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 范婷维

摘 要：清末洋务大臣张之洞创建的自强学堂历经时代变迁于1928年组建为国立武汉大学。作为首任校长，留英学人王世杰掌校之初，在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方面不断努力。他布局珞珈校址，奠定百年基业;筹集办学经费，保障校舍建设;养成学生健全人格，灌输学生高深知识;设置齐全学科，培养实用人才;严格遴选教授，坚持教授治校;严整校园纪律，树立社会声誉;弘扬学术精神，出版期刊丛书。初创时期的国立武汉大学，在王世杰、李四光、王星拱等学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成为华中最高学府。上述办学理念及其实践对当下营造一流校园、研究一流学术、打造一流师资、培养一流人才、实施一流管理等提供了诸多借鉴，同时也再次凸显了一流校长、一流教育家办学治校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王世杰;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办学治校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未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1893年，在清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之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光绪帝，提出创办一所新式学堂，培养“精晓洋文”的外交人才。武汉大学前身的自强学堂就此诞生，此后更名为方言学堂（1902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13年）等，历经传承嬗变，于1928年组建为国立武汉大学后，成为华中最高学府，国立五大名校之一。留英学人王世杰担任首任校长时期（1929年5月至1933年4月），结合自身对东西方高等教育的理解，形成了“养成健全人格，灌输高深知识”的办学理念，在物质和精神建设两方面对国立武汉大学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

一、王世杰与国立武汉大学的一世情缘

大学校长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和枢纽。纵观世界各国，每一所成功大学的背后都凸显着校长的办学理念，渗透着校长的治学方针，凝聚着校长的心血和智慧。陶行知曾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想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它的校长。”[1]民国初年，政治格局的混乱状态，给各地高等教育在政策、法规及其实施各层面上进行实验提供了很大的空间。[2]1927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虽力图加强中央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但是不久后的战事危机，又使得这种控制有所缓解。回眸民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当时的大学校长借助自身的人格力量，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于制度之外创造了高等教育的成功与辉煌。

王世杰（1891—1981年），字雪艇，湖北崇阳人，早年就读于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科。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在武昌参加守城战斗，并在此期间创办《经济杂志》。1913年以稽勋留学生身份赴英留学，1917年获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士学位，1920年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王世杰既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又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教育家。他一生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在教育领域中度过的。出任武汉大学校长前，王世杰曾执教过北京大学，参与创办中山大学;离任武汉大学校长后，升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当选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去台湾后又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就其教育思想的实践成果而言，主要集中于创办国立武汉大学时期。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湖北省教育厅提议筹建武汉大学、实行省办的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28年7月，大学院决定在原武昌中山大学的基础上，组建国立武汉大学，由刘树杞、李四光、王星拱等八人组成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1928年8月6日，任命刘树杞为代理校长，李四光为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负责新校区的选定和建设。11月28日，建筑设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新校舍的建筑地址为武昌城外的东湖珞珈山附近一带，但此时的校址范围并未正式确定。

1929年3月，刘树杞因身兼湖北省政府委员、教育厅长，事务繁忙而向教育部提出辞呈。3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王世杰为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未到任之前，由理工学院院长王星拱代理校长职务。[3]随后武大全体学生致电王世杰表示欢迎。“恭闻先生来长斯校，学生欢忭，深庆得人，专电奉迎。祈早莅校，良图硕画，翘盼设施。”5月21日，王世杰由南京赴武汉，22日在老校区东厂口发表就职演讲。他说：“我不是来维持武汉大学的，（我）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武汉大学。”他提出需要从新校舍、良好设备、经费独立、良好教授、严整纪律五个方面创造新大学。[4]

