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弘 卢秀玲

摘 要：多年来，如何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国内外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面对西方学者在不同立场、不同意识形态基础上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种种解读，有必要对其基本观点进行梳理并加以分析。迈斯纳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性质及其表现、改革开放的历史继承性、改革开放的历史影响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对于以迈斯纳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看法，正确的认识要给予肯定，偏差的误读要给予澄清。理性地看待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评价可以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必要的启示。

关键词：迈斯纳;改革开放;性质;历史继承性;历史影响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19）02-0033-09

莫里斯·迈斯纳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知名美国专家。在美国，中国学成为显学的背景下，迈斯纳以其丰富的研究成果、开阔的研究视野、独树一帜的研究风格，在美国乃至世界中国共产党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迈斯纳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评述，这其中有肯定、有疑惑也有担忧。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再去回望迈斯纳的观点，我们发现40年来党关于改革开放理论及实践的发展对迈斯纳的评论做出了响亮的时代回答。

一、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及其表现

（一）迈斯纳对中国改革开放性质及其表现的分析

与许多西方学者相同，迈斯纳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至少是“准资本主义”（quasi-capitalist[1]）的。“三十年前，没有人能想到，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将会发生”[2]。迈斯纳承认，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者，邓小平的初衷绝非是要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改革，作为共产党员，邓小平一直是坚信社会主义未来的。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压倒了原本打算服务的社会主义目标”[3]。

在迈斯纳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资本主义”性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雇佣关系的绝对优势和获利原则的普遍认同[4]。迈斯纳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后，城市以及农村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其中相当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到非公有制企业中实现就业，继而雇佣劳动关系成为普遍的劳动关系，甚至在中国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在这种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对获利原则普遍给予认同，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将逐利作为经济生活的一般准则。迈斯纳认为这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与之相应的按劳分配制度是相悖的。第二，受到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影响[4]。迈斯纳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被卷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种与国际资本主义接轨的做法，为中国按照资本主义规范来规制国内经济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第三，“新资产阶级”的出现[4]。迈斯纳提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行，产生了所谓的“新资产阶级”，主要包括知识精英阶层、私营企业家、专业管理人员等群体。迈斯纳指责“新资产阶级”从中国市场化改革中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积累了大量财富，并且享受着资产阶级式的腐化奢侈生活，迈斯纳将这些人视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动因。

（二）对迈斯纳关于中国改革开放性质及表现所做分析的评析

非常遗憾，迈斯纳对中国改革开放性质的判断是错误的，对于所谓“资本主义”改革表现的总结是偏激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对象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會主义的。

如迈斯纳所分析，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创新之举在于运用“市场经济”以及在市场经济中被广泛使用的承包、租赁等这些带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手段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这些“手段”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运行的历史更漫长、机制更成熟，它们本身并不是任何经济制度或社会制度的代言人。用邓小平的话讲：“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5]更进一步，对改革开放的定性不能仅仅受制于“手段”或者“方法”，改革开放政策制定的初衷、政策实施后的受益主体，也是判断改革开放性质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提到：“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6]，这说明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群体。对人民利益的尊重和实现恰恰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意。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始终强调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的方向保证，也是政治底线。在改革性质问题上共产党人时刻保持警惕，从未放松过要求。进入新时代，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面，习近平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7]

迈斯纳对我国所谓“资本主义”性质改革开放的具体表现的归纳也有失偏颇。首先，迈斯纳提到的雇佣、逐利等经济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而不断显现。改革开放后，以劳动力商品化为前提，雇佣关系产生，进而获利原则被广泛认同。但仅仅凭借这些经济现象偷换经济制度的概念，显然是不准确的。毕竟雇佣关系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唯一决定因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制度”[8]。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里，我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始终没有动摇，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这是社会主义规定性的最根本体现。诚然，雇佣、逐利甚至是剥削现象，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只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动摇，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不会改变。此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雇主与作为雇工的劳动者之间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平等关系，而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规还协调了二者实质上的关系——这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的雇佣关系，受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约束，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社会主义法治的保障，总体上确保了劳资关系的基本和谐。

