法加以抑制，使基因沉睡。他们假设：启动老化过程的基因如果不运作，将可能暂缓细胞、内脏，以至于人体的整体衰老，换句话说，可以延长人类的寿命，对那个时代来说无疑是种特效药。当时全球人类刚要享受先进文明带来的繁荣，却不得不面对减少或延后生育、造成人口老化和少子化，人口最终可能不增反减的问题。你想想，全世界的人寿命都长上几十年的话，八九十岁也不算老了吧？女性也不必担心年纪大生不了孩子、或提高生下畸形儿的风险，还可以跟孩子一起分享更长的人生。

实验的初步结果也相当令人振奋。接受基因改造治疗的实验对象中，

88.159%的细胞在显微镜观察和 mRNA检测下，老化明显迟缓，即使长远结果尚未可知，已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大步。谁知研究过程在之后不小心泄露出去，被媒体广泛报道。起初媒体站在 Y机构这一边，用雀跃的字词点缀这场可能改变人类未来的研究，称其为“神之手”，没想反而引起大众对基因改造的不安。改变人类的基因构造，或者说，改变造物主的天然设定，这么说的话，Y机构的研究团队的确逾越了人神之间的界限，公众难免引以为惧。但人扮演神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基因改造的农作物作为食品服用，人类的工业活动严重影响大自然，造成全球暖化。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一定不会允许这种挑战自己权威的事情发生吧？

但基因改造别的生物没关系，改造人类就不行。当时社会这么坚持，老实说我觉得很虚伪，不过这句话麻烦你不要写进去。其它理由像是“今天改造寿命，明天不知道改造什么，无知的大众不该成为实验的牺牲品”、“基因治疗收费高昂，若只有中等收入以上的人士可以承担，对占人口大多数的贫穷阶层简直是变相歧视与奴隶化，加剧贫富不均及社会不平等”、“基因改造的副作用尚不明确，若冲动实践，将引起严重的社会经济与治安问题，影响社会结构与永续发展”、“与其加长生育年龄不如鼓励生育，延长寿命本末倒置”之类的声音此起彼落，连“会不会改造成活生生的现实版 X-men”这种说法也冒出来。媒体得靠读者吃饭——这道理你比我懂——见舆论趋向反对，怕得罪读者，新闻态度越来越走向保守。公众的反应前所未有地激烈，各宗教团体、担心孩子未来的家长联盟、低收入人群、还有立场比较保守的医疗人员接连到 Y研究机构集结抗议，更有暴力分子闯进研究机构，企图破坏设备来威逼机构停止研究。允许 Y机构进行实验兼提供资金的政府自然不能免责，在种种反對声浪之下，当时的首相和内阁集体引咎呈辞，换上一批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算是民粹的政客。新政府一声令下，Y机构被强行关闭，基因改造的实验还没完成，便不得不宣告中止。

你问当时那些实验对象怎么了？石先生不就是个例子吗？没有了这场研究，他们得不到政府或社会的正视。由于是自愿

接受的基因改造，表面看来就好像他们罪有应得;但其实不是，社会根本无意惩罚这些人，只是假装他们不存在，不存在便不用面对时代造的孽。基因研究风波爆发、讨论过，社会已经做出裁决，没有上诉或跟进的余地，无需拖泥带水做多余的工作，更不必替罪者收拾残局。实验对象只有几千人，不足以影响全国成千上万的人口。