王世杰到任之前，关于武大“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5]。不久即确定了新校址的选定范围并投身于新校舍的建筑规划当中。王世杰“认为武汉市处九省之中央，等于是中国的芝加哥大都市”[6]，所以新校舍“不仅要能适应现在武汉的需要，并且要能适应将来武汉的需要”[7]，而且武汉要肩负起中部文化中枢的责任，为社会的发展输送人才。正是凭着这股坚定的信念和对教育的热爱，在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时代，王世杰克服重重困难，用其高尚的人格魅力，超凡的人文素养和满腔的教育热情为武汉大学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2年新校舍一期建设趋于完成时，王世杰提出：“希望全体教职员把武汉大学造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学府。”“盼望大家能够决心在这个学校永久工作下去，把本校当作终身不可抛弃的一个家庭看待。”[8]1933年4月24日，在欢送王世杰离校赴南京就任教育部长的会上，王世杰表达了不舍之情：“上星期中央政府曾决定要兄弟担任教育部事务。当兄弟得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感觉非常难过。”“但无论现在或将来，无论兄弟在校或不在校，本校今后如果遇有任何艰难困苦，兄弟以离校者与在校同仁共同背负艰难困苦。”[9]因为王世杰全力投入学校开创时期的校舍建设，纵然离职，却始终对武汉大学懷着最深切的感情。次女王秋华忆及，他的字画收藏中常盖着有一个“东湖长”的图章[10]，由此可见一斑。

王世杰的一生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临终前却效仿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执笔者杰弗逊在墓碑上刻写“弗吉尼亚大学创办者”的先例，要求在他的墓碑上只刻写“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之墓”。这份遗嘱，再次体现了王世杰对武汉大学所寄托的深情。东湖长，勿相忘。2003 年值武汉大学校庆之际，王世杰塑像在樱顶揭幕，使其又回到了念念不忘的珞珈山麓。

二、王世杰创建新武汉大学的举措

王世杰任职后，正如他在欢迎会上所说的那样，第一件事就是新校舍的建设，具体包括确定新校址、创建新校舍、打造新图书馆等，使学校在校园物质建设方面焕然一新，寓教育于校园环境，为武汉大学百年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确定校址，创建珞珈基业

受西方教育理念的影响，在王世杰的教育思想中，要想实现大学的长足发展，必須重视学校硬件建设，良好的校园环境是学校发展的根本保障。1929年，王世杰受任校长之时，学校还设立在武昌城内，校园面积狭小，建筑设施陈旧，为人们所憧憬的宏伟的新校舍还在设计之中。综合相关史料，新校址的建设由李四光在某一次筹备会议中首倡，由叶雅各勘探并选定东湖珞珈山一带，由美国建筑工程师开尔斯察看认可，至王世杰上任后最终确定。

关于新建的武汉大学，当时选择了珞珈山和东湖，作为新校基地。王世杰等人认为在该处建校有三大优点：“一，风景优美、有山有水;二，当地农田有限，不致占去很多耕地;三，在此建校，启发文化，为天下先，对武汉居民，特别有利。”[11]至于未来发展，“应当办一所有六个学院——文、法、理、工、农、医，规模宏大的大学”，并“希望十年以后，学生数目可达万人，届时如能力许可，当陆续再添办其他学院”[12]。

新校址的圈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初湖北省政府当局担心占用民地过多，对新武大的建设持消极态度。1929年8月，“湖北省政府派何股长膺恒，教育厅派王科员炎，会同属大学教授叶雅各，事务主任熊国藻，查明具复，复经湖北省政府方代主席，暨全体委员会同校长亲前往复勘，莫不谓该地依山带湖，景物清幽且多为荒山旷地，叹为绝好兴学育才之所” [13]。

后经湖北省政府第17次政务会议提出议决，并依照中央土地征收法，于1929年8月15日正式发布公告，划定3000余亩土地供武汉大学建设新校舍之用。两年后，时人对武汉大学选址盛赞道：“周围面积广约三千亩，新开之马路，环绕若带。远离城市约八九里，校中备有汽车，以利往来。其地有广约数百万里之湖，水清若镜，云霞倒映于湖中，尤其美丽。湖滨山陵起伏，间离平原，风景绝佳，游其地者，无不胜其山水之美。”[14]

