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芳

2013年，侨批档案成功人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更多的人有机会去了解华侨的辛苦奋斗史，我们也有机会触摸先辈沉重而又辉煌的故事。“下南洋”的潮人先辈不管是自由移民还是被迫签约为工，都为侨居地的经济、文化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了中外经济的发展。

近几年，华侨历史研究方兴未艾，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过往逐渐被揭开，华工是华侨历史中最沉重、最血腥的一页，是当时政府软弱无能的受害者，是特殊动乱时期的历史牺牲品。以控制华工应运而生的代用币——“猪仔钱”，不仅是特殊时期的代用币，更是这段血泪史的重要见证。这是不容忘却的中国华侨故事。

侨批

潮汕地区是我国著名的侨乡之一。华侨和海外华人数量众多，分布于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百分之九十旅居于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他们因为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背井离乡，长期旅居海外，在居住地区和国家落地生根且开枝散叶，与当地人民建立了水乳交融、患难生死的深厚情谊，对侨居国居住地的经济、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在他们当中，大多是小商贩、手工个体户、零散打工者，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勤勤恳恳地奋斗和付出，多年过去，在他们当中，有一大批拥有相当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实业家、学者、技术人员等。

侨批便是这段历史时期的产物。侨批，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即是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们寄回家乡给家人的银和信。

侨批主要包含银与信，其基本特征是银和信的合一。银代表了海外移民与侨乡的经济关系，信代表了海外移民与侨乡的文化关系，而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是海外华侨与侨乡关系的基本内容。华侨们心中总是牢记离家前亲人的殷殷嘱托，“银钱知寄人知返，勿忘父母共妻房”，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省吃俭用竭力攒下血汗钱就是为了供养家乡老小。侨批就是他们与家人、家乡建构的跨国联系，银信合一的侨批，既能向家人报平安和诉说个人对家乡家人的深深思念，又能寄回自己工作的血汗钱，贴补家乡家人的日常生活。

通过侨批，海外华人社会与侨乡侨亲建立了牢固的直接关系，通过侨批，他们互相沟通了解海内外两地的事务，小至家庭琐事，大至社会国家变化，由此增加对侨乡的了解和关注，增强了对家乡的向心力、凝聚力。银信往来沟通，不仅接济了侨乡侨属的生活，还在精神层面上慰藉双方，尤其是对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海外侨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使其拥有持续奋斗的希望和力量。他们在外艰苦生存，面对困难险阻，即使“愁肠百结”也依然立志高远，“当思勤给力作，以图大振家声”。

那一页页发黄信笺里承载先辈多少光荣和梦想，有多少辛酸和血泪。侨批中包含的不仅是海外侨胞的心路历程，还充分体现了海外侨胞可贵的文化、精神、品格。

自由移民和契约劳工

潮汕地区人民自古就有向外移民旅居的传统。汕头开埠以后，潮汕人民向海外移民、旅居更盛，而移居国外的方式主要是自由移民和契约劳工。

一、早期的自由移民

嘉庆《澄海县志》记载当年贸易征税：“澄海以弹丸黑子之地，几操全粤五分之一。”足见贸易之鼎盛。随着红头船贸易的兴起，汕头地区开始有大批居民附船出国谋生。此外，明朝末年以来，由于潮州人口大增，“土田所入，纵大有之年也不足供三月粮”，加上封建剥削，税收的增加，自然灾害频繁，以土地为生的农民纷纷破产，到樟林搭乘红头船“过蕃”谋生，在侨居地定居下来。《嘉庆一统志》载：“澄海商民领照赴暹罗买米，接济内地民食，虽行之已阅四十余年，但此项米船，据称回棹者，不过十之五六。”樟林作为大米贸易和华侨出国的口岸，一直持续至1875年。汕头开埠后，1876年起，出國者改为在汕头港搭乘轮船出洋。据统计，1854年，侨居暹罗的华侨有44万，1881年增加至150万，其中约60%是从樟林港搭乘红头船去的。

