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超（东华理工大学 艺术学院，江西 抚州 344000）

引 言

中国自古有重视书籍版本的优良传统，学界一般认为西汉的刘向、刘歆父子是版本学研究的开端。经过雕版印刷的书籍称为“版”，未经雕版的写本称为“本”,合在一起就是“版本”。是词最早出现在宋代文献中，它的本义就是雕版印本[1]1。沈括《梦溪笔谈》中就有“……自冯赢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朱熹《上蔡语录跋》中也有“得吴任臣写本一篇，后得吴中版本一篇”的记载。后来，“版本”的含义逐渐扩大，泛指一切形式的古籍图书。古籍文献的最大价值体现在其对于研究的文献价值，文献的名称、作者、著作年代、内容真伪等这些基本信息是我们了解和使用古籍文献的基础，因此，这些基本信息的真伪能够使人们更准确地了解其价值，正确利用文献进行相应的研究。关于著者的问题，是书籍辨伪的一个重要方面，错误的著者信息的出现和传播既是对真正著者研究努力的忽视，也有可能由此生发出一系列关于著作内容研究的错误认识，模糊书籍的真正价值。张心澂在《伪书通考》“伪书来历”中列举了“误认撰人”一类，并指出辨伪要以求真为目的，不可存成见。[2]而对作者的辨伪则能避免将书籍的价值张冠李戴的问题。

按照一般的说法，古籍主要指1911年以前的图书[1]2。陈文波的《中国古代跳舞史》虽然迟至1925年出现，但仍可参考版本学古籍著录法中相关内容进行参照研究①主要参照项为书名项、著者项、版本项。。

一、《中国古代跳舞史》简况

1925年，第1期《清华学报》刊登了署名陈文波的文章《中国古代跳舞史》②《清华大学学报》创刊于1915年12月，综合性学术期刊。初名为《清华学报》。1948年后，内容逐渐以自然科学为主。后更名为《清华大学学报》。《中国古代跳舞史》有3.8万余字。（以下简称“陈文”），3.8万余字。文章从中国古代跳舞的起源、制度、女性跳舞的状况、跳舞的种类、跳法以及古代跳舞的变迁六个角度对中国古代的跳舞做了一个立体的说明，重点在对古代舞蹈进行考证和分类。这种分类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因其符合舞蹈发展逻辑的特点：一方面从考证舞蹈起源开始，大到各个时期的跳舞制度、种类、小到跳舞的跳法介绍得比较详细，还专门设“古代女性跳舞”一章，这些内容是符合中国古代舞蹈发展历史轨迹的。

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这一时期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既看到了输入的新鲜的社会现象，也引起了部分国人对于自己文化传统的思考和探索。所以才有了《中国古代跳舞史》开篇作者的一段感叹：

“我们看了西洋的跳舞，真教人羡慕不已，同时感想到自己的国家，缺少这种跳舞。我们读了古人咏跳舞的诗歌，也教人羡慕不已，同时感想到现在，缺少这种跳舞。其实我国古代，早有跳舞，那时风气也很盛。”[3]

伴随着西方学科分类思想传入，醉心祖国传统舞蹈文化的陈文波从舞蹈角度对古代文化中的跳舞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这也是20世纪初期文化艺术领域对我国古代舞蹈发展所进行的探索和研究的典型范例。