2.平息风波，保证施工进程

珞珈山，原名罗家山，又名落驾山。20世纪20年代时，这里地处荒郊野外，荆棘丛生，但远离城市喧嚣，是安静清幽的读书佳境。新校址的地理环境十分理想，但是珞珈山附近有许多坟墓，在开建的过程中因迁坟发生了纠纷。一些地方豪强抵制迁墓，少数无赖漫天要价，武昌业主会陈云五等百余名坟主以破坏风水为名联名向省府恐吓。[15]面对地方豪强的压力，湖北省政府竟然选择屈服，于1929年11月5日函告武大，要新校舍停工，另选校址，重新规划，以避免迁坟纠纷。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王世杰等人认为，省政府出尔反尔，令学校停工另选新址事小，法律尊严和社会风尚事大，必须与之斗争到底。经过集体议决，作出安排：向湖北省政府紧急磋商，请其变更上述决议案;工事仍照预定计划进行。[16]与此同时，呈报中央，说明校址不可变更的四点理由：

第一，属大学之新校址，曾经前大学院暨钧部先后批准，并经湖北省政府依照土地征收法核准公告成案累累，在法纪上已无可变更。

第二，属大学新校址之设计，已历一年有余，修路购地种树绘图，以及其他布置，已耗费数万元，今倘变更原案，则精神物质将两受极大损失，而新校舍更不知何日兴工何日完工。

第三，依照土地征收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圈定地亩内，如有坟墓，原应由坟主迁移，倘因少数人不肯迁坟，计划即须中变，必至增长人民抗法而行之心，一切革命的建设，将俱不克实现。

第四，属大学新校舍之建筑，并不需要迁移极多之坟墓，陈云五、程国璠等，向湖北省政府声称新校舍之建筑，将迁坟数千塚，此纯系捏词夸大，以意图蒙混视听。实则属大学之工程设计，对于校址内坟墓较少之区域（珞珈山南及狮子山西北），早经决定作为校林校园之用，该处所有坟墓，概不令迁，其在他处之坟墓而须迁移者，综计不过百五十余塚，至迁坟方法，凡无力自迁者，属大学概声明，愿依法给以资助，其无地可迁者，属大学并已指定适当地域，供其迁葬之用。[17]

1929年11月18日，谭延闿署名下达行政院训令（4087号），令湖北省政府收回决议案，“剀切晓谕，勿任阻挠”，令武汉大学“遵照定案进行工事”。1930年1月8日，行政院发布了武汉大学确定新校址的批令：“国立武汉大学在武昌城东东湖湖滨珞珈山狮子山一带建筑新校舍，系经前大学院核准其收用土地。一切均按照法定手续办理，对于迁移坟墓亦定有妥善办法。自愿迁移者现在已居多数并由院准入，教育部所请令。该大学速照定案进行工事并令湖北省政府对该民等创切开导，勿许抗阻前扰。该民等呈请电令停工派员查勘业，经批令应无容议在案。该民等自应依照该大学所订迁坟办法即行迁让，不得再有异议此批。”[18]客观来讲，当时需迁坟的数量并非数千之多，但也并非百五十之少。不过迁坟风波最终经过众人的努力，顺利解决，确保了新校舍的顺利建设，其间王世杰以“法的精神”行事，也给众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筹集经费，完成一期建设

国立东南大学首任校长郭秉文曾言：“学校之设，其最要之点，在于人才、经济，苟二者之供求不能相应，则内容、外表均难臻于完善。”[19]对于初建的武汉大学，首先面临的就是经费问题。最初，湖北省财政厅长张难先首允拨款20万元建校。[20]1929年，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为武汉大学拨款150万元用来建设新校舍，并明确规定由中央和湖北省政府共同承担，双方各拨款75万元。但是直至王世杰到任后，经费仍未按时拨付。

为了使政府照案拨款，王世杰亲自去上海会见财政部长宋子文，但是宋态度冷淡、毫不热心，仓促会面间片语答复：“目前中央方面，一个钱都没有。”王世杰并未就此放弃，再度赴京求见行政院长谭延闿，并向他说明筹建武汉大学对湘湖子弟及全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之大。谭热忱回复：“你放心，此事全部交给我办好了。”谭随后亲自主持行政院会议讨论拨款事宜，宋子文答应每月拨款5万元，分15个月付清，才算是解决了经费上二分之一的难题。[21]

