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付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湘南的一个小山村，那时人们穿的衣服，大多是灰、蓝白三色，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是按计划供应，每人每年只发定量的布票。

我家有五兄弟，我是老满，上面有四个哥哥。那个年代，几乎是老大穿过的衣服给老二穿，老二嫌小了又给老三穿。记得读小学时有一年春节，大哥带着我们两个最小的弟弟到舅舅家拜年，却没有一件新衣服。一向好面子的母亲怕娘家人笑话，便向隔壁家的小孩借了一件新衣服。待回家时，好客的舅妈抓了两把糖果花生往我新衣服的口袋里塞。我急忙按住口袋，说什么也不肯要。但舅妈说新年大吉的，没什么给你们，糖果花生你们平时又吃不到，硬要往我的口袋里塞。我被逼急了，不得不實话实说：“这衣服是借别人的，不能弄脏！”在外工作的舅舅看到这个尴尬的场面，心酸地抱着我说：“别难过，舅舅明天给你们两个小外甥扯布去，让你舅妈给你们做，保证在正月十五有新衣服穿。”

现在回想起来，那次我穿上自己新衣服的高兴样子，至今仍历历在目。

1978年，我进入高中读书，穿衣仍没有多大的变化，不是黑，就是灰，样式都是学生装。翻出当年参加高考的照片，肥大的学生装挂在我瘦弱的身上，16岁的人好像个小老头儿。

1980年冬，已参加工作的二哥给我买了一件毛线衣，那是我第一次穿上毛线衣，既轻便又保暖，再配上刚在部队提干的三哥给我买的一件夹克衣服，人一下子显得精神多了。之前，我冬天总是穿着母亲做的棉袄，那是几个哥哥穿了十多年的旧棉袄，有些棉花已结成了板块，却依然能御寒。

1983年，中师毕业的我月工资是29.5元，第二年转正才是34.5元。因为分在厂矿子弟学校，企业每月有10元的奖金，同学们知道后当时好眼红。年底时，我用所发的工资及奖金买了一套西装，外加一双皮鞋，再配上三哥给我的一条领带，春节那天穿上后帅气得不得了，引来同村年轻人极其羡慕的目光。已承叔当场对他们说：“这就是读成书后的荣耀！你们这些后生仔今后如果不霸蛮读书，结果就跟我一样，有件好衣服都穿不出老五贤侄的气派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家的旧衣服一般是送给老家的亲戚，比较受欢迎，有些好一点的衣服送了这家没送那家，还怕亲戚有意见;而现在，老家的亲戚手中有了钱，不再缺衣少穿，衣着打扮与城里人相差无几。除了有个别贫困户愿意要我们的旧衣服外，大多数人宁愿自己买新衣服，也不再接受城里人的旧衣服了。因此，这几年，妻子除留两件棉质的用于擦地板外，其余的放进小区门口的旧衣服回收箱里。

改革开放40年来，变化真是太大了！然而，我只要想起40年前兄弟多，没有衣服穿的往事，就永远忘不了那个缺衣少穿的年代，也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