他们可能以为这些人只是比别人多几十年。我告诉你，这样想大错特错。

我站在医生的立场解释好了。基因改造会引起什么副作用很难说，因改造的基因而异，亦因人而异。人体的基因无法单独行动，必须互相作用，基因启动的各种连锁反应也会相互影响。你不妨想象，一张有清晰的纹路，织法却错综复杂的网，任何一个细节一旦有些许不同，结果就天差地远。举个例子，两个人染上同一个病毒，一个人只是小病一场，另一个人却病死。因为这种情况，进行人体实验的时候往往需要大量实验对象;而像 Y机构这场跟寿命息息相关的研究，鉴于基因改造的副作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现，所以实验对象要一直接受检查到实验完全结束，也就是生命结束的时候。通过这些检查获取尽可能详细的实验资料，未来公开实践的时候如果发生副作用，便可以利用这些资料推断适合的治疗方法。但实验既然强行中止，我们无法预测这些人身上会发生什么，万一病发，医疗人员肯定束手无策。我给石先生和他那样的病人诊断时也步步为营，要不是有家父留下来的实验资料，恐怕会跟其他人一样不知所措。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基因改造成功的人，如果被周围发现自己是那场禁忌实验的一份子，你说会怎样？比多数人长命不是什么有趣的事，再怎么说都是基因改造，无知的大众以为人性也会被改造一番，对他们不是恐惧、鄙视，就是避之则吉。区区几千人不足以受到政府的关注和法律的保护，长相与实际年龄不符在各个场合都能给他们惹大大小小的麻烦。有个病人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当做闲话家常告诉过我，有天在街上被警察要求出示身份证，见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跟长相相差太远，怀疑他伪造身份，押他去警局，直到向国家注册局确认真伪后才不好意思放过他。很好笑是吧？我听了也笑出来。这不过是小插曲，还有人申请不到保险，因为年纪越大风险越高，又接受过无法测量风险的基因改造，申请保险即使受理，保费也涨到多数人无法负荷的程度。最糟糕的是社交不顺利。他们年轻的时候可以有朋友，但是一旦朋友开始衰老，自己却明显保留着青春，想继续跟他们来往的话，延长寿命的事肯定纸包不住火。找另一半更不用说。这些人在参加实验的时候进行了绝育手术，以免改造成功的基因不慎遗传给后代。没办法生小孩就算了，不能跟枕边人一起变老，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种背叛吧？

我继承父亲的诊所时，通过父亲介绍而认识的那些实验对象，有一个坦白自己通过召妓来解决性方面的需要;有的每逢出门便给自己化妆，使外貌看来更老，以免被发现自己还没长鱼尾纹。更夸张的，有人通过非法管道，每几十年换一个身份，换不同的地方住，过不同的人生;也有人索性深入简出，不问世事。他们都是独身，眼看身边的人，朋友也好不认识的人也好一个接一个老死，自己则好好活着，心态却不能跟外貌一样年轻，这种事不但周围的人承受不了，对长寿的人来说也是个灾厄。久而久之，就笑不出来了。

石先生也难免不受这种影响，不过跟他们比起来，我以为他似乎不太在意这件事。根据父亲的说法，基因改造成功过后，石先生先是大学毕业、努力工作，给自己赚一笔钱之后便独自一人四处旅行。他去过很多国家，每到一个地方就给父亲寄当地的明信片，回国后还会送手信。那台冰箱上面密密麻麻的磁贴都是他送的。我手上这把小刀也是，如果没记错，好像是石先生在日本买的，给父亲做拆信刀用。寄给父亲的那些明信片不晓得收在哪里，父亲临走前没有说，我也没问。家里到处都找不到，说不定和父亲的遗物掺在一起烧掉了。毕竟不是我整理，早知道后来的事，应该一一检查的。

父亲和石先生相识时，石先生二十一岁、父亲三十二岁，距离我出生还有十年。当时 Y机构正在招揽实验对象，石先生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主动找父亲说要参加。这是我之后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招揽实验对象的事情虽然公开，但碍于实验性质，没有高调宣传，仅限通过口传散播消息，一般是研究团队的成员自行召集实验对象。像石先生这样自己找上门、又坚持参加的，在父亲的记忆中只有他一个，其他的在听到实验性质后都立即打退堂鼓了。

起初父亲反对石先生参加实验。父亲在石先生之前也接受过许多人的申请，他说这些人大多有非参加实验不可的初衷。有的人出身穷困，希望利用延长的寿命赚更多钱，用多余的时间享受好日子。也有人是癌症或其他老年疾病，比如糖尿病或阿兹海默（Alzheimer's，俗称老人痴呆症）的高风险群，延长寿命是为了避开，想多争取几十年的时间，希望到时医学发达，即使发病也能接受更先进的治疗。石先生身体健康，经济不算富裕，不过还不至于穷得走投无路。年纪这么轻的人要参加试验，父亲心里七上八下，更何况石先生当时并没有透露参加实验的理由。可是石先生一味坚持，说自己不会后悔，每一天风雨不改地来找父亲求情;加上本身符合实验对象的各个必要条件，父亲无可奈何也就答应了。

石先生在那之后仍然没有坦白参加实验的动机，父亲碍于隐私也没有问。但因为石先生很年轻，负责的几十位实验对象之中，父亲特别照顾他。实验进行期间当然不会故意偏袒，但实验外有时会请吃饭;石先生有什么需要，父亲只要知道都会特地帮忙。于是参加实验这五年，他们从单纯的研究团队与实验对象的利益关系，发展成可以相互问候的交情。即使实验中止，他们俩也维持联络。父亲说我出生的时候石先生还抱过我。可是父亲坚持不跟石先生深交，他愿意听石先生说心事、以过来人的身份开解，却从不让石先生了解自己的心情想法。我想他可能是觉得石先生陷入今天这个境地都是他所害。就算当年石先生自愿成为实验对象，父亲身为执行实验和遴选实验对象的执行医生，理应有责任做最终判断。看着石先生朝气焕然的样子，父亲或许从心底深深感