回到武昌后，王世杰又去求见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向他表明：“我（王世杰）是一介书生，本无勇气来创办这所规模宏大的大学。如果一定要我办的话，省政府方面，必须遵案筹款，一文钱都不可少，一天也不可拖延。”[22]何成浚对兴建校舍十分热情，立即找来湖北省财政厅长童贯时，每月给武汉大学拨款5万元，也分15个月拨清。何成浚还表示：“无论省政府经费如何困难，此款必须优先筹措。”[23]

另外，王世杰还利用先前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积攒的人脉，多次致电当时负责管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蔡元培、胡适等，请求拨款帮助武汉大学建校。“新校舍建筑设备费，其来源约分三项：一为中央及湖北省政府特拨经费，其数额共一百五十万元，中央与省各任半数。二为本校十七八年度结余款项，经部核准拨用者，共约二十六万元。三为其他机关辅助费，如汉口市政府协助理学院建筑费十七万元，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协助理工两学院设备费数万元。”[24]此外，湖北江汉工程局资助12万多元兴建水工试验所，湖南省政府资助12万元兴建法学院。[25]

在设计和建筑校舍的过程中，王世杰向工程师提出了“坚固、避免奢华，充分求美术性表现”的三条大原则。[26]精通中西建筑艺术的开尔斯，则根据中国传统的“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建筑原则，利用珞珈山、狮子山的地形，完成了设计工程。

众多建筑中王世杰最为重视图书馆建设。起初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虽已继承武昌前大学之财产，而所遗图书，仅百数十种，且大抵不适于用。为改变这种困境，王世杰等人一方面在欧美日本订购大量图书，另一方面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捐助。1930年初，“图书馆中文图书，现已增至十一万七千余卷，四万余册，西文图书四千三百余册，汉口银行公会捐赠价值万元以上之中西文书籍尚不在内，此外在欧美日本订购者，为数亦甚巨，暑假以前，当可陆续分批运到”[27]。

“（至1931年）西文书籍已有两万余册，日文书籍约有两千余册。即以平均十元一册估计，当值二十万元左右。中文书籍，约有五万三千余册，其价值不易估计，不敢妄言。中外杂志共有两百九十四种。”[28]基于武大的声誉，1932年10月19日，德国驻华公使陶德曼至武汉大学参观，并代表德国学术团体赠送巨量图书。[29]“收藏中外书籍珍本甚多，图书都有专人管理，用新式编号，查阅便利，阅览室明窗净几，前临学生宿舍，后临山谷，左望东湖碧水，右后侧有洪山，登高眺望，诚心旷神怡，万虑尽消也。如此读书所在，是几生所修得。”[30]

武汉大学新校舍建设从1930年开始建造到1937年完工，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在王世杰主导下完成了一期工程，招标开建了二期工程。1932年春天一期建筑完工，5月26日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蔡元培、任鸿隽、刘树杞、李四光等到会祝贺。新校舍中最大的建筑为学生宿舍四大栋;其次为理学院、文学院、礼堂及饭厅、第一区教员住宅、第二区教员住宅、工厂、水电动力室、运动场、游泳池、疗养院、车站、邮局、商场、招待所、附属小学等。同年10月，湖滨之女生宿舍亦完工。[31]根据武大检委会的报告，一期工程完成总工程的一半，花费总数为170万。[32]

经过两年的努力，一所坐拥珞珈山，环绕东湖水的武大终于诞生。不知不觉间，珞珈也成了武大唯一的代称。山名珞珈，学名武大，这可谓自然与人文融合所结出的一颗硕果。

三、王世杰在国立武汉大学推行的教育改革

王世杰在新校舍落成典礼的报告中称：“我们的建设不仅是物质的建设，还有最大的精神建设，无论在学术建设方面或文化事业方面，我们都在努力。”[33]关注校园建设的同时，王世杰确定了武汉大学教育之目的，并集中力量在人才培养、学科设置、师资储备、纪律管理、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改革，使武汉大学在精神建设方面一直走在民国高等教育的前列。