破产农民大多为了生计，只好背井离乡乘红头船过蕃。他们带着水布、竹篮，内装一路赖以充饥的甜裸发糕，同家人去庙里拜神，以祈求一路平安顺利。潮州歌谣“一溪目汁一船人，一条浴布去过蕃。银钱知寄人知返，勿忘父母共妻房”中，体现了他们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的辛酸。

二、近代背景下的契约华工

华侨出国的高潮同殖民者在东南亚的拓殖和美洲的开发在时间上大致重合。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沿海居民漂洋过海，出国谋生的众多。列强为掳掠中国的华工，不断地和昏庸媚外的清王朝订立了华工出国的不平等条约。

契约华工指的是西方殖民者为了掠夺殖民地或本国资源，用契约形式招募的中国劳工，华工在契约期间，必须为雇主劳动，工资低，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差，实际与奴隶劳动无异。他们在契约期满之后获得人身自由。“契约华工”的出现缘于大英帝国先后在1807年和1838年废除了奴隶贸易制和奴隶制度，广阔的英国殖民地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而中国青壮年就成为列强眼中最廉价的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他们通过低价买回契约华工，实行超经济剥削制度，榨干华工的利用价值，最大限度地赚取高额利润。

三、血腥罪恶的“猪仔贸易”

契约工人还有一个更为通俗的名词——“猪仔”，这词来源于广东方言，“物之小者曰仔”，“盖言被拐者若猪仔之贱，有去无还”“贱同蝼蚁，命若草芥”。最早出现于清人张心泰在道光七年（1827年）写的《粤游小志》，“东省……有诱愚民而贩卖出洋者谓之卖‘猪仔”。

“猪仔贩运”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是相当暴力和残酷的。

为了追求贩运华工这项血腥罪恶买卖的高额暴利，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列强的投机商人和人口贩子趋之若鹜，纷至沓来。他们在地方政府、黑白道势力的包庇隐瞒下，先后在厦门、汕头、广州、澳门、香港、南澳等沿海港口城市设立了专门贩卖、运送华工的秘密基地。各个港口城市都设置有“猪仔馆”和“卖人行”，这些场所实质就是关押“猪仔”的地方。

他们掠取华工的手段多种多样。

有的是以拐骗或者诱哄方式进行强行招募。外国投机商人和人口贩子往往会在国内设馆招工，然后雇佣一批恶棍流氓和地痞无赖四处活动，四处散播出洋打工的好处，编织国外有金山金矿等美梦。若有上门应征工作的，他们就逼其签下极其不平等的契约协议。若召之不来，则采用其他手段，或诱之以财，诱之以色，投其所好满足要求。大多以代找工作、招收伙计、合伙开店等借口哄骗无知百姓。

怀柔哄骗形式的掠取效率低，耗时长，很多时候，无耻狡诈的投机商人和人口贩子直接采取暴力手段掠取良民。有绑架、打闷棍、下迷药等令人发指的无耻手段，更有“伺伏于僻径，待可欺者过，那一人突遮其口，数人强纳于麻袋中，负之而径行”。

还有的会挑起村与村的械斗。人贩子还会勾结当地附近农村的村头，将军火、鸦片赊给他们，唆使他们挑起与邻村的械斗，然后由战胜的一方，把战败的一方的青壮年集体俘虏，押交至“猪仔馆”抵偿鸦片、军火等贷款和货资。

被拐骗的华工如表示不愿出洋，便会遭受非人的虐待。有的被轮番毒打、凌辱，或吊在烈日下暴晒或浸在水里挨冻，被教训毒打的华工被逼无奈只得任由人口贩子发落处置。

运输华工出洋之途又是一段悲惨心酸的血泪过程。运输出洋的船只设备十分简陋。为了防止华工跳海逃生或者自杀，华工被运到“猪仔船”以后，手脚立即被绑，禁闭在船舱底下，不能自由行动。舱门一般留一个比脸盆稍大的小洞，让华工爬进爬出。舱门小洞钉着铁索，还有身强力壮的“猪仔头”当打手，层层关卡，想逃生难如登天。为了谋取高额利益，外国人贩子往往是装载了超过容量一倍以上的华工，以至于华工在空气污秽的船舱里挤成一团，不得动弹。华工既要忍受长期乘船的不适，又要忍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非人折磨，“猪仔头”的动辄毒打也是家常便饭。就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漫长航海过程总会有大量的华工因病、伤死亡。“猪仔头”往往直接将去世的华工扔到海里喂鱼，运送华工的船只又被称为“浮动的地狱”。