随后，《中国古代跳舞史》以著作的形式分别于1934年（署名钱君匋，以下简称“钱书”）和1935年（署名陈文波，以下简称“陈书”）出版，出版社均为“神州国光社①“神州国光社”是民国时期上海比较重要的出版机构，出版重点在美术类书刊和社会科学以及文艺译著。”。目前已知最早介绍《中国古代跳舞史》的文献是1935年12月刊登在《十日杂志》[4]②《十日杂志》为综合性通俗刊物，有国际时事、世界各国风土人情，国内各种事件评述，运动会和各大学的消息，还有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及漫画。的《评中国古代跳舞史》，作者是20世纪前半叶著名的戏剧家向培良（文中署名“培良”）。他认为是书“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一样，都是开创之作[5]”，同时也指出了文中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之处。③该文虽然只是一篇书评，但向培良结合自己的专业对舞蹈和戏剧的发生、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中国舞蹈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孙璟琛在《乐舞文化与舞蹈史学》（1999）一文中介绍了《中国古代跳舞史》（钱君匋）一书，这也是目前国内舞蹈学界最早介绍《中国古代跳舞史》的一篇文献。文章认为该书“填补了文化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开拓之功实不可没。[6]177”孙璟琛先生是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编《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7]④这本书目收录了《中国古代跳舞史》《唐代舞蹈》两部舞蹈史著作，但其收录的情况并不全，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2月出版了（法）马尔塞尔·格拉勒著，李璜译的《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并未被收录。中的信息作出这一判断的，而且他是就文章研究本身的价值给出的很高的评价。另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 》[8]⑤这本书目收录的舞蹈图书较《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多，舞蹈史类仅收录1部《中国古代跳舞史》（1934.6），但有关该书的信息很全面。，其“文化科学·艺术”分册收录了北京图书馆⑥今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中国古代跳舞史》（钱君匋著）一册，所列该书的版本信息较全。令人费解的是这两部文献目录均没有收录“陈书”。

21世纪以来，《中国古代跳舞史》在舞蹈史研究领域出现频次不多，仅就内容而言，学者们多将其置放于梳理中国舞蹈史研究的历史脉络中，给予其比较高的评价：“中国现代最早的两部舞蹈史学著作之一”[9]30，是“舞史研究的初起”[10]25，是20世纪初年不可多得的专门研究舞蹈史的著作[4]177；[11]25，其“学术见解和学术创新，别说是在20世纪30年代，即便在当代也让人佩服”。“（著者）一颗赤诚跳动的心，洋溢着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民族文化建设的责任感”[5]30。说明《中国古代跳舞史》这部著作的研究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是得到了业界肯定的。

以上所列的这些信息不约而同而又似乎约定俗成地认定该书的作者就是钱君匋，而忽略了陈文波的存在，这里的个中缘由比较复杂，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兼而有之，而且，大家似乎并没有注意到“陈文”“钱书”“陈书”的内容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有人就认为“陈文波”是钱君匋的笔名，因而鲜有专文探讨“《中国古代跳舞史》的著者到底是谁”这一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问题。因此，从书籍辨伪的角度、学术的严谨性和对历史负责任的角度，解决“著书人为何者”的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二、《中国古代跳舞史》的综合考证

（一）误解《中国古代跳舞史》作者的缘起

从时间上来看，1925年陈文波发表的文章是没有问题的，1935年，出版的陈文波的《中国古代跳舞史》不被大家所知晓，所以误解就出在1934年的署名钱君匋的《中国古代跳舞史》。学界的种种误会最早也可溯源于这个时期。1935年12月，《十日杂志》刊登了培良⑦培良，即向培良，中国现代戏剧家。的《评中国古代跳舞史》，文中多次提及“钱先生”，想必向培良是在读罢“钱书”后写的书评。有意思的是1935年11月24日上海《申报》刊登了神州国光社半价书目广告，其中胪列了陈文波的《中国古代跳舞史》。依据出版的惯例，向培良交付《十日杂志》的文稿在时间上应该早于《申报》刊登的神州国光社的广告。但目前既未见神州国光社关于先后出版“钱书”“陈书”的原因说明，也未见向培良关于该书作者所做出的澄清，所以向培良应该不知道“陈书”。

（二）对“陈文波”和“钱君匋”的考察

目前可获取的《中国古代跳舞史》主要有两类：1925年，《清华学报》刊载的论文（“陈文”）与神州国光社分别于1934年（“钱书”，2010再版）和1935年（“陈书”）的出版物。此三者出现时间虽不同，但名称、正文、注释以及文中所整理列出的图表只字不差。而就作者是“钱君匋”还是“陈文波”的问题，目前学界并无讨论。既然出现了同名不同人的两部著作，内容也一样，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认为两个名字是同一个人，如此就不存在作者真伪的问题。但通过搜集和比较各种线索，最终能够确证陈文波才是真正的著者，而且“陈文波”确有其人，而非钱君匋的笔名。[12]347