1.训练人格，明确大学教育目的

王世杰海外留学多年，对东西方大学教育的目的、模式有深刻认识。他认为东方大学的教育目的是灌输高深知识，要把学生培养成为一名学者;而西方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养成健全的人格，把学生造成一个“上等人”。在对比东西方大学教育目的的基础上，王世杰认为中国的大学中，较侧重知识灌输，易忽视学生人格训练，由此造成的学生，没有能力担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他提出应该把“养成健全人格，灌输高深知识”[34]同时看作大学教育的目标。教育目标的明确，使武汉大学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和校风。继任校长王星拱曾在演講中说到：“武汉大学的精神，是努力服务，用功读书;武汉大学的风纪，是研究实学，恪守纪律。”[35]

为了加强学生的人格训练，学校设立种种制度，规范学生日常行为，培养高尚人格，养成优美习惯。1929-1936年，学校在学生管理方面制定的制度就有33个，涉及的范围大到学生团体的组织，小到宿舍选定床位，不准随地吐痰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例如，体育课的教学目标不仅仅是锻炼学生的身体，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养成相互合作的习惯，对学生进行道德训练;考试制度上仿照美国大学的宣誓制度，让三、四年级的学生在考试之前填宣誓书，声明不愿受人监考，也绝不会违反考试规则，从而有意养成学生们的自尊心和诚实的品质;图书馆借阅书籍，率先实行开架阅读的方式;每年运动会，倡导比赛分小组进行;开学挑选宿舍，允许自由选择。这些做法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武大学生健全的人格，为日后走出校园，改造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设置学科，培养专业实用人才

王世杰结合自身的留学经历和教育实践，在比较东西方大学人才的培养目标之后，认为大学的本科教育需要承担生活技能的训练这项任务，既要培养学生的求学能力，又要培养学生的求生能力。若想培养出专业实用的人才，薄弱的学科建设是无法满足这一目标的。最初武汉大学只拥有文、法 理、工四个学院。王世杰上任伊始就立志要把武汉大学建设成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的万人大学，为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提供学科支持。

王世杰认为一所大学能否臻于一流取决于文学院是否一流。因此，在院系发展中，王世杰对于办好文学院非常重视。“有了第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诸系，校风自然活泼，学生也会对本校校风有自豪的感情;理工学生也会发展对于人文的高度兴趣，可以扩大精神视野及胸襟。”[36]当时文学院树立了造成专门学者，同时又能成为通达之人的第一目标，以及养成学生自动读书、研究之能力与习惯的另一目标。[37]这些策略对武汉大学后来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立武汉大学还非常注重学生的课外实习，在建设新校舍时增设实习工场。“工学院向无实习工场，王校长与石院长以工学院学生除理论研讨外，应注重实地练习，因提由校务会议决定，增设实习工厂一所，现购地建房及采购机件等手续，均经先后办妥，配件亦已装置完竣，计装二十余匹马力之黑油引擎一座，车床钻床齿轮制造机刨床十余架，老虎钳磨石及土木工用件，装设尤多，自本星期其学生已至工厂实地练习。”[38]另外，在材料实验、热工实验和水工实验等方面也拥有相当水平和数量的仪器、设备。学校设有工厂，除供学生实习外，还雇佣工人进行生产、修理各种仪器机械。[39]工学院设备仪器比较充分，可供10组学生同时学习之用。

3.延揽师资，坚持教授治校原则

王世杰留英期间，为周鲠生和李剑农主办的《太平洋》杂志撰文，参加留英中国学会任中文书记，负责留英生的内部事务和涉外事务，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归国后在北大任教期间首倡创办《北大社会科学季刊》，与胡适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并建议成立北大社会科学研究所筹备处，致力于学术风气的养成。