1855年10月，美国威孚利船从厦门运442人到古巴，到目的地时，生者只有146人，死亡率达67%; 1861年10月，法国秃鹰船从香港运100人到旧金山，竟然无一生还者。

“猪仔钱”

一、海峡殖民地的“猪仔馆”

1819年，驻英属殖民地新加坡的英国官员莱佛士开始确定新加坡作为远东地区的贸易港口。新加坡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华人劳工就成为廉价的劳动力。最早于18世纪中期，新加坡成了最重要的贩运华工中转贸易中心。

海峡殖民地（主要是新加坡）的“猪仔”贩运买卖有英国殖民当局的操纵和庇护，并由华人黑社会恶霸式人物出面经营。华工也被贩卖到东南亚各地工作。华工因而成为新加坡当时的另类转口贸易产品。贩运、交易华工的地方名为“招工馆”，他们居住的地方俗称“猪仔馆”，实为囚禁华工的牢房。在这里，有的华工被剥光衣服，在胸前烙印字母符号，以方便辨认，分配到不同的殖民地，如C、P、S等（C代表古巴，P代表秘鲁，S代表夏威夷），刚抵达新加坡的华工们则被关押在“猪仔馆”，如同货品一般，等待分配和出售。在1850年前后，在新加坡一地经营华工贸易的场馆就有19家之多，这些场馆都由各地黑社会首领把守，他们是最大的“猪仔”贩运商。

在1906年，新加坡主要的“猪仔馆”有13家，其中旧馆7家：广源兴、新成昌、广顺昌、振源昌、锦和隆、新合顺、振南昌。新馆6家：广泰和、广福泰、广合源、万泰昌、琼海昌、连兴。

华工在契约期间，必须为雇主劳动，工资低，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差，实际与奴隶无异，他们在契约期满之后才能获得人身自由。但契约内容原本就是“猪仔头”随意决定的，完全没有所谓的契约精神，它的实质是一纸不平等的、灭绝人道的条约。华工在“猪仔馆”完全没有任何自由，还经常受到“猪仔头”的恐吓和毒打。看守“猪仔馆”的都是人高马大、孔武有力的“猪仔头”，长期被压制、被毒打又吃不飽、力不足的华工完全没法抵抗。

还有一种控制华工的办法就是在“猪仔馆”附近设立鸦片烟馆、妓院、赌馆等，“猪仔头”怂恿他们去抽鸦片、嫖妓、赌博。华工工作辛苦，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糟糕，日常生活非常单调枯燥，没有娱乐时间，沾染这些不良嗜好给他们带来精神的寄托和身体的慰藉。但极低的收入完全没有办法一直挥霍，最后只能通过赊账、预支工资等方式继续享乐。无力偿还债务的只能被迫继续和“猪仔头”签订不平等的卖身契约。

二、民间私营代用币——“猪仔钱”

为了防止华工奋起反抗或者私自逃跑，“猪仔头”在支付工资时不会使用通行货币，而是私自铸造了一种民间货币——“猪仔钱”。

“猪仔钱”又名“南洋猪仔币”。国内“猪仔馆”的功能主要是关押，而殖民地（以东南亚地区为主）的“猪仔馆”则具备更多功能，如休息、娱乐等。国内存留至今的“猪仔钱”非常少，大多在东南亚国家，以新加坡最多。“猪仔钱”，顾名思义就是支付给华工的私铸货币。他们可以用这些货币来满足自己的日常需要。

“猪仔钱”是由烧制的陶瓷做成的非官方流通代用币。为了严格把控华工的人身自由，各个“猪仔馆”都会制作不同的“猪仔钱”，它们样式不一，有正方形、圆形、宝瓶型、蝴蝶型、六角形、菱形等。