目前，陈文波生卒年暂不可考，但现有资料可以为我们还原20世纪初年陈文波的一些情况。1923年，清华学校国学部成立了国学书籍审查购置委员会，陈文波是委员之一。[13]1925年，第一期《清华学报》（第3页）“本期撰述人略历”显示陈文波为清华学校国文教员，兼任学报编辑。1926年5月10日出版的《清华周刊》十五周年纪念增刊版权页显示，陈文波为当期编辑之一。1935年11月，神州国光社推出了社科名著半价活动，并在当月24日的上海《申报》刊登了半价书目广告，其中胪列了陈文波的《中国古代跳舞史》。

图1. 申报刊载的神州国光社广告

图2. 神州国光社1935年《中国古代跳舞史》书影

图3.《清华学报》1925年第1期目录与著者信息页（图中放大文字）

关于钱君匋的相关信息较多。通过检索《钱君匋纪念集》（2007）中的《钱君匋年表》（钱君匋撰写）和《钱君匋著作目录》[14]（他人整理）可以了解20世纪初期钱君匋的活动情况：

钱君匋1907年生于浙江桐乡，1916年之前读私塾，后就读崇道小学，其间，钱君匋即显露出对篆刻的兴趣，1922年（16岁）6月，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同年9月任屠甸西乡桃园头小学校长兼教师、工友。1923年，钱君陶经丰子恺介绍入上海私立艺术师范学校①“上海私立艺术师范学校”的校名采用了《钱君匋年表》中的说法。实际上钱君匋就读的学校为“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1919年夏创立。由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创办。校址在南市小西门外黄家阙路。吴梦非任校长兼手工主任，刘质平任教务主任兼音乐主任，丰子恺任图画主任。设有高等师范科和普通师范科。高等师范科分设图画音乐部、图画手工部，目标是培养中等学校的艺术师资。普通师范科不分部，图画、手工、音乐均为主课，并重学习，以培养小学艺术师资为主。图画课程中分中国画、西洋画、图案及几何画等项。音乐课中有普通乐理、和声乐、作曲、声乐、钢琴、小提琴、国乐(琵琶、二胡)等。手工有竹工、木工、金工、粘土工、石膏工及刺绣（以女生为限）等。均为两年制。此外组织有各种课外研究会，举办暑期讲习会等，学习和研究气氛很浓。该校是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史上第一所规模较大且正规的艺术专科师范学校。1923年7月更名为上海艺术师范大学。后于1925年2月7日丰子恺任教务长，陈抱一任图画主任，咾子正纯任音乐主任，张联辉任手工主任。该校于1925年6月与东方艺术专门学校合并，改名为上海艺术大学。”参见刘波主编《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名人大辞典》“吴梦非”条（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版，第49页）；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美术志》，第四编美术机构与美术社团（参见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73148/node73154/node73182/node73816/userobject1ai86790.html）等资料。学习国画、音乐，期间篆刻技艺精进。1925年卒业，进入浙江海宁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任美术教师。1926年又先后任职于浙江省第六中学（音乐教师）和私立浙江艺术专门学校（图案教授）。1932年，钱君匋兼任神州国光社美术编辑，主要从事书籍装帧设计工作。1933年，升任编辑部主任，期间为该社出版的很多艺术类书籍设计封面。1935年，应巴金邀请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美术编辑。②综合钱君匋撰，钱大绪，罗之仓，施晓燕整理《钱君匋年表》，载张岚，王锡荣主编《钱君匋文集》，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7年版，第350—351页。

结合以上内容，本文作出如下考辨：

1、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文波就职于清华学校国学部，并先后担任《清华学报》和《清华周刊》编辑。期间他在《清华学报》发表了《伪造<列子>者之一证》（1924年第1期），《中国古代跳舞史》（1925年第1期），在《清华周刊》发表了《圆明园残毁考》（十五周年纪念增刊）、《赋之源流及两都赋之研究法》（第380期）、《北方社会文学》（第381期）等五篇文章。同时代的钱君匋则主要还在读书。“核之文，以观其体”，很容易发现《中国古代跳舞史》与陈文波的其它文章在行文风格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高度契合，实为同一人所撰。因此，无论是“陈文”还是“陈书”确为陈文波作品无疑。