出任武汉大学校长后，王世杰深知人才对一所大学的重要性。他自己曾言：“兄弟先前所以不敢来校负责的，教授延致的困难是最大原因之一。”[40]为此，他利用自身颇高的学术影响力和威望以及在留学界的人脉基础，为学校礼聘了若干有留学经历的知名教授，主要有文学院的王葆心、方重、李儒勉、周贞亮，法学院的皮宗石、任凯南、周鲠生，理学院的王星拱、王恭睦、周一鸣、叶雅各以及工学院的石瑛、邵逸周、罗葆寅、陈鼎铭、吴屏等人。另外，王世杰非常具有容人之量，选聘教授尽量容纳各种不同学派的学者，留洋归来者，学有所精者，皆兼收并蓄，量才取士。比如，他曾聘任带有浓厚左倾色彩的陶因、范寿康任教授。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使得不同学派的学术思想、中西文化的各种观念在武大校园里相映成趣。

值得一提的是，新校舍也为延揽师资增加了“魅力”。当时学校在珞珈山南面，依山势为教授建造了許多栋两层花园洋房。“为了他们的子女读书，并在山下设有幼稚园、小学，后来又增设中学，还有福利社、菜市场等，真是应有尽有，设想周到。当时的教授，待遇优厚，地位清高，学生水准既高，教学环境又好，故一般名流学者专家，纷纷应聘来教。”[41]

王世杰不赞成校长独裁制或校董制，反对任何具有政党色彩的官僚、政客进入校园，以免危害大学的独立。[42]他始终坚持教授治校原则，将校长权力下放，交由教学及学术研究的主干人员自行管理，从而达到教学与治学的合理状态。根据国立武汉大学组织规程，“校务会以校长、院长、系主任、部主任及图书馆馆长组织之，校长为当然主席”[43]，其职权主要包括考试学位、学系增设、课程设备、学术出版、预算决算等重要事务，以及其他关于全校及各学院共同事项。另据苏雪林回忆：“武大继承北大遗风，主张教授治校，每学年终了，便开一个教授会议，校长、院长、系主任列席。大家一起商讨学校各种革新事宜，教师之进退，也由这个会议决定。”[44]王世杰辩才、识才、选才、惜才的能力令人叹服，在他主政武汉大学期间，学校里名师荟萃、俊彦云集，归国学人每以受聘于武汉大学为荣。

4.严整纪律，维护良好社会声誉

1929年5月，王世杰在莅校大会上提出严整的纪律，实在是目前武大改造过程中最急迫的需要。因为“如果本校从今以后不能造成一个严整的纪律，必不能取得社会的同情与信任，而使新校舍的建筑、设备的改良、经费的独立、良好教授的罗致等等条件，都不易成为事实”[45]。

在他掌校时期，树立了两大原则：一，请教师必须严格，必须品学兼优，二者缺一不可。二，考试必须严格，必须公平明正，决不可用私循情。[46]建校之初，在教员管理方面规定：“教职员无故旷职二星期以上者，得酌情减薪或解约;教职员请假在一月以上者，得依校长同意请人代理，但代理期限，不得过三个月;教授在大学连续服务满五年者，得离校或考察或研究一年，仍支原来薪。”[47]

招生考试方面，每年投考武大人数在1300左右，录取率为10%。录取的基本标准“就是不能有一门学科是零分，而且必定要超过每门所规定的标准分数”。“考试当局有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认为一般投考的中学生，对于一般的普通学科须平均发展。”[48]每逢招考前夕，王世杰均将请托信件交给总务处长熊国藻处理，“嘱他杜绝一切人情拜托，所有来信，均须俟放榜后再行答复”。在学生录取过程中，规定限期注册，若开学一个月后仍未到校注册，请假者可以视为休学，未请假者则以退学处理。在对学生的管理上，严格具体地规定了学生学习的守则，制定并颁布了《本大学学则》、《本大学注册部外事细则》等。

至于考试，在武大读书六年的刘定志回忆：“武汉大学的考试，无论是临时考、月考、期考、毕业考，是有名的严格。就是平时的考试，座位也是间隔的，并隔得远远的，大家也都自爱，从未见有走私、派司等情事。补考、留级、休业、退学仍是常有。”[49]由于武大学生家庭多不富裕，功课又紧，所以读书风气较好，像汉口这些游乐之地，也很少前往。1932年，王世杰在演讲中又提出“好学、吃苦、守纪律”，供学生自勉。[50]另外，这一时期学校确立的“明诚弘毅”校训，对于校风的形成也有深厚的影响。