作为专门用于控制华工的代用币，“猪仔钱”具备官方通用货币的特点：限量、耐用，不易仿冒、多种币值、方便携带等。它们大多小巧玲珑，质地比一般的瓷片更精致，有图样或文字辨别发行者，上面刻有“方”“钱”等货币单位，讲究一些的更刻有烧制工匠的图章。“猪仔钱”出自民间，用在民间，是个别“猪仔馆”的私营代用币。“猪仔钱”的质地一般比较差，它们的正面是白釉，上面图案是蓝色的釉下彩。

新加坡籍华人罗雅镪先生就收藏了一套十三幺“猪仔钱”。这套钱币相对精致，它们都是双面通体白釉，图案有的是粉彩、蓝色釉下彩、釉上粉彩，各色各样。正规的“猪仔钱”瓷片正面施白釉，浅浮雕纹涂有各色彩釉，中间饰有小鸟、墨鱼、蜘蛛、鱼、蝴蝶等图案，还有公司的名号——地面素胎有公司的款，饰以简单图案或文字。每一个“猪仔钱”是“一方”，工人的工资以“方”“仙”做标准，每一方合中国的铜圆七个，十方为一盾，一盾是一英银七角七仙。当时老客每一工（日薪）三方六仙，新客每一工二方四仙。每日每工只发一方，余额至月底才发给。

三、“猪仔钱”的背后意义

“猪仔钱”是延长华工工作时长的一种方法。被拐骗而来的华工大多数是文盲，在毒打和威逼恐吓下签下了契约合同，若有地方官员审查盘问，他们也只能被迫承认是自愿而来的契约华工。因为按照殖民地法令，他们在新加坡雇请华工一定要签合同，合同上规定了工作期限是两年、三年和五年不等，每个月的固定工资是按照“契约”的规定，工作期满的可以得到所谓的“自由”。

雇主在华工工作的地方，开设娱乐场所。在这些地方，物价贵得惊人，价格往往是市面价格的五六倍甚至十倍不止，而华工无可奈何没得选择只能购买。雇主还允许华工赊账，赊账又相当于借高利貸，有着吓人的利息，以便延长“猪仔”们的工作时长。为了进一步牵制“猪仔”，每一间“猪仔馆”都制作自己的“猪仔馆钱币”，也就是“猪仔钱”，作为支付“猪仔”工资的货币。肥水不流外人田，各项花费及饭食只能在自己隶属的“猪仔馆”公司，用“猪仔馆”特制的“猪仔钱”花费。这样“猪仔”就没有机会跳槽到另外一间“猪仔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围绕着“猪仔贸易”所建立起来的种种规矩也瓦解和被取缔，奴役华工的环境消失了，华工也获得人身自由，成为所谓的“自由华工”，或者俗称的“苦力”。只有少部分回归故国继续生活，大多数留下来生根落叶，开枝散叶，与当地的人民杂居在一起，交流通婚，开始全新的人生。留下来的华工的工资变为领取现金，“猪仔钱”从此在新加坡销声匿迹。

在艺术上，“猪仔钱”经过工匠的设计与制造，是一种因为现实需要而出现的瓷器品：原料瓷土的质地、工匠的技术、窑洞的设计、烧瓷时温度的高低，都决定了“猪仔钱”的外观与品质。看似精致小巧的“猪仔钱”背后蕴含着令人声泪俱下的悲惨经历，它是华侨血泪史的重要见证。

结论

“下南洋”指的是流民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南洋包括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会，但福建、广东占绝对多数，其中粤地潮汕人更是在这场规模庞大的海外拓殖移民史上占据重要篇章。潮人通过在海外艰苦创业，积累大量资本，他们推动了中外经济的发展，是当代社会灿烂生活的奠基人。一百多年过去了，历史的车轮驶向了崭新的时代，过去旅居海外的华侨同胞们的辛酸血泪都掩埋在历史的尘土中。华工是当时政府腐败无能的产物，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力庇护自己的人民和土地，才让我们有了这么一段屈辱血泪史。而今我辈必当牢记历史，以史为鉴，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