其次，迈斯纳认为，对外开放后，中国受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推论过于表面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施了积极的开放政策。为了发展经济，我国主动引进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贸易往来，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浪潮。需要澄清的是，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并不代表实行资本主义;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国与国之间的包容、互鉴、共赢，并不是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统一于同一种发展道路上，恰恰相反，而是要创造一个多姿多彩的多样化世界，毕竟各个国家在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上也应该秉承民主性的原则。

最后，迈斯纳提到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了包括企业家、管理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等在内的“新资产阶级”。上述群体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陆续出现的，但是将其定义为“新资产阶级”实为不妥。21世纪之初，党用“新的社会阶层”来统称这一群体，其后，这一群体被划分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①。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分离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劳动者;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属于中等收入群体，少部分人属于先富阶层;他们的财富只要是通过诚实劳动和守法经营所得，都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他们是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至关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因此，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受益者，而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支持者和推动者。迈斯纳仅仅基于财富增长、生活方式的变化就将其定位为“新资产阶级”的结论，是不能够被认同的。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继承性

（一）迈斯纳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继承性的分析

迈斯纳认为，由邓小平拉开大幕的改革开放进程是以毛泽东时代的探索为历史依托的，二者的历史继承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改革开放对毛泽东时代社会性质的继承;其二，改革开放对毛泽东时代建设成就的继承。

第一，在社会性质方面。如前所述，迈斯纳认为，改革开放从本质上讲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迈斯纳看来，这种“资本主义”性质并非由邓小平所倡导的市场化改革所带来，而在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从未在真正意义上走入社会主义阶段。由于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因此迈斯纳认为，1949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取得胜利而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资本主义的，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很少有社会主义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成就本质上是一场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革命。”[4]显然，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经济恢复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在迈斯纳看来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对于改造完成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在迈斯纳那里也没有得到认同。迈斯纳指出，1956年之后中国领导人所声称的社会主义是“狭隘”的定义，因为“在这个社会里，生产的财产主要是国有或国家控制”[3]，并没有实现“生产者（工人或者农民）通过民主方式控制他们劳动的条件和产品” [3]。据此迈纳斯提出，中国实行的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制度”[3]。由此，迈斯纳的结论便是，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的局面，并不是由邓小平所开创的，而是从毛泽东时代传递下来的。正如迈斯纳所说，“不像有些人指责或者称赞的那样，邓小平的市场改革摧毁了毛时代的社会主义。事实上，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去摧毁”[4]。

第二，在建设成就方面。迈斯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时代中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方面的显著成就。他提到，毛泽东时代“在快速工业化的同时，文化、教育和医疗保险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3]。在此基础上，迈斯纳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实现的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速度，惊人的经济建设规模，显著增强的国家综合国力，明显提高的人民生活水平等等一系列辉煌成就的历史出发点是毛泽东时代的建设和积累。总之，“毛泽东领导下的集体主义社会成就极大地促进了随后市场改革的巨大经济繁荣” [4]，“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业革命的基础基本已经奠定。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放者就不会有什么改革开放。”[4]

（二）对迈斯纳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继承性分析的评析

脱离毛泽东时代孤立地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进行考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迈斯纳由毛泽东时代出发对改革开放进行探寻，从方法上看，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方法得当未必意味着结论正确，尤其是迈斯纳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定位，我们是不能完全认同的。

首先，迈斯纳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但又是不彻底的。近代中国国情和主要矛盾决定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但是迈斯纳并没有意识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殊性——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社会主义的革命前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背景。迈斯纳没有关切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表层下所蕴含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具有的决定性新特点。其次，迈斯纳由中国革命性质推导出新中国的社会性质，在逻辑上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革命性质是由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的，而不是相反。对于社会性质的判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事實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是一个既有资本主义因素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具有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性质在经济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新民主主义经济由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其中，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虽然代表私有制，但是通过政策可以将其引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营经济的助手”[9]。显然，迈斯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所谓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定位是不符合实际的。