2、民国时期的师范教育机构分为“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院校”，前者特指中等师范学校，专门培养中小学师资，有公立和私立之分。[15]1923年—1925年，钱君匋在上海私立艺术师范学校学习国画、音乐。毕业后先后在小学和中学任职，所教课程也都与美术、音乐有关。另，“钱君匋”乳名玉棠，长大后更名瑭，号君匋，别名午斋、豫堂，笔名牧风、菱花、白蕊先女士、眉山、宇文节、程朔青、青艽、晦青、定香等③综合《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名人大辞典》（刘波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914页）、《中国书画艺术辞典·篆刻卷》（王崇人主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中国当代篆刻家辞典》（金通达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页）等资料。，所以“陈文波”并非钱君匋的笔名。由此也可以反推1925年清华学报发表的《中国古代跳舞史》不可能是钱君匋的作品，1934年的《中国古代跳舞史》也并非钱君匋所著。

3、《钱君匋著作目录》中1934年录有《中国古代跳舞史》，而《钱君匋年表》中并无记录，《目录》是他人整理，又未经钱君匋本人审阅。所以，相较于钱君匋亲自撰写的《年表》，后者可信度更高。很明显，钱君匋已经通过《年表》告诉我们《中国古代跳舞史》不是他的作品。

4、《中国古代跳舞史》署名钱君匋的唯一合理解释是出版时编辑排版失误造成的，而这一可能性也得到了“君匋艺术院”工作人员的确证，“钱书”系当时编辑将钱君匋误认为是著者，才造成了1934版著作署名“钱君匋”的情况。另沈建中④2010年大象出版社出版了“名家文化小丛书”，包含《中国古代跳舞史》（作者钱君匋）。经核实，出版社是以1934年版《中国古代跳舞史》复印件为蓝本再版。后经努力，笔者联系上了该丛书的策划，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副主任李辉先生。经他引荐又联系上了为其提供原书复印件的沈建中先生，他并无原稿留存。但据他说，钱君匋曾亲口告知没写过《中国古代跳舞史》一书。先生所述，钱君匋曾亲口告知从未写过这本书。可以合理推断，正是为了纠正1934年的失误，所以神州国光社1935年重新出版了署名陈文波的《中国古代跳舞史》。

三、《中国古代跳舞史》的价值

《中国古代跳舞史》作者从中国古代跳舞的起源、制度、女性跳舞的状况、跳舞的种类、跳法以及古代跳舞的变迁六个角度对中国古代的跳舞做了一个立体的说明。全书重点在对古代舞蹈进行考证和分类。这种分类体现出符合舞蹈发展逻辑的特点。一方面从考证舞蹈起源开始，大到各个时期的跳舞制度、种类、小到跳舞的跳法介绍得比较详细，还专门设“古代女性跳舞”一章，对这也是符合中国古代舞蹈发展的历史轨迹的。引子中，作者说看到西洋人的跳舞，觉得自己的国家缺少这类活动。通过古诗，作者感同身受到古人跳舞的舞态、姿容，让他甚是喜欢。于是通过考证完成这本书，以图向国人介绍中国古代丰富的跳舞活动，也希望人们生活中多一些跳舞。文末，作者遗憾地认为现代人既看不到也没有古人优美的表演。这是作者的慨叹，也是一种无奈。

第七章中，作者从八个方面总结秦代以后中国古代跳舞活动，如“跳舞是仪式的，不是情感的”，“跳舞大半是表现鬼神的，不是表现人生的”“跳舞是一性的，不是男女合舞的”等。这些总结能抓住中国舞蹈的一些主要特征，但“不是情感的”“不是表现人生的”，“不是平民的”等说法说并不确切。中国古代能够被史书记载的跳舞大部分是宫廷或贵族组织的，民间的跳舞活动很难被记入官修史书当中，况且作者所引用的资料主要是《文献通考》《四部丛刊》《汉书》《新唐书》等史书，很难记录到平民百姓的跳舞活动。同时，囿于时代与史料发现的不足，作者未能将地方州县的县志、府志纳入引用范围，这就造成一些观点有失偏颇，如认为“跳舞不是普遍的”“跳舞不是平民的”“跳舞不是自乐的”等，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是不符合史实的。