严格的纪律和有序的管理为武汉大学赢得了良好的国内外声誉。当时胡适有云：“惟国立武汉大学及东北大学，无风潮迭起，平静无波，朝气勃勃，为将来有最大发展的两大学。”[51]1932年4月3日上午，联合国满洲事变调查团莅临新建的武汉大学参观。调查团对武汉大学以节俭的费用，而建成如此宏伟的建筑，深为赞许，进一步确信日本代表在东京所言“中国乃长期落后之劣等民族”为无耻谰言（3月初调查团曾先赴日本）。武大的成就使中国提高了国际声誉。[52]1933年继任的王星拱校长特别提醒师生，“本校自雪艇校长经营数年以来，已经有很好的声誉”，“要保存固有的声誉”[53]。

5.弘扬学术，创办期刊出版丛书

作为留法博士，知名学者，王世杰深知学术研究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意义。1920年回国以后，王世杰受聘北大法学教授，后任法律系主任。期间，王世杰以其鲜明的教学风格和渊博的法学知识而深得师生欢迎，所撰《比较宪法》讲义，嗣经商务印书馆印行，被广泛采用，成为中国法学界的奠基之作。1929年1月5日，在国立武汉大学补行开学典礼上，王世杰代表教育部莅临祝贺，发表演讲，提出武汉大学需要“传播高深的知识，提高深邃的学术，以履行它的使命”[54]。

“鉴于近年来全国学术界之沉寂”[55]，同时也为校内外学术研究者提供交流平台，在王世杰主导下创办了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文哲、理科季刊，分别由法文理学院教授主持编辑，各地商务印书馆代售。王世杰认为：“学术期刊作为全学术界之公共刊物，可以看作一国文化的质量测量器，又可以窥见一国文化的素质。”[56]

其中，《文哲季刊》主要刊登中外文学、哲学、心理学及史学方面的文章，曾多次发表胡适、闻一多、周贞亮等人的文章。现代文学批评三大家——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更是在《文哲季刊》上频频露面，其中郭绍虞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与道的问题》被罗宗强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列为20世纪本学科标志性的文章之一。《社会科学季刊》主要刊登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文章，发表过周鲠生、刘秉麟、燕树棠等人的文章。除本校教师，也有校外学者投稿。如《理科季刊》刊发了多篇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撰写的学术论文。

学校又在王世杰主持下，于1930年开始出版“国立武汉大学丛书”，撰述者均为武大时任教师。先后出版了王星拱的《科学概论》、周鲠生的《现代国际法问题》、刘博平的《声韵学表解）、李剑农的《政治学概论》、刘乃诚的《比较政治制度》及《市政学》、谭戒甫的《墨经易解》、吴其昌的《金文历朔疏证》、丁燮和的《材料力学》等重要论著。这批文献对于研究民国时期各科教育及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四、当下“双一流”大学建设对国立武汉大学初创的借鉴

从自强学堂到国立武汉大学，经过百年的办学实践，武汉大学在“朴、诚、勇”，“明诚、弘毅”，“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等校训精神的激励下，经过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的发展，现已成为中国名列前茅的高校，其发展亦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回首王世杰担任校长时期的建树与业绩，不仅为当前武汉大学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这一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当前创建“双一流”高校提供了宝贵经验，其本人也被誉为“一位有气魄有冲劲的创业长才”[57]而永远写进武汉大学的历史。