其次，对于迈斯纳所提到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社会主义的“狭隘”性我们也不能同意。在迈斯纳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质疑中，生产关系问题首当其冲。事实上，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被消灭，公有制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基础层面已经充分体现。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主义……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10]。这不仅强调了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而且明确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实现的最初途径——由国家来完成。由此可见，迈斯纳设想的“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无异于是思想上的一种急躁冒进。诚然，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走过弯路，发生过曲折，甚至出现过在一定程度上背离社会主义要义、原则的情况。但是从总体上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劳动者当家做主的阶级地位等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并未改变。迈斯纳得出这样结论的原因在于其研究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既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也体现在对中国具体实际的考察上。

虽然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有所失实，但迈斯纳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整体来研究的视角是应当给予肯定的。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前后相继的两个历史时期，不能相互否定，更不能彼此分割。恰如习近平所讲：“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11]因此，我们既要强调改革开放之前的建设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奠定了思想、物质、制度等方面的基础，又要突出改革开放是对改革开放之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的完善，是建立在改革开放之前建设基点上更高效更全面更科学的发展进程。

三、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影响

（一）迈斯纳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影响的分析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影响，迈斯纳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经济成果，迈斯纳给予了高度赞扬。他说：“后毛泽东时代市场改革的经济成果是惊人的”[4]。迈斯纳指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整体性地提高，改革开放使“几乎所有社会阶层和国家所有地区的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都大大高于改革开放初期时的水平”[1]，迈斯纳将这样的改变视为一项非常伟大的经济意义上的成就。

关于改革开放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迈斯纳则不认为像经济影响那么有益。他主要从贫富差距和腐败两个角度展开论述。对于贫富差距，迈斯纳认为，虽然中国人的总体生活水平在提高，但是差距以及由差距所带来的社会不公问题仍然严峻。“中国的穷人不一定会变得更穷……但富人越来越富，他们之间的鸿沟明显在扩大”[1]。由于经济上的差距继而造成社会福利、医疗、教育等其他方面的不平等也日益显著。对于腐败，迈斯纳指责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干部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以权谋私、假公济私、权钱交易的现象，他谈道：“党的官员和干部由于有了政治影响和技能，最容易利用市场所提供的致富机会。”[3]并且迈斯纳将这样的腐败现象归咎为“官僚资本主义”的再现——“政治权利通过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方式来使私人获得利益。”[3]

关于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的影响，迈斯纳认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铺开，“传统价值观和社会主义价值观都被打破了”[1]。在迈斯纳看来，传统价值观规定，保证公民的基本生活是国家的神圣职责，而中国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打破了职工“铁饭碗”和终身福利制度，农村的去集体化改革取消了公社，这些做法使工人和农民纷纷丧失了基本生活保障，这是对传统价值观的背离。迈斯纳还指责，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提出的“致富光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口号，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牟利、私欲膨胀的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平等、无私、奉献等道德标准的否定。

（二）对迈斯纳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影响分析的评析

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实現最迅速发展、国家综合国力得到最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最明显改善的核心引擎。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艰辛努力，“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7]10党和国家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为中国人民认可，为世界人民瞩目。正如习近平所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生命力，就在于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12]中国过去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未来的持续发展也必将依靠改革开放。因此，迈斯纳对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方面成就的肯定是恰当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较早的历史时期，迈斯纳就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贫富分化和腐败问题，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无论对于贫富差距还是对于腐败，都应该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和评价，尤其不能将其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等量齐观，甚至以此来质疑、否定改革开放。

第一，关于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贫富差距现象的确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一差距不但存在还出现过逐渐拉大的趋势。迈斯纳认为邓小平著名的“先富论”为中国出现贫富分化创造了理论上的合法性。可是迈斯纳似乎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在一个经济发展落后的人口大国，如果不让一部分条件优越地区和一部分能力较强的人先富起来，中国最终只能走向“共同贫困”。然而，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物质文化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不仅如此，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进行解读时强调：“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6]364这就意味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贫富差距是社会主义改革所带来的历史性问题，是不可避免的阶段性问题。在追求共同富裕的历史过程中，我们既主张先富带动后富的做法，即率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和群体帮助落后的地区和群体;又积极地探索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政策的调整，可见，缩小贫富差距已经成为我国收入分配政策调整的风向标。

