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曾巩的政治思想

2019-03-30陈司清徐红

新西部·中旬刊 2019年2期

陈司清?徐红

【摘要】曾巩以其文才擅名两宋，他同时也是一名卓有才干的政治家。身为儒者，曾巩十分推崇仁政和对道统的追寻；同时他适时而变，主张以灵活变通的态度对待儒学思想。在灵活变通的基础上，曾巩积极谋求改革弊政，从民本思想出发，提出了与王安石相对的改革思想，即“从长计议”“节用裕民”的政治主张，极力反对繁法扰民。

【关键词】曾巩；崇儒；民本；弊制

曾巩厕列唐宋八大家，尤以散文著称于世，近年来对于曾巩的研究多涉及其文学成就，对其政治思想关注较少。曾巩一生偃蹇不偶，科场蹭蹬，同时又卷入北宋中后期党争的漩涡之中，致使晚年疲于转徙各州，政才难施。曾巩所处之时，正是弊政丛生、人心思变的时代。身为醇儒的曾巩，似乎无法像王安石那样锐意激昂，但又不似一般儒者袖手谈心性，作为有宋一代胸怀天下的士大夫，中正平和的曾巩提出了不少具有时代特色的政治思想。

一、对儒学的尊崇

曾巩不仅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对儒学推崇备至的醇儒。少年时期的曾巩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专于儒学，他在《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略显自负地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以，家世为儒……非徒嗜皮肤，随波流，搴枝叶而已也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1]自信地向欧阳修自荐，认为自己对儒学的推崇绝非流于表面，若他日能成为欧阳修的学生，在儒学上定能占有一席之地，拳拳之心可见。壮年时期的曾巩亦砥砺初心，“日夜刻苦，不敢有愧于古人之道”。[2]观其一生，“家世为儒”的曾南丰无疑是儒家思想的绝对拥趸者。纵观北宋儒学的流变，自唐朝韩愈辟佛、北宋欧阳修复兴儒学以来，佛教仍在宋朝流行，冲击着儒学，佛教不断地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逐渐走向世俗化，其寺院和僧尼的数量超过唐朝，宋人有“家家观世音，处处弥勒佛”的说法。这样的局面是醇儒曾巩所无法容忍的，他曾在《鹅湖院佛殿记》中大加鞭挞兴修佛殿的弊端，“今是殿之费……或累累而千万之不可知也。其费如是广，欲勿记其日时，其得耶？”[3]曾巩指责，国难当头时建造“其费如是广”的佛殿，是劳民伤财之举。由此观之，曾巩崇儒斥佛的态度是分外鲜明的。

曾巩崇儒在政治上的重要表现是以仁义教化百姓，从而达成天下大治。面对当时北宋部分儒者仁义泯没、重刑趋利之现状，曾巩忧心疾呼：“近世学士，饰藻缋以夸诩，增刑法以趋向，析财利以拘曲者，则有闻矣。仁义礼乐之道，则为民之师表者，尚不识其所为，而况百姓之蚩蚩乎！”[4]世之大贤尚未以仁义为己任，又何况百姓呢？故世之大贤应担起仁义之责；为官者不施以仁政，反而重刑趋利，又如何教化百姓呢？因此，欲以仁义教化百姓，必须推行仁政。而且，曾巩在《战国策·目录序》中更是直接强调了推行仁政的重要性，“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作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5]他认为国家治乱与仁政的施行存在必然联系。那么，如何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呢？曾巩主张以《周礼》为依据改定官制因为《周礼》的核心内容是以“礼”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就包括设置各项官职教化、管理百姓，使其遵守伦理规范。于是曾巩就依照《周礼》着重论述元丰官制改革问题，“陛下方上稽《周礼》，旁参《六典》，以更定官制。”[6]《周礼》作为典章制度的集中体现，正是由于采摭先秦政治、经济、仪礼诸制，一定程度与曾巩以仁义教化百姓的要求相符合，致使曾巩将其融会贯通到自己的政治思想当中，以先王之成法治天下，可谓经世致用之儒者。