第一，以营造“一流校园”为前提。陶行知在创造的环境与环境的创造方面认为，学校生活应当成为一个创造气氛的教育环境。[58]学校生活的内外部环境都是影响人的巨大力量。校园环境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校园地理位置、校园建筑布局、校园设备藏书等，这些要素是师生赖以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外部条件，又可称作“校园物质文化”。良好的校园物质文化不仅可以保障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和学术工作的顺利开展，而且有利于营造优良学风、校风，促进良好校园文化的形成。经美国工程师开尔斯的精妙设计，经王世杰等人的实施督造，珞珈校舍，选址得当，规划科学，布局合理，质量堅固，中西合璧，风格独特，成为中国大学校园建设的典范。因其历史、科学及艺术价值，而成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以研究“一流学术”为基础。一所大学的学术质量与水平直接决定了学校的办学水平。王世杰特别重视学术期刊的发展。他认为：“学术的进展，其条件诚不一而足，然众多条件之中，鉴赏与批评可以说是基本的条件。”[59]学术期刊是鉴赏与批评的媒介，而鉴赏与批评则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基本条件。王世杰对学术刊物的观点，对当今办好学术刊物仍有启发。为了培养学生钻研学术、研究科学的兴趣，王世杰不仅提倡成立法律学会、哲学教育学会等各种社团组织;经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承认，还设置文化基金讲座三席，主要包括生物、农林、化学三讲座，理学院院长及著名化学家王星拱担任化学讲座主讲人，中国近代林学开拓者之一叶雅各教授担任农林学讲座主讲人，生物学讲座由著名生物学家、理学院教授张珽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吸引了无数学子前来求学。

第三，以打造“一流师资”为保障。“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既要有大楼，更要有大师。大学教授、学者更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实施者和引领者，其独立的思想和斐然的学术成就可以体现大学的独特精神，其高深的学识成果和良好的人格魅力更会直接影响着大学的办学水平及人才培养质量。王世杰在为武汉大学储备师资时，始终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每一位新教授在聘请前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核，不仅考查其教学能力，更注重其学术研究能力。同时注重引进具有不同教育背景的教师，广揽各国留学归来学人，使各种思想交汇融合，打造了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例如法学院的周鲠生被称为中国国际法的泰斗;文学院的朱光潜、叶绍钧、陈西莹，理学院的陶延桥、桂质廷等都是国人熟知的教授。

第四，以培养“一流人才”为目标。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的功能，人才培养既是大学存在的目标，又是大学的责任。在培养人才方面，国立武汉大学始终把培养学生的求学与求生能力并重;不仅为学生灌输高深的知识，更注重对学生的人格训练。另外，为了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使学生能够自由阅览西书，保持与国际学生同等水平，学校非常重视英语的学习年限和要求。1929年以后，武汉大学在校本科生达到600人，这一规模在当时仅次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其中后来做出较大成就的学生有世界级的航天科学家和火箭专家黄孝宗;中国水利学会泥沙专业委员会主任、著名河流泥沙专家张瑞瑾;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谭崇台、刘涤源;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少逸、钱保功、张致一等。可以说，国立武汉大学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培养了一大批一流人才。

第五，以实施“一流管理”为关键。建设一流大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实施一流的大学管理是非常关键和必要的。一方面，王世杰始终坚持教授治校原则，学校各种委员会的负责人都由教授担任，每周的校务会议必须有超过半数的会员出席才能开会，决议必须是出席会议半数以上人赞成才能通过，决议后送校长分别执行。另一方面，王世杰出身于法学专业，1928年10月2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海牙国际公断院公断员，同年11月7日，又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首届立法委员，并担任该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因此他尤其注重纪律，倡导全校师生养成尊重学校秩序的习惯，并将此作为学校行政的基本准则。1932年，周鲠生在演讲提到：“不敢说是全国算第一，但本校讲纪律与求学的精神，不亚于国内别的好的学校。”[60]

五、结语

虽然王世杰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前后只有5年，但在他任职期间，披荆棘，拓荒野，化荒郊为学府，推进学校迅速发展，广受校内校外赞誉，实具奠基开创之功。1932年11月28日，适逢胡适到武大讲学，他在日记中写道：“雪艇诸人在几年中造成这样一个大学，地址之佳，计划之大，风景之胜，均可谓全国学校所无。”“看这种建设，使我们精神一振，使我们感觉中国事尚可为。”[61]

从王世杰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一流校长所具备的人文修养、高尚人格和教育家的精神。如今一流大学的建设需要呼唤一流的校长，更需要大力提倡一流的教育家办学。王世杰等一批学人创办的国立武汉大学不仅对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值此中国大学奋力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际，重温王世杰初创国立武汉大学的办学活动，回顾其鲜明的办学理念和突出的办学成就，仍然具有诸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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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