第二，改革开放后的腐败现象。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后，我国官员的腐败现象有所加剧。但是必须看到，腐败是全球性问题，不是共产党所独有，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更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如何抑制腐败、如何惩治腐败，是每个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都必须认真思考和严肃面对的问题。针对改革和反腐，邓小平曾提出：“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6]314的要求。这就意味着，我们既不能因为改革开放而放任腐败的肆意蔓延，也不能因为惩治腐败而制约改革开放，要把两者统一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实践中去。在20世纪90年代初，习近平曾针对“改革必然带来腐败”的观点反驳道：“如果是这样——改革开放不是带来民心的振奋，而是民心的颓废;不是增强了党的凝聚力，而是带来民心的涣散——那决不是我们所要进行的改革开放。我们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都决定了我们不能容忍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我们的目标是：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廉洁的政府、清明的政风！”[13]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提出：“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14]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打击腐败的态度是一贯的、坚决的。此外，迈斯纳再造了一个“官僚资本主义”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腐败现象，这是完全错误的。官僚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典型地存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反动的国家政权和剥削制度作为官僚资本主义存在的必要条件均已被消灭，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没有存在的政治和经济前提。改革开放后我国确实出现了个别党和国家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经济利益的腐败现象，但是，这和官僚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官僚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将国家权力作为官僚资产阶级攫取社会经济利益工具，那么，从自身利益出发，官僚资产阶级对腐败必然会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这一态度也必然会导致在官僚资产阶级执政时期，腐败会以普遍的，甚至是塌方式的形式出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所发生腐败的政治背景已经变化。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人民群众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腐败问题与其自身利益的根本对立，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更进一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人民民主权利的不断加强，党内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党员干部自身素养的不断提高，使得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腐败并不是结构性的。虽然反腐败斗争形势依旧严峻，但是必须承认，党和国家的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是廉洁自律的。

第三，改革开放对传统价值观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作为一场全面深入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的影响是方方面面，其中必然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因此，迈斯纳提出的改革开放影响了传统和现实价值观的看法是可取的。但是，这种影响不应单纯地从否定的角度去解读。事实上，改革之后在国家政策的调整和扶持下，经历了改革“阵痛”的广大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本质改善，认知程度得到了显著提高。因此，从长远角度看，改革开放是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制胜一招，是国家更好地为人民谋幸福的关键一步，是对执政党和国家职责最好的表达。另外，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既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责任，又体现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选择和国民的道德标准。显然，改革开放不但没有摒弃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相反，它推动了优秀传统价值观和社会主义道德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时代传承。

整体而言，迈斯纳对中國改革开放的评价有肯定，但更多的是担忧甚至是质疑。对于我们而言，更有现实意义的是应如何理性地面对质疑、看待质疑、解释质疑。一方面，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15]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既不能脱离现象去凭空臆想事物的本质，也不能使认识仅仅停留在现象的层面，而不对事物本质进行挖掘。迈斯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违反了现象与本质的辩证法。加之，由于立场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异、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使迈斯纳依旧带着“有色眼镜”观察中国的改革开放，这成为他深入探寻中国经济社会变化实质的巨大思想障碍，使得他的结论往往浮于表面或者有悖于事实。另一方面，包括迈斯纳在内的西方学者的担忧和质疑，我们既要及时地了解并做出社会主义立场的解析，又要看到西方学者在谈论中国改革开放时涉及贫富差距、腐败及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的确是我们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必须妥善处理好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这样的启示作用于我们又是有益的。

注释：

① “新的社会阶层”概念是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开放之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主要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六个方面的人员;党的十八大之后，新的社会阶层的定义发生了变化。新的社会阶层被划分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和其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两类。2015年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中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及其政策进行了分别的阐述。文中迈斯纳谈到的“新资产阶级”所指代的对象，主要属于这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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