在仁义的基础上，曾巩更是关注道统的重建。他极其推崇“文以明道”的韩愈，在给欧阳修的上书中言：“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7]即将道统从尧舜、周公、孔孟接续到韩愈，再到欧阳修。作为欧阳修的门生，曾巩此言虽有溢美之嫌疑，不过大抵是准确的。曾巩推崇三代以来直至欧阳修的“圣人”之道，实则也隐含着自己作为欧门弟子亦需继承道统的决心。对道统的重建是有宋一代士大夫们致力于“回归三代”的表现之一，“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8]士大夫的“三代”意识尤盛于仁宗之世，这正是曾巩所处之时代，曾巩的思想可谓因应了时代之风。

不过这种对于三代的追寻也存在弊病，即出现世人崇古贱今的思想倾向，使得此等崇儒思想易流于空泛疏阔，脱离社会实际。但曾巩不一样，以“严毅谨肃”著称于当时的曾巩绝非泥古不化之儒，他提出，“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9]曾巩认为，在不同的形势下，圣人之道可以不变，但治国的方法、策略是可以调整的。面对北宋中后期势在必行的改革之势，曾巩趁势论道：“盖作宪垂法，由古以来，其于大体有不可易者，虽唐虞三代未尝易也。至于缘人情，因世故，斟酌损益，有不可不易者。故虽唐虞之际極盛之时……亦岁有更革。”[10]即使是三代极盛之世，因其世故人情，亦有不可不易者，更何况亟于更革的当世呢！那么如何将“不易者”、“不可不易者”与当时政治融会贯通？曾巩开出了他的良方：“陛下更制改作……夫能审其不可易者而因之，断其不可不易者而更之，惟当而已，然后可谓明制作之体。”[11]由此观之，曾巩虽强调参照古法，但也注重“考诸当世之宜”，固守与变革、崇古与适时均无胶柱鼓瑟之偏执，足见其崇儒思想的变通。

曾巩以一位醇儒的视角，透析北宋社会现状，以一种灵活变通的态度对待儒学思想，使得“万世不易之大法”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这样的一种变通思想也就成为曾巩崇儒思想中的一大亮点。

二、改革弊制的主张

与灵活变通的崇儒观相适应，曾巩亦有着积极谋求革除时弊的思想，体现了富国强民的政治抱负。面对北宋中期内忧外患、弊政丛生的局面，人心思变，醇儒曾巩也深受儒家“以天下为己任”济世思想的影响，痛恨弊政之误国，欲谋求改革以兴利除弊。曾巩在《上杜相公书》中积极应和了杜衍为相期间的变革之法：“立州县学，为累日之格以励学者；课农桑，以损益之数为吏升黜之法；重名教，以矫衰弊之俗；变苟且，以起百官众职之坠。”[12]曾巩对杜衍立县学、定农时、重名教、变苟且等变革举措给予了充分赞扬，并对杜衍不顾朝廷奸邪的嫉恶，奋然改革的行为深表敬佩。纵观此时的朝局，恰是杜衍、范仲淹等因庆历新政失败而被黜离职之时，曾巩此时写信与杜衍，一方面突显其刚正耿介之为人，绝不趋炎附势，另一方面更可见其改革弊制的决心。

青少年时期的曾巩心系庙堂，积极谋求改革弊制。步入仕途后，时随事迁，曾巩的改革思想也在不断发展成熟，对民本问题的关注凸现出来。曾巩家道中落，于乡间耕读十余载，人至中年步入仕途，后又转徙各州担任地方官，深知民间疾苦。中年的曾南丰已不再是那个锐意满怀的少年了，他深感天下应以民为贵、以民为本。

曾巩从民本思想出发，阐述了他改革弊制的思想。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变风俗、立法度，曾巩以为扰民过度，故以好友身份相劝于介甫，但无疾而终。关于曾、王之间政治改革上的分歧，可集中见于曾巩的《与王介甫第二书》：“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违倍之情生；偏听摘抉之势行，而谮诉告讦之害集。己之用力也愈烦，而人之违己也愈甚……待之以久，则人之功罪善恶之实自见。”[13]显然，曾巩对王安石变革措施中急功近利、繁法扰民等举措不敢苟同。由于宋朝积弊已久，因循苟且之气早已蔓延，此时若施猛药，必生滋乱，反而使改革付之流水。所以曾巩更强调养民之性，需先施以教化，再徐徐图之。如若不先施行教化，而欲“责善于人”，其结果必然是“用力愈烦，违己愈甚”，最后唯有诉诸刑罚，这是极为失策的。故而曾巩强调施政者需从长计议、循序渐进地推行变革措施，这是他变革思想的基本原则。

