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星 任红禧

人物档案

刘永坦，1936年12月1日出生，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著名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与技术的奠基人和引领者，1991年和2015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19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我建议，一起为刘永坦院士鼓掌。”1月14日，在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省长王文涛在作政府工作报告的过程中提及刘永坦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这样提议道。

话音刚落，全场掌声如潮。

一周前，2019年1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作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刘永坦院士从习近平总书记手里郑重接过奖章和证书，心情格外激动。

次日，省委书记张庆伟专程看望刘永坦，向他表示热烈祝贺。刘永坦满含深情地说：“我16岁就来到哈尔滨，是喝松花江水长大的，是黑土地培养了我。”

“回到祖国，我可以堂堂正正地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3年，年仅16岁的刘永坦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有着“红色工程师摇篮”美誉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从江南水乡来到塞北边疆，他的人生理想很明确——投身科技报国。

刘永坦出生在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教师。然而，刘永坦出生不到一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南京沦陷前夕，他随家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从南京到武汉，后到宜昌，再到重庆……饱受十多年流离之苦的刘永坦，对“覆巢之下无完卵”这句话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

“永坦”二字，不仅是家人对他人生顺遂的一种祝愿，更是对国家命运的强烈祈盼。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昏暗的菜油灯下做完作业后，聆听母亲用慈祥动人的声音诵读诗词和讲解家国大义时的激情。”刘永坦说，从小母亲就教他读史书、诵诗文，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灌输构成了他对家国的最初认知；父亲常告诉他，科学可以救国，可以振兴中华。在父母熏陶下，这种家国情怀一直激励着他在科研攻关的崎岖山路上不断攀登。

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后，因学习成绩出色，刘永坦被选作预备师资之一，并被学校派往清华大学进修无线电技术。经过两年的学习，刘永坦于1958年回到母校，参与组建无线电工程系。

1978年8月的一天，刚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的刘永坦，接到去北京语言学院参加出国人员外语培训班选拔考试的通知，不禁喜出望外。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刘永坦考上了出国外语培训班的快班，并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人员之一。

次年6月，刘永坦来到英国埃塞克斯大学、伯明翰大学进修和工作。伯明翰大学电子工程系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先进的实验设备，聚集着一大批雷达技术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从事民用海态遥感方向研究的谢尔曼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到英国之初，谢尔曼拿给刘永坦大量的英文文献，既是在考察他的专业基本功，也是在检验他的理解力和接受力。凭着过硬的英文功底和扎实的专业知识，刘永坦很快就掌握了这些文献的精髓。他的勤奋、才华和志向，赢得了谢尔曼的信赖和赏识。

谢尔曼先是让他帮带博士生，又让他参与重大科研项目“民用海态遥感信号处理机”的全部研制工作。

对于刘永坦来说，初次接触这样一个全新的领域，面临的困难之多和挑战之大，可想而知。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恶补，历经了无数次的失败，一年多后，刘永坦终于顺利完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信号处理机研制工作。

事后，谢尔曼这样评价刘永坦：“其科研成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很重要，他的贡献是具有独创性的。”也正是这次难得的科研机会，使得刘永坦对雷达设施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有了全新认识。

在谈及学成后的去留问题时，刘永坦毫不犹豫地说：“我学有所成，当然要回国。在英国，无论我工作多么努力，取得多大的成绩，终归是在给别人干活。回到祖国，我可以在科研成果中堂堂正正地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心情是何等舒畅！”

1981年秋，进修剛刚结束，刘永坦立刻起程回国。

“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情怀和理想比金钱更重要”

在英国工作期间，通过对雷达研究课题的接触，45岁的刘永坦萌生了新的宏愿——开创和发展中国的新体制雷达。这也成为他此后近40年一直专注的事业。

“传统的雷达有‘千里眼之称，但也有很多‘看不到的地方。”刘永坦说，“那时候，西方几个大国都在致力于研制能够‘看得更广、更清的雷达。”

这种“‘看得更广、更清的雷达”，便是新体制雷达。如果说传统雷达是“千里眼”，新体制雷达则堪称“监控全覆盖”的“天眼”。

“我国有近30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海洋，但当时的有效监测范围还不到20%，大部分看不到、管不到。”刘永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一旦外国人进入我国海域进行捕鱼作业、勘探石油、建立钻井平台等活动，或者敌方攻击性武器进入我国海域，我们可能都不知道。”

显然，研制能够“无死角监控”的新体制雷达，对于国防建设意义重大。

回国后，刘永坦便发动同事与他一起投身这项事业。因为当时这项技术不仅在国内属于空白领域，就是一些发达国家也没人做出来，所以，对于这项研究的前景如何，大家心里都没底。从零开始，无先例可循，这就意味着风险很大，可能要干很久，甚至是一辈子也未必干得成……