另外，《中国古代跳舞史》的治史方法也是值得注意的。我国的舞蹈史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起步的，这已被大家所熟知。而早至1924年的“陈文”则让我们领略了20世纪初年的研究情况。文章主要借助考索文献的方式，从“经书”“政书”“类书”“丛刊”等史料中提取有效资料进行分析和重组，从六个角度简单地勾勒出古代舞蹈发展的概貌。同时，作者也不忘从传统哲学角度来解释古人跳舞的内涵。在“中国古代跳舞之方法”一章中，结合古代中国的天人关系意识，对《礼经·会元》中表明舞人位置的图表进行解释，揭示出跳舞动作所包含的哲学及伦常意义。①参看陈文波《中国古代跳舞史》。

当然，作为比较早期的研究，它也有一些不足。尤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依赖古籍，势必难逃以“文献”证“文献”的藩篱。如作者梳理史书后，谈到“辗转至今，愈是中原文明之地，人民愈不知道跳舞”，而盛行跳舞边远少数民族时，举了苗族的“跳月舞”为例，这个例子并非作者亲眼看到，却是来自《清稗类钞》中的“青苗跳月而婚”一节。

20世纪20年代中期，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首次提出了“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②原文：“吾辈生于今日，幸得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互为补正的研究方法，即“二重证据法”，这恰好弥补了《中国古代跳舞史》在研究方法上的不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舞蹈史研究者们也都关注到了这种研究方法的重要价值：

“刘恩伯先生曾提到文学家沈从文先生对从文物考证角度研究中国古代舞蹈史的作用，而且他给董锡玖写过一封关于研究中国古代舞蹈史的信，信中特别强调了图相对研究古代舞蹈的作用，还总结了几条历史文物的作用供她参考。孙景琛、吴曼英在《历代舞姿》前言中特别强调舞蹈除了对文献史料进行研究外，还应该重视形象资料的研究。他们认为古诗词虽可作为古代舞蹈的记载，但仍需要读者的想象来还原，形象资料却可以补其不足。而且千言万语难以说明的舞蹈现象，往往可以通过舞蹈文物资料找到答案。”[16]

事实上，在吴晓邦、欧阳予倩等老一辈艺术家的指导下，撰写中国舞蹈史的想法就已经萌生，1958编写的《唐代舞蹈》，1962年完成的《中国古代舞蹈史长编》初稿等，无不将“二重证据法”作为重要的研究方法，这也可以看成是“二重证据法”在中国舞蹈史研究领域滥觞的原点，由此及后产生的研究成果也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国古代舞蹈史的研究成果确为“信史[17]”。

最后，对《中国古代跳舞史》作者的考证也应该具有其辨伪学的意义。明人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提出的八种辨伪方法，第七种“核之撰者，以观其托”就是检查书籍所标作者姓名，是否出于托者。《中国古代跳舞史》因“编辑排版失误”造成的错版并非“出于托者”，也未被列入《伪书通考》的“作伪原因”中，与其他作伪原因相比，这虽然是一种低级错误，但仍应该将其列入，以完善“作伪原因”。

结 语

对于《中国古代跳舞史》，仅就内容而言，向培良说：“此作，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一样，都是开创之作。可惜钱先生对此并无一定的见解，仅只杂乱的胪列若干材料，不足为一代著作，奠跳舞史的基。”[3]158而孙璟琛则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约清末民初至20世纪30年代——笔者注），仍然没有专治舞蹈史学的学人，也没有出现舞蹈史的专著。……但它毕竟填补了文化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开拓之功实不可没”。[4]177相比之下，孙璟琛站在舞蹈史发展和研究的角度，评价更中肯，体现了这部著作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2010年，大象出版社出版了“名家文化小丛书”，这是向学术大家们致敬的一套丛书，这套丛书侧重普及，甄选小而精的名家精粹之作使读者获取某一主题的相关知识。正如主编所言：“小，却不应漫不经心；普及，也不应迎合浅薄。”这从一个侧面肯定了入选的“小书”的价值。其中选录了《中国古代跳舞史》一册。但遗憾的是，这册书仍然依据1934版“钱书”再版，经与丛书主编联系后得知，当时也不知晓有“陈书”存在。

真正著者陈文波并非专事于舞蹈的研究者，他也是在研究我国古代文学过程中接触了遗存在诗词歌赋中的舞蹈词句而兴起写了《中国古代跳舞史》。因此，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陈文波，了解他当时撰写此文时蕴藉其中的民族情怀，此文的考辨就具有了不寻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