具体来看，曾巩的改革弊制思想，以理财思想较为突出。北宋中期，由于西北战争与土地兼并的加剧，财政危机凸显，财政制度的改革成了朝堂议论的焦点。有学者论道北宋朝局言：“概括的说，是以‘开源为主，或是以‘节流为主，士大夫们形成了两大主流派别：即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富有开拓精神的开源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思想保守的节流派。”[14]而曾巩政治思想的基点是泽民，所以财政上他主张“节用裕民”，认为：“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之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15]节用与否直接影响民之贫富，而民之贫富又与天下治乱紧密相关，节用的现实意义可见一斑。曾巩的节流思想不是泛泛之谈，而是有着具体措施，如针对当时“三冗”中的冗兵问题，曾巩主张“复兵于耕”，[16] “古者有常农无常兵，今也有常兵无常农，兵日以愈蕃，农日以愈贫，治之所以未孚者以此也。”[17]募兵制造成的庞大军费开支已成为朝廷沉重的财政负担，故而需“择旷田，募今投而为兵者伍而耕，暇而肄武，递入而为。”[18]这种兵农合一的办法对于改善兵之冗、农之废、边境之防御具有明显效果。

曾南丰节流的政治观点无一不显露出对“吾民”的关怀，反对用“取”的手段与民争利以增加财政收入，而是通过节流来使财政充赡，可谓利国利民。但这种主张虽然理论上可以达到“国与民同富”之功效，实则难以贯彻实施。此时的北宋积弊日久，积重难返，若曾巩这般“待之以久”的政治方针在现实中实施起来，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与官僚集团的冲突，因为曾巩节用之思想是预设在统治阶层高度自觉的基础之上的，这样做显然阻力极大，且难有成效。曾巩曾明确批评介甫“况今之士非有素厉之行，而为吏者又非素择之材也。一日卒然除去，遂欲齐之以法，岂非左右者之误而不为无害也哉？”[19]认为王安石的雷霆手法“用力过猛”，致使谤怒中来，但历史证明，王安石变法解决了北宋不少实际问题。而今观之，雷霆、雨露需协调冲和，方能发挥最大功效。对于曾巩改革思想的保守与王安石改革的“大刀阔斧”，我们可一体两面来看待。

三、结语

偃蹇不偶的曾南丰身入仕途，转徙六州；心系百姓，奔走呼号。相比于同時代儒释道贯通的苏轼、得君行道的王安石，曾巩政治思想的独特性在于，他近乎于“迂”地坚守儒家阵地，又能适时地从不变中总结出不得不易者，以服务于当时，其变通思想颇为难得。在改革思想中，曾巩能从上层、基层同时开方，以民为本，虽流于理想，但不乏为当时大刀阔斧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一种反省的路径，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4][7] 曾巩.曾巩集（卷十五）.上欧阳学士第一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8.231.

[2] 曾巩.曾巩集（卷十五）.上欧阳学士第二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8.233.

[3] 曾巩.曾巩集（卷十七）.鹅湖院佛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8.287.

[5][9] 曾巩.曾巩集（卷十一）.战国策目录序[m].北京：中华书局，1998.183、184.

[6] 曾巩.曾巩集（卷三十四）.再乞登对状[m].北京：中华书局，1998.492.

[8] （元）脱脱.宋史.卷三，太祖本纪.

[10][11] 曾巩.曾巩集.卷三十一，请以近更官制如周官六典为书札子[m].北京：中华书局，1998.460.

[12] 曾巩.曾巩集（卷十五）.上杜相公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8.240.

[13] 曾巩.曾巩集（卷十六）.与王介甫第二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8.255.

[14] 马玉臣.略论曾巩的经济思想[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15] 曾巩.曾巩集（卷第三十）.议经费札子[m].北京：中华书局，1998.451.