面对大家的疑虑，刘永坦一个一个地找人谈，最终组成了六人攻关团队。申请课题时，有专家问：“美国有没有做过？英国有没有做过？”也有专家善意提醒：“外国都没有人做过，你凭自己的理论就认为可以？”

这种质疑不是没有道理。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于新体制雷达，我国曾进行过突击性会战攻关，由于难度太大、国外实行技术封锁等诸多原因，最终未获成果。

“有很多事可以做，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许多同事也认为，刘永坦团队完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完全可以从事更容易获得成功的研究项目，甚至可以像当时不少技术人员一样，“下海”赚大钱。

“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情怀和理想比金钱更重要。”刘永坦认为，“如果别人做出来了，我们再跟着做，那肯定是要落后的，国防安全就会受到影响。”

转机出现在1982年初春。刘永坦向当时的航天工业部预研部门领导汇报时，详细介绍了相关情况和自己的大胆设想。领导当场拍板，让他尽快组织科研力量。得到上级的支持后，刘永坦立即进行细致的策划和准备。也正是在这一年，刘永坦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经过10个月的连续奋战，一份长达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诞生。1983年夏，关于这份报告的评审专题会开了整整4天，最后，经与会专家表决，一致通过。两位雷达领域的知名专家感慨：“我们已经多年没有看到过如此详细的论证报告了！”

接下来，又经过800多个日夜的努力、数千次实验、数万个测试数据的获取，刘永坦主持的“新体制雷达关键技术及方案论证”取得丰硕成果，在新体制理论体系和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

1986年7月，新体制雷达关键技术成果通过鉴定。从此，新体制雷达从预研项目变为国家科技应用与基础研究项目。

在不少人看来，既然刘永坦和他的团队已经完成预研使命，完全可以结题报奖、“见好就收”了。然而，对刘永坦来说，这只是又一个新的开始。

“这个事情没完，还得往前走！”

刘永坦认为，完成预研，只是完成了“纸上谈兵”，必须建立有实际意义的雷达实验站。

1986年，刘永坦开始主持“新体制雷达研究”。而试验场都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在条件恶劣的环境下，他和同事们一干就是几个月，直到春节前一两天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

那几年，他和同事们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工作，每年有200多天都在外出差，家里的大事小情啥都指不上他。

雷达调试初期，系统频频出现死机状况。要从几十万行的大型控制程序系统中找出问题症结，工作量巨大。“不能给科研留死角。”刘永坦率领团队人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逐一检查每一条程序，最终将问题全部解决。

在外场做试验的劳动强度非常大，刘永坦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常赶不上吃饭，饿了就啃几口面包，困了就倒在实验室的板凳上眯一会儿。超负荷的脑力消耗和体力付出，加之腰间盘突出发作，曾让他疼得几个月不能行走。一次，在攻克某个关键技术时，刘永坦累倒在了现场。但他依旧“运筹”于病床之上，坚持和大家一起奋战……

除了技术上的困难，刘永坦还要面对资金不足的困境。新体制雷达不同于传统雷达，就连当时参与论证的专家们也低估了其工程化的难度。批复的经费在采购完必要的仪器设备之后，可支配的资金就所剩无几。面对困境，有人灰心了。但刘永坦没有退缩，经过反复讨论，决定自筹资金，并争取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有志者，事竟成。1989年，刘永坦团队终于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

对于刘永坦团队来说，1990年4月3日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当新体制雷达技术终于把目标锁定在屏幕上，在场的所有人都哭了——那是成功后的喜悦，也是多年压力的释放。

当年10月，由国家多部门联合举行的鉴定会宣布：新体制雷达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91年，该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991年1月，刘永坦當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后改称院士），三年后又当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由此成为黑龙江省唯一一位双院士。

荣誉纷至沓来，很多人认为他可以歇歇了：“干到这个份儿上，够了。”

“这个事情没完，还得往前走！”刘永坦依旧态度坚决，他要让雷达更加实用。

2011年，刘永坦团队成功研制出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与国际最先进的同类雷达相比，该系统规模更小、作用距离更远、精度更高、造价更低，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2015年，刘永坦的科研团队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近40年里，刘永坦和团队成员们围绕一个方向矢志不渝，让中国的新体制雷达终于从梦想变为现实，也让中国成为国际上几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之一。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和科技工作者，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做成了点儿事。如果离开团队的力量，这是绝对无法做到的。”2019年1月，刘永坦载誉归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一种无上的光荣，这份殊荣属于这个伟大时代所有爱国奉献的知识分子。”

如今，耄耋之年的刘永坦依然活跃在科研前线。此外，投身教育事业60年的刘永坦还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新体制雷达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国家对创新人才的需求还很迫切，我不能有一丝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