到内疚。

再怎么说，父亲始终是个医生。

石先生没有一丁点责怪父亲的意思。这是他私下告诉我的。你父亲是个好人，无论他有多老、我有多年轻，我还是会把他当成哥哥一样，石先生这么说。在我眼中，他們相处一直很客气，石先生来探望父亲的次数比其他朋友还多。父亲在六十九岁的时候脑中风，幸亏及时救回，但是右半身从此肌肉麻痹，说话不流利，亦不能摆出正常的表情。于是我接手这家诊所，父亲留在家里，白天我不在的时候由家庭看护照顾日常起居。石先生除了做身体检查，定期上诊所之外，每个月会来我家一次，陪父亲喝茶聊天，有时下象棋。父亲曾经一脸自豪地说石先生下象棋一次也没有赢过他。每一次来，石先生都会传手机简讯告诉我父亲在家的情况，附上两人的合照：父亲白发稀疏，眼周布满老人斑，慵懒地坐在沙发上，而石先生比父亲年轻十一岁，看来却和我相仿。父亲八十多岁过身时，石先生来参加丧礼，坐在朋友席，身边一行又一行宾客，不是拄着拐杖，就是手里握着药盒，时间一到，吞下几粒药片不知何时已经成为习惯。他们闭上眼睛，年少时用也用不完的气力、幻想和轻狂早已远离他们而去。石先生一头黑发，眼镜遮不住他尖锐有神的眼睛，坐在他们中间，显得分外格格不入。

后来我有了家，石先生每当过年来拜访的时候，我便给内人和孩子介绍说是大学朋友。那时我四十多岁，石先生七十多岁，样子和我差不多。再后来我也老了，开始戴起老花眼镜，而石先生头上竟找不到一丝灰发。他担心以一副年轻的脸容来我家会招人怀疑，我们能说话的机会便只剩下他来诊所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即使如此，也不过半年上诊所一趟。加上诊所常常有病人在等，我们聊不上什么，最多是做健康检查要问的例行问题，比如身体哪里不舒服、或哪个健康指数需要在意之类，和他的一一回答。他和护士们反而更熟。我没向她们打探，不过在诊室里给其他病人看病的时候，常常听见石先生和护士在诊室外说话的声音。大概是在分享自己旅行的所见所闻吧，和父亲聊天时也是那样。护士们很欣赏他，说他明明看起来很年轻，却把人生道理说得比和尚还要透彻洞明。其中一个叫阿玉的，好像还拿到他的电话号码。你可以问她看看。

啊，讲了这么多。真希望你用得上。

——开头的时候我说过，最后一次和石先生见面是在半年前。不，不是身体检查，他自行来求诊，那是三年前的事。他一百零三岁，忽然患上健忘症。说是上星期趁着大扫除整理随身物品，发现几本又大又厚的相册、几百张印上姓名的机票票根和盖满各个国家签证印章的旧护照，却丝毫想不起自己去过这些地方。此外这几个月来，回想一些事情时，心里隐约觉得这些事非记住不可，却忘了为什么这么重要。我担心是老人痴呆，安排他入院检查，脑部扫描和血液检验却看不出任何异常。他没有失智症的家族病史，生活规律，衣食住行可以自理，说话和动作也没有像是迷路或词汇匮乏之类令人担忧的地方。就只是记性一下子变差了。

普通的记性变差，是忘记细节。比如记得在外面吃过什么晚餐，却忘记自己付了多少钱;又或者记得跟谁一起去什么地方做过什么事，却想不起当时穿什么衣服。这种记忆缺失是正常的，大脑只会注重保存记忆中重要的部分，至于哪个部分比较重要，则似乎记忆拥有者对这份记忆的情感有多强烈，或五官认知之中哪一个比较深刻。可是石先生的记性变差，却是掉转过来，不重要的事情都记得，重要的却忘记了。而且他不仅忘记旁枝末节，而是连整件事都不复记忆，仿佛这份记忆在他的人生中不曾体验、不曾存在一般。是我的话一定恐惧得不得了，不过石先生在我面前只是叹了口气。真是可惜啊，以前去过这么多地方，看过那么多有趣的东西，不记得了就好像完全没有发生过，他说。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问他。为了方便诊断，也是出于关心。

大概是我那个时代最后一个朋友去世之后开始吧。石先生说。那是三个月前，他大学时代的好朋友，在年满一百岁时与世长辞。他们年少时感情很要好，不过人到中年，那个朋友逐渐老去的时候，石先生因为自己的外貌依然年轻，为了不泄漏当年参加过基因改造实验的事，便没有再去见他，两人之间只是通信。后来朋友的家人来信说他患上失智症，他才壮着胆，谎称自己是“石先生的儿子”，代替行动不便的父亲给父亲的朋友致意。他以为两人久未见面，那朋友既然失智，肯定不认得他的样子;谁知两人四目对视，朋友竟叫出他的名字來。那一刻他蓦然领悟：从此再也没有人可以和他共享他拥有过的时间。他第一次在朋友面前失声痛哭。

石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我一边聆听，一边给他做检查，可以的话想说些什么，但心里很清楚，怎么安慰也没用。我们是医生和病人，跟他与父亲不同，我们一直没有超越这层关系。而且寿命比别人长几十年，看着身边的人慢慢变老而自己无法同步的心情，这种事我虽然可以理解，却终究无能体会。这样的我不论说什么，在自己眼中都只是沦为虚伪或敷衍。健忘症没有药物可治，我给石先生发了几剂维他命，吩咐他多摄取能增强记忆力的食物、定时定量运动保持身体清醒。到底有没有帮助天晓得，唯有听天由命了。

那次面诊之后石先生从半年前的身体检查变成每个月定期上诊所复诊。我们见面比以前频繁，对话自然也多了。我试着找一些跟他日常生活有关的话题，一来方便治疗，通过对话令对方不断回想生活上的细节，对记忆或许有帮助;另一方面，是求诊时他说的那番话，令我发现石先生他虽然看起来轻松惬意地享受着比身边的人年轻长寿的生活，却还是逃不过身为人类的寂寞。身为医生、身为医生的儿子，一想到这儿心情就不得不沉重。石先生也没以前那么开朗。自从发现自己健忘，石先生的言行有了非常细微的变化，表面上微不足道，却令我很在意。他说话仍然一副淡然的表情，但是语气比以前急促，动作也更加紧张。可能是害怕，想说或想做却没有及时行动的话，会全部忘记吧。

为了缓解石先生的心情，以免他精神紧绷，令病情恶化，我建议他写日记。想到什么就先记下来，给自己做时间表，把时间表和日记放在固定的地方，真的不放心的话就带在身上。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回头翻阅，即使忘记也没问题。这之后他才总算放轻松些，我则打从心底松了一大口气。听护士们说，石先生候诊的时候，只要独处，就会拿起日记专心地读。有时读到笑话似的边看边发笑，但大多数的时间里，那双容易看穿的眼神都是认真的。我其实很想知道他在日记里写了什么，好几次话差点儿要说出口却吞了下去。他如果要说，总有一天会开口的。

话是这么说，石先生的健忘却一天比一天严重。他的记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无视于我们的治疗不断退化。开始治疗时，他只是忘记一些久远的事;到后来则忘记最近的事。过了一年，连一般人不可能忘记的事情，比如父母的名字、自己的生日或喜欢的颜色，还有自己的年龄都没有了印象。越是想要记得的事情如果不记录下来，到了第二天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奇怪的是，他的身体没有衰老的征兆，五官对外界刺激（比如说话或移动中的东西）的反应速度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日子依旧过得很正常，他说是炒菜时还记得要加多少盐的样子。这样下去，他的记忆慢慢清空，却没有东西可以填补，仿佛活剩一副躯壳，内里空无一物。

身为医生，我从来没有对一个病人的病情感到如此无力过。

就这样复诊过了三年。半年前复诊那天，石先生毫无预警地搬了个沉甸甸的箱子过来。把箱子放在诊室的一角，坐下来稍微喘几口之后就恢复正常呼吸。我问他那是什么，他说这是他一年多来写的日记，现在全交给我了。

我当场怔住。为什么要交给我？我说。

不交给你我还能交给谁？就算有我也不记得了吧。石先生打趣地回答，但我听这答案实在笑不出来。

我打开箱子看看。说是日记，其实里面还装了其它东西。照片、来往的信件、从各地买来的纪念品等，全都没有附加说明，只能凭看者自行想象。这些东西都保存得相当好，有些信件上的邮戳标明是四五十年前寄的，竟未被虫蚁蛀蚀。但它们被遗弃了，无神，凌乱地塞进箱子里的每个角落，日记与日记间的空隙。

石先生只朝箱子看了一眼，便转过头去，脸上没有一丝怀念的表情。他可能已经忘记这些东西背后要纪念的事了。

把这些东西全交给我。那之后石先生打算做什么？已经无法拥有的记忆，可以就这样拱手让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